这篇琐记文中，还说到东平的这样一个小节：
有一次，大概为了职业问题去会过一个前辈先生，回来，气极了，他说：“他叫我当新闻记者。意思是我当作家不会有前途。妈的，尽管没饭吃，改行是不改的！”
胡风为悼东平写诗云：“惯将直道招奇运”。
由此看来，东平此人，思想、性情、才气，都与绀弩颇有相通相似之处。这正是绀弩对东平生前深契、死后深念的原因。绀弩本人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他有诗曰：“天涯胆肝藐雄才”，能让他真正钦慕的人并不多。在他的诗文中流露出的对东平的敬爱和感情，是很特别的。
绀弩把东平的死与鲁迅的死，联系在一起思考，由此而想起“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他写道：
我想，一个人的诞生、成长，是如何的不易。社会的既存势力无时无刻不向每一个人威胁利诱，要他变成无知，要他成为自己的俘虏，好让历史的车轮永远停滞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天才，我们的智慧的火，不知受到多少先觉的启迪和多少血的事实的唆示，自己更不知经过多少挣扎、奋斗，在艰难险阻、迂回曲折中逐渐长成。等到长成了，能力、智慧，正要在人类的花园开花结果；正要成为人类的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正要像发动机一样挟着人类的运命向前飞跑的时候，而一只可诅咒的黑色的大手，不知从什么地方伸来，毫不容情地，把他攫取去了……社会与自然不但吞蚀已经长成的天才，还故意苛虐正在成长中的同样人物，不知多少人还只刚刚露出一点头角，却“坎坷流落，终于夭亡”（鲁迅语）了。
这段话多么深邃，多么鞭辟入里！某种可怕的势力，总在扼杀天才，不仅是鲁迅，不仅是东平，东平“不是最初的一个，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因而，绀弩痛心疾首地说：不能不为整个人类悲痛！
当他写这篇《给战死者》的时候，当他写到“所有的人类天才和战斗者的运命”，写到东平的死“大概也不会是最后的”这句话的时候，是否同时也想到了他自己今后的命运呢？是的，他虽然没有像东平那样过早地被杀戮，而他一生中屡屡与扼杀天才、扼杀战斗者的“黑色的大手”相遭遇，也曾历尽坎坷、几乎夭亡，对于这些，似乎都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似乎他在哀悼东平的时候，就想到自己会是继东平之后再次被扼杀的一个了。
杜甫写到李白的遭遇时，有诗曰：“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可见，对天才的扼杀，自古皆然。
杜甫同情郑虔的遭遇，亦有诗曰：“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意思是即便永诀之后，到了九泉之下仍然是交情如故的朋友。
现在，绀弩已经和东平在九泉相逢，重温他们昔日的友谊，他们也一定还会关注着当今世上的天才和战斗者们的命运吧。
暮年自喻散宜生
假如聂绀弩不是被打成“右派”，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也许他会发奋工作，“不知老之将至”。然而，一戴上“帽子”，两年半的北大荒流放，就使他很快步入了老年，诗中出现了“半壁街人亦老翁”的喟叹。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所说的，其实是人的学识修养的成熟，和思想境界变异的规律。至少对于读书人来说，这个规律都是适用的。
聂绀弩60岁前后的生活，可以说就是三件事：写诗、写字、读《庄子》。这大概可以算是他“耳顺”的表现。
他用过很多的笔名和别名，到晚年时，他把诗集定名为《散宜生诗》。用“散宜生”这个名字，是庄子思想的影响，也可以算是他“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表现吧。
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写道：
赠人伐木句云：“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不知何以忽得此二句，窃自喜之。以为不枉读了一回《庄子》。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以不材终天年。少时常见人自称散人，以为散是闲散。及读《庄子》乃知为不材或无用之意。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尤然）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即偶有成就，亦微不足道，故自称散人……周文王的“乱臣”九人中，有名“散宜生”者，此名了无含义则已，假定“名以义取”，则恰为“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老夫耄矣，久自以为散人散木，无志无才，唯一可述：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因窃假“散宜生”为号，而命所做诗为《散宜生诗》云。
《庄子？人世间》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石的木匠，要往齐国去，走到曲辕那地方，见神社中有棵栎树，树身大到可以蔽牛，量度其粗达百围，其高临山十仞才有旁枝，那一部分材料就足可造十只船了。虽然这树引来了观者如市，匠石却不屑一顾，径直往前走了。他的弟子饱看一阵后去追问匠石，匠石说：散木也！做船就沉，做棺椁就速腐，做器具就速毁，做门户就出油液，做房柱就虫蛀，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所以它才那么长寿。
聂绀弩研读庄子，深受浸淫。他取“散宜生”为号，似指颐养天年，实际也是别有深意的。诚然，知识分子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而知识分子往往还有另一方面，即是杜甫所云：“落日心犹壮”。辛弃疾曾说“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其实他的忧国之心一直跳荡在他的词中，总也不能老尽。
儒家的“治国齐家平天下
