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听到沙考特感叹着战后（指普法战争后）还不曾有人把他的讲义译成德文，还说假如有人愿意把他的新讲义翻成德文，他就很高兴。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自愿承担这项工作，我至今还记得那封信里的句子。沙考特接受了我的毛遂自荐。我遂进入了沙考特的个人生活圈子里，而且从那时候开始，我参加了医院里的一切活动。
弗洛伊德是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完成他的翻译工作的。沙考特的这篇讲义的德文译本比它的法语原文还提早出版了几个月。这个讲义的题目是《关于神经系统疾病，特别是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新讲义》。为了感谢弗洛伊德的德文翻译，沙考特赠送给他一套他的著作全集，书上还写了如下献词：“献给弗洛伊德医生先生，沙尔彼得里哀尔的最珍贵的纪念。沙考特。”
弗洛伊德从沙考特那里学习到不少东西，而其中最给予他深刻影响的是沙考特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成果。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说：
和沙考特在一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歇斯底里症的最新研究，尤其是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看到的。比方说，他证明了歇斯底里症现象的真实性及其合理性。他指出了歇斯底里症也常常发生在男人身上，并且以催眠暗示等方法引发歇斯底里性的麻痹和强直收缩，从而证明这种人为的歇斯底里症和自发性的症状发作，没有任何细节上的差异。沙考特的许多教范，先是引起我和其他就教者的惊奇，继而发生怀疑，使我们想办法去应用当时的学理以求证实他的学说，而他在处理这一类怀疑时，永远都是那么友善，那么有耐心。但是，他有时也是最武断的一个人。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曾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讨论到把歇斯底里性麻痹同机体性麻痹症作比较研究的计划。我希望能建立一个学说，主张以一般的界限概念，而不是以解剖学上的事实作为划分歇斯底里麻痹症与身体各部分的感觉障碍症的根据。他虽然赞成我这个看法，但显然地，他实际上并无多大兴趣对精神性疾病作进一步的探索。因为他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还是病理解剖学。（见弗洛伊德《自传》）
在沙考特和弗洛伊德研究歇斯底里症以前，人们一般把歇斯底里症看作是一种“伪装”或“拟态”，甚至有人把它说成是一种特殊的“想象”或“假想”。很多医生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歇斯底里症。更可笑的是，医学界往往把歇斯底里症看作妇女病，把它诊断为“子宫的倒错”或阴蒂的病症引起的。因此，在治疗时竞毫无根据地采取切除阴蒂的野蛮手术，或让病人嗅一种叫“缬草”的植物。这种草有特殊的味道，病人闻了以后可以引起一种特殊的反应，引起子宫的收缩。沙考特的卓越贡献就是确定歇斯底里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排除了上述种种荒唐的治疗法。
实际上，“歇斯里底症”这个名称本身就是医学史上的耻辱的痕迹。“歇斯底里”（Hysteria）一词的词根“Hysteron”就是“子宫”，用这个名词来称神经系统的疾病，表明早期医学的无能。弗洛伊德曾在《自传》中谈到一次由“Hysteria”这个病名引起的笑话。那是在他刚从巴黎回维也纳后不久，弗洛伊德向医学会报告自己在巴黎的学习成果。到会的许多人，包括所谓的医学界“权威”，如医学会主席班贝尔格医生，竟宣称弗洛伊德的报告是“无法令人置信”的。当弗洛伊德谈到一位男病人的歇斯底里症时，在座的一位老外科医生，按捺不住叫嚷起来说：“老天！亲爱的弗洛伊德先生，你怎么会讲这些无聊的话呢？Hysteron的意思是子宫，一个大男人怎么会Hysterical（患歇斯底里症）呢？”弗洛伊德回维也纳后甚至不被准许对男歇斯底里症患者进行治疗。
在巴黎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弗洛伊德逐渐对巴黎的实验室设备感到不满。一八八六年二月底，弗洛伊德完成了在巴黎的研究计划以后，终于离开巴黎回维也纳。
在返回维也纳的途中，弗洛伊德到柏林拜访了阿道夫·巴金斯基，巴金斯基是著名的小儿科专家。他拜访巴金斯基的原因，据说与奥地利的种族歧视有关。本来，按照弗洛伊德在神经科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他完全有资格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所属的“精神病和神经病诊疗所”担任要职；但是，他获悉由于种族歧视，他无望在那里就职；所以，他为自己的工作寻找别的出路。恰好在这个时候，儿科专家马克斯·卡索维奇答应弗洛伊德，准备让他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职务。正是为了适应未来的工作，他才决定在柏林停留几个星期，以便从巴金斯基那里学到关于小儿科疾病的更多知识。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正式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在那里，他工作了很多年。与此同时，他在维也纳正式开业行医。
自那以后五年内，弗洛伊德一方面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幸福气氛中，另一方面勤勤恳恳地从事本行工作。
从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佛洛伊德只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一八八八年，内容是对两个患偏盲症的儿童的观察和治疗的总结和分析。
弗洛伊德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并不满意。他在《自传》中说：
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之间，我几乎没有做过半点科学研究工作，或发表过半篇文章。我成天都在为建立自己的医业基础，以及为满足自己和日见增大的家庭的温饱而忙碌着。
