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妙。许多普通中学的学生，解放初期顶多几岁，都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现在要划起阶级来，这还得了，现在社会上都人心惶惶……”
1965年那次“社教”运动虽然没有整到黄永玉，但也并不完全是虚惊一场。聂绀弩虽然劝说黄永玉“不要慌张”，其实正是由于黄永玉准备将诗稿交代出来这件事，引起了他的警醒。聂烧诗的动机大概也是由这件事引发起来的。
几首咏猫的“反动”诗
聂绀弩虽然有了“政治警觉”，虽然采取了焚烧诗稿的行动，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写诗活动早已被控制在专政机关的视线中了。
在阶级斗争被极端地扩大化的年代，文字狱的阴影很可怕的时刻笼罩着知识界。然而，一些正直的文化人并没有因此而放下手中的笔。聂绀弩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也许是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良知，专政机关的眼睛早已经盯上了他，但他自己毫无觉察。他每写下一首诗，很快就会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中。
1963年7月，一份材料送到了专政机关领导的办公桌上：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聂绀弩，最近又写了十多首“咏猫”的诗，内容半属反动，半属色情，从这些诗可以看出，他仍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现将诗中反动性较明显的选录几首如下：
黑猫
社会主义是花，社会主义是朵，
花前朵下黑猫，酣睡蘧蘧是我。
阔猫
日攘一鸡扰户庭，坐观群鼠倒油瓶，
笑它鼠辈真多事，计议赠君九子铃。
老猫
画虎不成改画猫，画猫反类锦毛虎，
不随鸡犬去登仙，要捉人间白日鼠。
接到上述报告，负责人即批示曰：“聂这个人要注意观察。”
这个批示还算温和，如果聂绀弩此后不再继续写这种“反动诗”，不再让人家“观察”到什么，也许会安然无恙。问题是聂绀弩本人全然不知自己受到了“观察”，他还要不断地写诗，也就不断地被报告，上面的批示也就渐趋严厉，直到后来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送入监狱，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上面三首咏猫诗，为什么会被定性为“反动诗”呢？
《黑猫》写社会主义的花朵之下，猫儿优哉游哉酣睡，这显然是讽喻笔法。以此比喻那些挂着漂亮的招牌，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这不是批评个别人，而是讥讽时事。
《阔猫》对时政的讥诮又进了一步。“日攘一鸡扰户庭”，是指责那些扰民的官僚的。猫不捉鼠，只是每天打鸡斗狗，扰乱民户。群鼠为感谢猫，商议给猫赠送一件贵重礼物，这当然是行贿。九子铃是什么？是宫殿上用金玉做成的装饰铃。李商隐《齐宫词》曾描写道：“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老鼠把宫殿上的金玉器物盗出来去贿赂猫，实际不就是猫鼠勾结，公开盗窃国有资产吗？我们知道，在当年，特别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干部贪占盗窃之风一度盛行，聂绀弩此诗应有所指。
《老猫》所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个正面形象。这只老猫不愿意随波逐流，立志“要捉人间白日鼠”，不愧为反腐败的斗士，但在当年，聂绀弩这样写就有“反党”之嫌。
从聂绀弩写这些咏猫诗到现在，已经时隔40多年了。时代在前进，社会理念在变化。现在看来，这些诗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是较好的作品。而在当时那种意识形态高度划一，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情况下，这些诗被视为“反动诗”也是毫不奇怪的。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中有一首《咏猫为正宇黑妮作》，是七言律诗，多处用典，显得艰涩，不如上述几首诗写得好。张正宇是“文革”前国内很有名气的画家和舞台艺术设计师。黑妮是黄永玉的女儿。张正宇在1966年春节所作的一幅画上题有“要捉人间白日鼠”，显然是用了聂绀弩1963年的诗句。七律《咏猫为正宇黑妮作》，当是聂绀弩看到张正宇1966年春节画作之后，才又写下的，并不在专政机关原已掌握的“十多首‘咏猫’的诗”之内。
聂绀弩烧掉了许多诗稿，这无疑是一大憾事。有些作品另有抄件在朋友手中，或是进入了司法机关的档案，有些作品聂后来又回忆重写了，也有一些作品永远找不回来了，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在我们为聂绀弩焚诗而深憾的时候，也许更应该想想在那些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的年代里，有多少诗人和著作家都曾经将自己的创作付之一炬，都曾经有过不许写、不敢写、不能写的残酷遭遇啊！
然而，事实也向我们证明：诗是焚烧不掉的，聂绀弩的作品流传着，并将会长久地流传下去。一切优秀的诗篇都会流传下去。诗是思想的寄托，诗是自由的象征。诗总是在压抑中生长，在压抑中爆发。诗有着不屈的性格，诗有着不怕焚烧的超然的生命力。
我相信，聂绀弩的诗将会广为传播，成为诗的生命力的又一例证。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妨把诗，把思想，把自由，比作野草。
“反动言论”真灼见
聂绀弩档案中的“现反”犯罪证据，除了“反动诗词”，还有许多的“反动言论”。被人举报的“反动言论”材料达上百页之多。其中一段时间内，关于文艺问题的言论，集中在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受到批判而鸣不平。
聂绀弩为邵荃麟等人受到批判而抱打不平，以至满怀愤慨，这一话题在与友人聚会中屡屡涉及。在有关机关反映他问题的报告中，称之为“反对文艺整风”的言论。因为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各机关部门也都开展了整风运动，聂的言论涉及了当时重要的文艺方针。
