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夜宵后，步行到动物园附近，聂叫了人力车，同往他家，在那里又聊了一阵。
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
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
从上面这个报告前言来看，此人有意刺探情报，拿了好酒请聂绀弩，以使他“酒后吐真言”，把“反动”思想暴露出来，这具有明显的引诱的性质。报告专门加了一句说“破去不少钞”，意思是“得到了一点东西”（得到了聂的“反动”言论）来之不易呵！在那个年代，中级领导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一百多元，普通干部月工资不过几十元，如大学本科毕业工作转正后为22级，北京工资为56元。一顿饭花去二十多元，实属高消费了。把消费写到报告中，既是表功，又像是有意要求领取活动经费。当然，时隔数十年，人事更迭，当事者多已不在人世，我们现在很难去了解更确切的情况了。
这份报告中关于聂绀弩那天晚间的谈话内容，共写了10页，主要是针对毛泽东主席的不满言论。其中谈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问题，聂如是说：
现在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非解决不可。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不解决呀，什么革命，什么民主，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逻辑，形式逻辑都讲不通，都要破产！批评一个人事处长的小干部，你就说他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说得通吗？“反”字，这么容易扣呀！这样被搞成“右派”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是想推翻你这个政权吗？就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也不是说他们想（与共产党）平起平坐。想当副总理，可是人家想当的副总理还是你这个政权的副总理呀，他们并没有要推翻你这个政权。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聂绀弩）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我们什么都说了，我们不负任何责任。要是照我们的意见，哪会弄到今天这种样子！
他们不认错，行不行？不行！现在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民主与科学的问题。你不解决这个问题（指“反右”），民主与科学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什么办法也没有。
他们当然不想解决，也不愿意解决，但是形势逼得他们非解决不可。对个别的人，他们还是要解决的。听说高汾（《大公报》社）的老婆已经恢复了党籍，先前还不是让她和我们一起劳动改造？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当然我不好说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这不是几个人的事嘛，这是45万人的事，45万！这一定要有一个交代。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这非搞清楚不可，非根本解决不可。一个一个解决，绝对不能解决问题。你就把冯雪峰、我聂某人的党籍恢复了，恢复原来的职位，还让冯雪峰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我当副总编辑，并且赔偿我这几年来的工资，也不能解决问题。就算他们让我当文化部部长吧，这总算满足了我最高的愿望了吧？我也不能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们去干了，那一班现在爬上去的人怎么办？他们本身没有什么错，他们因为执行你的方针政策上升了，你叫他怎么下来？这就是现在的根本问题。把一些老的科学家，老的干部都打下来了，让一般干不了的人上去，他们什么也搞不好。一切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把马寅初打垮了，你替马寅初写墓志铭，只要写“公讳寅初”这几个字，就比那些不知名的来得响亮。人家可以把学校办好，他们那一般混蛋就没办法，你要不要科学？这个问题一步一步地逼来了，非根本解决不可。
我们这些读书、写文章的人，过去都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以为我们不懂得政治。其实现在懂得政治的只有我们……（声音激越）瞧吧！我们懂得辩证法，我们相信辩证法，封建主义总是要进棺材的。
报告后面的落款为“1962年9月12日下午”。
报告所录聂绀弩关于“反右”问题“非解决不可”的谈话，现在看来，聂绀弩似乎过于激动，尤其酒后，出言未免失控，但他满含着愤慨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某些观点，不失为犀利而深刻的理性判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终于对“反右”问题作了全面纠正，回头看去，应该说聂绀弩当年的言论是富有政治预见性的。
聂绀弩当时所说的解决问题，不是要求为自己平反，也不只是为错划“右派”的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他说的是要分清谁是谁非，是要从民主和科学的高度上解决问题。