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什么成果的话，就是他进行大量的临床治疗。尤其可贵的是，他所接触的病人大多数是神经病患者。这就使他遇到了各种类型的神经病病例，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且，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将自己自巴黎学习后的心得应用于实际治疗中。他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进一步深信电疗、浴疗、推拿疗法和催眠疗法对于治疗精神病的积极效用，这些疗法往往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从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开始，他更集中地使用催眠疗法。这些初步的成功，使他对治好精神病更加充满着信心。
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初步成果，并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他刚从巴黎回维也纳时，就遇到种族歧视，以致使他不能在精神病研究所工作，而不得不专治儿科的神经系统疾病。另一方面，旧有的、反科学的传统观念——即把歇斯底里症当成“妇女病”也阻碍他进一步发挥专长。那些医学权威们不承认歇斯底里病是神经系统疾病，不接受弗洛伊德关于“男性歇斯底里”病例和“暗示引起的歇斯底里麻痹”的研究成果。最后，甚至把弗洛伊德赶出脑解剖实验研究所的大门，使弗洛伊德根本找不到可发表讲稿和论文的刊物，也迫使他只能够在私人诊所推行自己的精神病治疗法。
弗洛伊德在实践中所采用的有效方法中，最突出的是催眠术。实际上，当时比较流行的是用电疗。弗洛伊德通过实践发现传统的电疗法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他认为，早先由德国最著名的神经病学权威耳伯（W·Erb）所倡导的电疗法，有很多毛病。他在电疗中发现了另一种有用的副产品，即“暗示法”（Suggestion）。他认为，在电疗过程中，如果有什么成功的例子的话，实际上应该归功于医生对病人的暗示作用。有了这种认识之后，他干脆把那套电疗用的电器束之高阁。
至于催眠术，那么，弗洛伊德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有所发现。他说：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曾参观过催眠术专家汉森的当众表演，亲眼看到一个被催眠的人全身僵硬，脸色苍白，一直到催眠术完全表演完毕才苏醒过来。由于这一事实，使我深信催眠现象的真实性。不久之后，海登汉就给催眠术提供了科学的根据。虽然如此，那些心理、精神病等的专家教授们，还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指责催眠术为欺诈，甚至把它说成具有危险性的方法，非常瞧不起催眠术。在巴黎就不同了，我见过催眠术被人自由地运用，去引诱症状的发作，然后又用它解除症状。此外，据最新的消息报道，法国的南锡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他们广泛而极为成功地应用暗示于治疗上面，有的就是借助于催眠。
奥地利医学界，在弗洛伊德以前，一直很少应用催眠术。就连著名的梅纳特教授也把催眠术在医疗上的应用看作是一种“不幸”。
弗洛伊德的可贵之处在于只服从真理，而不服从任何“传统”或“权威”。他追求真理，也善于发现真理，对于催眠术的研究和应用，正是体现了弗洛伊德的这种优良品质。
催眠术的应用不仅标志着精神病治疗法的一次革命，而且，也使弗洛伊德从对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这是他转向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关键。正是通过催眠术的应用，弗洛伊德发现在人的意识背后，还深藏着另一种极其有力的心智过程——“潜意识”。后来，他发掘这种潜意识，并加以分析，最后导致了他的精神分析学整个科学体系的建立。在他看来，所谓潜意识是被心理抑制和压迫着的领域，它栖息在内心阴暗的角落里，要经过外力的帮助、引诱和启发，经过某种分析的照明，除掉精神的压力，才能转化为“意识”。而这种“潜意识”在未发现以前是深不可测的；就其内容和倾向性而言，也有好有坏的；它有时甚至抑制为一种荒谬不经的“梦魇”。这种内心秘密，又好象是人在时间中漂流，如同一座冰山，大部分浸在无意识的海洋中，小部分“漂浮”在“意识”的层面上。正是这种关于“潜意识”的观念构成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基础。须知，恰恰是催眠疗法为“潜意识”的发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本身并非主观杜撰出来的臆想，而是在弗洛伊德及其同事们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而来的理论。
弗洛伊德的催眠疗法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就有必要简单地回顾弗洛伊德发现催眠疗法的过程。实际上，这一过程并不是从一八八五年秋至一八八六年二月的巴黎之行，而是从大学时代对催眠术的观察开始的。而从一八八二年起，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教授共同合作治疗一位叫安娜·奥的女歇斯底里患者，进一步掌握了催眠法的奥秘。
约瑟夫·布洛伊尔教授，同布吕克、沙考特教授一样，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这三个人，不论在科学研究成果、学风、研究态度方面，都为弗洛伊德树立了榜样。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偶然地突现出来。除了他们本人的努力以外，必须有充分的历史准备和成熟的客观条件。而在这些历史的和客观的因素中，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经验、优秀的老师的辅导和启示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是前人研究成果的产物，也是他的好老师向他传授前人经验的结果。
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不仅是维也纳的著名医生，而且也是卓越的科学家。弗洛伊德曾说，布洛伊尔是一位“富有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