”的思想传统，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灵魄中。许多读书人到了晚年都以清心寡欲的老庄哲学自表，却又免不了“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李白语）。正是：老庄其外，儒学其中。聂绀弩也是如此。他一面研读庄子，一面又在天天谈论国际国内的形势。
议论国事欲何为
在阶级斗争搞得草木皆兵的时候，许多人都钳口结舌，生怕惹出祸事来。聂绀弩却似完全不知明哲保身的道理，对时事每有非议，而毫不顾忌。前面已经引述过不少他的言论，下面再摘录几段他对形势的评议，以便深入观照其暮年人生。
1964年2月1日晚间，聂同友人谈到中法建交，说：中法建交这一幕，远因还是导源于前几年我们的生产实在太差，赫鲁晓夫一看和你们合作不但对他不利，而且可能把他拖下水，因此决定拉紧美国，扔掉我们。现在看得出来，不到社会主义就不知道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事情说来好像荒唐，可是事实就是那样摆在面前，你不学资本主义制度，不依靠资本主义国家你就不行。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法国和我们一拉就上，就清楚了。固然法国的目的也很清楚，是借我们来同美国较一手，我们是借法国来打开缺口，扩大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1964年10月18日上午，同友人谈到赫鲁晓夫下台，聂说：赫鲁晓夫这一下来，也许对国内有些好处，要知道国内的情况绷得那么紧，完全是跟苏联唱对台。你越向东，我就越向西，你苏联说我们对知识分子过“左”，我就更“左”给你看。现在赫鲁晓夫下来了，目标没有了，也许会有很大好处……要知道国内许多事情都是从国外来的影响，“五七年”（“反右”）是由匈牙利引起，这是真的。解放以来干部贪污腐化从党内起，从领导起，而不是从党外起的，当时整风确实也是希望整党内，开始是这样的，可是有一股力量把它一扭，就对党外搞起来，借口匈牙利，对知识分子搞起来了。而党内，贪污腐化依然存在，并且一天天厉害，领导矢口不认，“大跃进”做了许多错事，从“反右”、“大跃进”、“农村政策”到“三面红旗”，全都错了，那怎么办呢，用反修来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国外去，一方面提出“四清”把国内问题推到地主阶级身上。解放以后地主已经像狗熊一样，你叫他站他就不敢坐下来，还敢胡作非为？胡作非为是干部，是党内的领导干部。“四清”，既然要发动群众，就把大学青年知识分子全都调下乡去，又不能让这些终日在课堂和书房里的知识分子看到这问题是干部和领导身上出的，于是就找着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加上个地主头衔，这就是“四清”。总之政策错了，事情搞坏了，就往地主阶级身上推。
1965年2月6日，晚饭前后与友人闲谈，谈到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聂站起来，一面抽烟，一面激动地说：多少条也好，反正是一个人说了算数。你要知道，以前满城风雨的闹“四清”，是要搞基层干部，现在一发现基层干部不好搞，谁都有问题嘛，你都整掉，那谁来办事呢？这才转移目标，说是对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看样子当权派是要整两个的，借此来打打圆场。要知道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主义，（我们下面有些情况）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搞封建主义的。你说农村基层男女关系乱得很，可是这些男女关系并不是自由恋爱，不是资本主义出钱来买人家的肉体，而是用权力压迫你给予他发泄，是有类乎从前那些酋长们的初夜权的性质，这是十分残酷的封建行为。现在一个村子里的大队长奸污十来个妇女的事不稀奇，过去有什么妻妾的名义，现在只不过无其名而有其实。可是这还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在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上，书记就可以决定一切，这个实质上就是皇帝。遵义会议以前，党是不统一的，各自为政彼此各搞一套，还闹意见争权位，这是不好的。“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起码他把党统一起来了嘛，一直到“五七年”前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五七年”前后就变了，往往借一点儿不值得一笑的理由搞得满天风雨。拿文艺界来说，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来开始，俞平伯算是个什么人物，他的一本小书又起得了什么作用呢？用千钧之力来扑一个虫。一看俞平伯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就牵扯到在国外的胡适身上，国内的文艺界也毫不相干，恰恰胡风在这个时候来强出头，说了几句话，好咧，借此就兴大狱，搞肃反，于是就把你我这些人都拖进去。
我们有很多事情非常天真幼稚，拿“反右”来说，当时你是打躬作揖，请客，报上公开号召大家讲话来帮助党整风，那时果然就有人出来说些心里话，一听原来有这么多意见，不得了，就掉转矛头来对付这些人，一个一个加上个阶级，把他作为专政对象，你我就莫名其妙地叫做资产阶级……
现在首先要问，“六零年”的灾荒是怎样的政策造出来的，全国那么严重，农民饿死了多少，现在我们当然没有材料，有了材料也不敢谈，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在基层干部？基层干部有力量订出命令叫全国大炼钢铁，把什么都拿出来熔掉毁掉，那时又是谁们在领导呢，当然不是我聂绀弩！
不要担心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几年后死光了就没有斗争，阶级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你我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