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的时代,与当下的时代相比,会有很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意识的,也有物质的;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回头观望过往,一方面,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荒谬、可笑、不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想到那些事情所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如果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我们就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和那些人们。
聂绀弩正是这样一种姿态。他以最犀利的目光,洞察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发出了慷慨激昂的议论和抨击,并因此酿成犯罪,遭受迫害,然而,当他得到彻底平反,别人都为他歌颂的时候,他并没有以英雄自居,没有以一个胜利者的傲气再去批判他人,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责难组织,也没有指责社会。
聂绀弩出狱不久就开始写作,一面整理旧著,一面撰写新作,充分利用他有生之年,出版了大量著述。我们看到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没有再翻腾昔日的政治恩怨。思想家不会到某些个人身上去泄愤。他深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动乱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指责有负于他的朋友,没有指责处理过他的司法机关和领导人,也没有像我们大家那样义愤填膺地狠批林彪、“四人帮”,更不像有的文章由批极“左”而牵连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社会主义。反而,他在《怀监狱》一文中,肯定了专政机关中的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
曾有人表示不赞成聂绀弩为监狱说好话的文章,为此,聂在致舒芜的信中写道:
……我知道有很可怕的监狱,有不少人在里面被折磨被谋害而死,但我未进过那种监狱。如果写文章不是为了某种一时狭小的需要而造谣说谎,我没有什么错误。其实又何曾把一切监狱的好处都写尽了?例如北京监狱收的学生最多时,我听见别的号里,有一个大概是初中女生的声音说:“解放军叔叔(那时监狱由解放军看管),替我把窝头烤一下!”这监狱说坏也真坏,连初中女生也关进去了。说好也真好,犯人能叫看守给烧窝窝头!
接下来,聂绀弩在这封信中还写到北大荒:
北大荒无论怎么说,也难说是什么理想的人间乐土,但要说是“生非生兮死非死”(清代吴梅村的诗)也谈不上。“右派”劳动队先后几百队员,如吴祖光、尹瘦石、胡考、刘尊棋、黄苗子、丁聪等,除了我年近六十,干不动活,不免多被吆来喝去以外,大家和全体都一样干得欢,吃得欢,玩得欢,讲自己如何被划为右派的经历讲得欢。我没见过一个流泪,我自己也从未感到要流泪,像读鲁迅的《故乡》里的闰土喊他做“老爷”时的那样。
读了这两段话,或许让人会问:老聂是否变了?没有“火气”了?当我们继续往下读这封信的时候,就会看到老聂依然气节不衰,守正于心。原来写给舒芜的这封信,缘起是吴伟业送人流放东北时写的两句诗:“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聂绀弩借题发挥,讥讽这位清代诗人的软骨,也表明了自己的临危不变、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信中继续写道:
不知吴伟业有送人入狱诗没有。如果有,他想象的监狱应比东北更不生不死。说到这里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吴公未到过东北,也未入狱,却把东北和监狱想象得比实际可怕到不知多少。自己是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所以清廷要他做官,他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不做官。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多少呵!似此,《怀监狱》是否会使人不怕犯法,不得而知。若能让诗人吴梅村的骨头稍硬一些,那意义就大多了。
如果说聂绀弩晚年有变化的话,那是他经过炼狱的锻淬,更坚韧、更纯真、更超尘绝俗了。
他被捕被判的重要原因,是他发表过很多对毛泽东主席不满和激愤的言论,那是他的真实思想。但他在监狱中认真读“毛著”,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出狱之后再没有说过和写过任何贬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词。他在写给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申诉书中,表示平反以后还要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最后以《中国古典小说》等论著的出版,兑现了他的诺言。这就是聂绀弩晚年的率真。
1977年10月,正当聂绀弩出狱一周年之际,他在给黄苗子的信中,写了一句由衷之言:
我尝觉公,我,祖光,瘦,迩乃至永玉,固均属落后分子,但实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且歌社并不违心……
——我们包括吴祖光、尹瘦石、陈迩冬,乃至黄永玉这些人,固然都属于落后分子,但实际我们都是真正有见识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有时或曾写作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而且决不是违心的——聂绀弩从来不说违心话呵!
我们把聂绀弩档案材料拿了出来,如果只是为了回忆一段历史,那就没有大的意义。那些风风火火的历史,那些是是非非的纷争,那些恩恩怨怨的人事,恶战与詈骂,凶虐与荒诞,狂笑与哀哭,灼热与阴冷,早应该淡忘了。我们重新阅读这些材料,唯一的意义,在于从中发现和汲取我们需要的文化。我们从这些材料中读取的,正是世世代代的优秀的文化人所传承的那样一种精神操守,或者说是世世代代的诗人们的经典诗篇中所缭绕贯射的一脉诗魂。
聂绀弩逝世前,在怀念伟大诗人屈原的一首诗中,就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经典名句:
思君不见人空老,骚卷长撑宇宙间!
结语
自我发现这些档案材料以来,心上就有了一种重负。聂绀弩这样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他的那些绝非寻常的资料,怎么就凑巧让我碰上了呢?既然到了我的手头,岂忍使其埋没丢失呢?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我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刑案实录公之于世,这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我除了正式职务是当过法官之外,只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尤其是旧体诗的爱好者。也许正是这么一点爱好,成为一种缘分,使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作者。
名为作者,其实并无著作之实。因为这本书,基本内容是原始资料的辑录。我的工作只是搜索档案,发现材料,选取剪裁,把零散的材料分别安顿在各个标题下。同时,穿插了一些连缀的话语,虽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也起到了衔接贯通的作用,使那些零散的材料成了文章一样的东西。
原来只是一些单独成篇的短文,撮合到一起,大体像一本书的样子了,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绽,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这种写作过程,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笨拙的裁缝,最后总算把一堆碎散的布料,连缀成衣了。
时光荏苒,握笔尝喟。斟酌改稿之际,不觉时近晚秋。我望着院子里树枝上的绯红的果实,心中禁不住对聂绀弩先生深深怀念。我想把这一本书,作为一枚秋果,敬献于先生灵前。我似乎感觉到了,先生以微微颔首的诙谐,接纳了我的这一点心意。他的确仍然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将与我们伴随永恒。
(原载《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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