“写中间人物”问题，是文艺批评家邵荃麟在1962年提出来的一个创作观点。这年6月召开的《文艺报》重点选题讨论会上，他讲到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由此引申，提出了文学要“写中间人物”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在同年8月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作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他说，文学工作者并不一定要去追求那些壮丽辉煌的史诗题材，而是要从周围比较熟悉的人民日常生活中间去认识社会变革的真实状貌。写英雄人物是为了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中间状态的人物。这是因为，“两头大，中间小，好的坏的都比较少，广大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很重要，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
邵荃麟时任全国作协党组书记，他的这个文艺理论的提出，对于长久处在“左”的思想束缚中的作家们来说，应该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宽松作用。然而风云变幻莫测，就在中国作协召开大连创作座谈会的同时，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抓阶级斗争。很快，小说《刘志丹》被定罪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接着，毛主席先后发表了两则“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批示”，强化了对文艺创作的严厉的政治控制。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政治批判。到了1964年，便是邵荃麟首当其冲。《文艺报》发表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对邵发起猛烈攻击。随之一大批作品，包括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等，都被定为“毒草”。
这是已经消逝的一幕历史。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学里读书，出于对文学的爱好，颇为关心当时的势态，也注意阅读《人民日报》那些批判文章。对于《早春二月》那批好的电影照样爱看，对于“写中间人物”的代表作家赵树理的小说照样爱看，但同时，对那些批判文章的观点也能接受，因为心里都清楚那是中央的态度，是“阶级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个时候是听不到第二种声音的。文艺界的一批正直人士，当时就对那种“左”的方针抱着极大的不满和愤慨情绪，这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
当看到聂绀弩当年的那些叛逆言论的时候，是非常令我激动的，我感到聂绀弩就是那个时代刚直不阿的文化人的优秀代表。
通过阅读他的言论，重新回顾上世纪60年代前后在“左”的思潮控制下的文艺界状况，深刻感受让斗争哲学干预和践踏文学艺术殿堂的那种残酷和悲哀，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独立精神的顽强与可贵。
聂绀弩的这些言论，有幸保存在他被判处刑罚的司法档案中，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发现出来的。这在当时肯定是一种被举报的材料，有些当然也是充当了定性聂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证据的。无论如何，这些材料保存下来是弥足珍贵的。这里虽然只能从原始材料中摘录一小部分的内容，但我想也已足以显示它的阅读和研究价值。当然，聂绀弩也有他本身的认识的局限，他的言论未必都是正确的，这是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的。而且，这些言论都是聂绀弩日常的随意言谈，然后变成了举报材料，所以，难免有种种不准确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在阅读和研究中不可求全责备的。
1964年10月18日上午，聂绀弩与登门造访的友人交谈，聂说：你知道现在文化界问题谁最严重吗？最初我还以为是阳翰笙、田汉，都不是。原来在半年前，陈毅在上海有个报告，提到有些人党龄很高、“比我还高”，他们在文艺方面也做过些事情是好的，可是他们最近完全不按中央的政策办事，这种人不管资格多老是要开除的。我初以为是搞阳、田，后来才知道不是，现在最严重的是邵荃麟，原来前年邵用“作协”名义召集一次北戴河的会，参加的有周扬、茅盾他们几个人，提到写中间人物的问题，周扬也讲了话，认为可以写。邵、茅又在大连开了一次作协的会就提出来，事情被上头知道了，大发脾气说这不是完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张唱对台吗？事先也没有关照，事后也没有报告，于是周扬他们就把事情向邵荃麟一推，这样，邵就严重了。
1964年10月31日下午4时，与友人在家闲谈，聂说：邵荃麟的事情公布了，你看见吗？屁那么小的事搞得那么大，好家伙！人家是多少年痛苦经验中得出来的意见，是谈文艺创作，你却把他拉到政治上来，这有什么道理呢？事实是如此嘛，英雄人物总是由中间人物发展下来的，你不写中间人物就没法子搞更多的文艺创作，这是文艺界多少年来的经验。好，这就给你扣个帽子，把个胡风拉出来与你相提并论。这不是邵荃麟捡起了胡风的刀子，而是他们捡起对待胡风的刀子来对待邵荃麟！
我在北大荒有一次曾经考虑过，胡风这个人真是聪明，他有许多看法是很尖锐很透彻的，他早就说过你们要糟糕的，你们将来会自相残杀！想起来真是惭愧，我就没有这个预见，在许多问题上我就没有他看得深远。胡风那“五把刀子”没有一把不是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在文艺问题上是站得住的，你拿他当政治问题，拿党来压，整个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