1957年的“反右运动”，致使五十多万人被划为“右派”。聂当时说“45万”，数字还说少了。在那种极“左”的政治运动中无辜遭受挫伤的，如聂所说，有像马寅初那样的老学者，也有像那个“批评人事处长”就被戴上帽子的年轻人。尤其是血气方刚、富有才华的青年知识分子，占了“右派”的大多数。1959年至1964年，中央就曾先后分五批摘掉了约30万人的“右派”帽子，但是，用聂绀弩的说法，摘帽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直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之后，在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反思中，才开始了对极“左”路线的政治清算。
1978年4月，中央做出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随后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后，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当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为“右派”摘帽工作，到1980年宣告结束，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人。
聂绀弩关于解决“右派”问题的言论，发表在中央决定的十几年之前。他的言论在当时是政治上绝不允许的，当然是要被视为“反动”的东西，要被列入打击对象的名单中的。
大约从1962年9月以后，聂绀弩的写作和他的言论就被公安机关通过不同渠道频频搜集上来，而且多次被摘编报送高层领导。1964
年12月专政机关的简报上就以“聂绀弩反对文艺界整风，恶毒攻击毛主席”为题，编报了聂的言论。
有关负责人曾先后对聂的问题作过批示：
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要继续了解聂的情况，并调查他的历史，做好处理的准备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各行各业都有不少人被捕或关押，但聂绀弩的情况与别人不尽相同。他不是红卫兵揪出来的，不是抓叛徒、特务、走资派抓出来的。他的被捕，非出偶然，公安机关盯梢已久，镣铐是早就为他准备好了的。《公安六条》的发布，可以说是“明因”，也是“后因”；本文所说的，是至今鲜为人知的暗因和前因。
聂绀弩一直都认为，与他交往的都是“右派”朋友，是物以类聚，他们在一起谈心是“人生一大乐事”。然而，他完全没有想到，举报他的人，很可能就是与他过从甚密的文艺界人士，很可能就是他的“右派”朋友圈子内的人。呜呼，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一锅大杂烩菜，要肉有肉，要素有素。
譬如说，既然有一种献身文化，也就会有一种保身文化。中国的读书人，大都深受大义献身精神的浸染。正如鲁迅说过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聂绀弩就属于这样的人。灵魂里深存大义，性情便是耿介正直的，这就容易忽略明哲保身的道理。而那些很通透保身哲学的人，大都是一些假文化人，他们为了保全自身，往往不惜出卖朋友。读书人对于混淆在朋友圈子内的假读书人，往往缺乏戒备，结果让他充当了侦探的角色，朋友们私下言谈被统统告密，直至祸在旦夕而仍无知觉。
特别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候，饭后茶余的笑谈戏语，一经告密，都会上纲上线，无意之间就会被置于死地。聂绀弩这里就有两个例子，都是因为一半句闲话，被抓了辫子。
关于说林彪和江青有什么暧昧关系的话，谁也不会相信这种荒诞无聊的闲言，无非是有人对林、江政治上不满而信口说出来的。聂绀弩在和朋友们喝酒时，把他听到的这闲话说给大家当个笑料，解颐开心而已。结果被告了密，变成“攻击和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头等重罪。在此之前，虽然聂绀弩已有很多言谈和诗作被举报，虽然他已被列入准备打击的对象，但公安机关并没有动作。等到闲话林、江关系这个报告上去之后，立刻成了火候。逮捕令的正式发出，一是碰上了《公安六条》颁布，二是这句闲话起了关键作用。
1965年11月2日晚，聂绀弩、张友鸾等多人，合请香港《大公报》来京的陈凡，在聚丰园吃饭。席间，周绍良问起香港商务印书馆能否出版内地寄去的稿子，陈说他不清楚，但知道他们人少，编辑工作忙，出书慢，错字多等等，这时聂绀弩说：“我托你办一件事好不好？”陈问：“什么事？”聂笑着说：“给我到‘香港商务’搞个编辑做做。”陈笑说：“兄弟人微言轻，此事不见有效。”聂又说：“你说说看嘛！”陈笑说：“说说可以，只怕商务方面当作耳旁风而已。”聂、陈这么两句对话，立时被举报，领导机关就认为聂有“叛逃”的危险。本来是酒饭间随便说说，那种时代想去香港哪有那么容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些年，广东有很多少男少女想偷渡去香港，被从海上抓回来办学习班，也有不少人泅水被海浪吞没了。聂绀弩既知不能办，就不该提这话头，结果被告发，被认为他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想外逃叛国，于是加强了对他的监控。
古人早就说过：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又有道：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
诗狱最是莫白冤
法院的判决书认定，聂绀弩“大量书写反动诗词”，收入档案的这方面的“罪证”也确实够大量的。大略估计，包括聂绀弩的手稿、举报人抄录件及办案机关报告中引用的篇什，共有诗词二百余首。
中国的诗，从《诗经》就有“诗无达诂”的说法。因为诗是一种极精炼而含蓄的文学艺术形式，其含义不是简单明了地浮在字面上。每一首好诗对于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情境中去赏读，都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所以很难做出一种确切的解释。很多名作，多家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