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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病历整理完以后，弗洛伊德一直用很长的时间来思索和分析。弗洛伊德承认，“在未经其他专家验证以前，我便把研究的心得、特别是那些会引起人们惊异和不满的部分加以出版发表，确实有点唐突。尤其，现在我要先发表一些作为理论基础的原始资料，也将难逃指责。会指责我未交待清楚病人的具体病况，还会指责我擅自公开病人不欲泄露的秘密。”
弗洛伊德虽然不在意各种批评，但病历本身的发表也存在着各种难题。难题的一部分是属于技术上的，一部分是属于环境本身。如果说歇斯底里病症是根源于病人的生活中某些痛苦的经历及其在病人心中引起的创伤的话，那么，公布他们的病例就必然牵涉到病人的私人生活的秘密，也会联系到与病人有关的某些人。
在技术上，主要的困难是弗洛伊德无法当场记录病人关于病况、病因的供词。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当一位医生一天必须对六个到八个病人进行治疗工作，而且唯恐病人动摇信心及影响自己对病情的观察起见，不愿当场做笔录时，这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上述种种困难，使弗洛伊德拖延到一九零五年才把杜拉的病历拿去发表。
在这一阶段，弗洛伊德完成了《梦的解析》以后，完成了精神分析学理论的体系化。但是，也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对他的攻击。弗洛伊德面对被孤立的境遇，毫不气馁。他深知，打破被孤立状态不能靠乞怜，也不能靠权威人士的仁慈，唯一的出路是继续奋战，把自己的成就向前推进一步。
当时，他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有两方面：
一方面，他要使刚刚体系化的理论进一步完善起来。在理论上，急需加以完善化的部分是潜意识和性的问题。这两部分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核心心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集中地探讨了日常生活中的所谓“常态心理”以及性心理。常态心理的研究，在这以前一直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薄弱环节，以致他的理论被人们归结为“变态心理学”。对常态心理的研究成果，扩大和巩固了潜意识理论的阵地，使潜意识真正成了包括常态心理和变态心理在内的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还要在实践上进一步论证、检验其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可靠性和正确性。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出版后，很多人对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效果拭目以待。正是在这一形势的要求下，弗洛伊德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公开发表自己亲自治疗过的病例，以论证其理论的实践效果。从一八九九年底发现杜拉病例到一九零五年发表《少女杜拉的故事》，其时间经历之长，恰恰表明上述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弗洛伊德为了真理的利益，才最终不顾一切地把连续四年反复犹疑的病例公诸于世。
为了消除公布病历给病人可能带来的不利，弗洛伊德在公布病历前采取了种种措施。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挑选一位住在偏僻市镇的病人，她的人生际遇不在维也纳，因此维也纳人不会知道她。从一开始我便慎守她的秘密，只让一位医德甚获我信任的医生知道她是我的病人。我一直等到她的治疗终止四年后，在听说她的生活起变化，且对有关的事件与心理学问题的兴趣渐趋微弱时，方才出版她的病历。我不采用可能会引起非医界人士注意的真名，且把这病历出版在纯科学与技术性的杂志上。”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口欲期、肛门期、性蕾期、同性期、青春期等几个阶段。三岁至五岁的儿童对男女之性别开始感兴趣，这是他们的“心——性”发展的萌芽阶段，因此称为性蕾期。此阶段的儿童常对自己的异性父母感兴趣，排斥同性父母，形成“三角关系”；即男孩喜欢母亲，害怕父亲，女孩子喜欢父亲，反抗母亲，呈现所谓“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或称“三角关系潜意识情意综”。在正常情况下，男孩会慢慢地转而与父亲接近，向父亲学习如何做个男人；而女孩与母亲亲近，模仿母亲，学习怎样做个女人，渐渐进入“同性期”，从而圆满地解决了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但假如由于某种原因，让性蕾期儿童无法顺利发展自己的心理，例如，一个父亲过分地宠爱自己的女儿，不让她与别的男孩子玩，或者母亲一直对女儿不好，让女孩子无法接近母亲（男孩的情况则正好与此相反），那末，“心——性”发展就无法顺利进行，这就潜伏了未解决的症结。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长大以后，仍然徘徊于三角关系之中，常常有意识地结交结了婚的男人，或者怀疑自己的丈夫又有了女朋友，不断地闹着三角关系。而且，由于性蕾期所遭遇到的挫折，使她在“心——性”发展的过程中停滞下来，无法达到性成熟；一方面很想与异性接近，另一方面又很惧怕发生性的关系，矛盾重重。《少女杜拉的故事》所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女性病人。
所以，在杜拉的病例中，既可以深入地研究潜意识，又可以具体了解性的发展对心理的影响，是把握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最好途径。
《少女杜拉的故事》的题目本来是《梦与歇斯底里》，是由病人的两个梦例组成的。“说明该病例的资料分为两部分，每一部分包含一个梦（一个在治疗中期，另一个在治疗末期）。梦的内容从一开始就被我记录下来。因此，它们可做为解释与回忆线索的关键。”“梦是潜意识通达意识层面的途径之一。由于某种心理因素被意识反对而遭受潜抑，这就有可能造成病源。简单地说，梦是避开潜抑作用的迁回之路，它是潜意识进行间接表白的主要手法之一。以下对于一个歇斯底里女子的治疗经过的片断描述，就是企图表明梦的解析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为了说明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杜拉这个病例上的应用，有必要概括地介绍杜拉的身世。
杜拉得病时已经十八岁，家里还有一位比她大一岁半的哥哥。她的父亲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大企业家，他很喜爱杜拉。杜拉的父亲比她大二十二岁。杜拉六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因此举家迁往南部一个气候良好的小城。在那里，他的病很快就复原了。由于考虑到医疗上的方便条件，他们继续在那里居住了十年之久。弗洛伊德以“B城”作为该城的代号。由于父亲患病，杜拉对父亲的感情更深。弗洛伊德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杜拉儿童时代所处的特殊背景，是她长大后得了歇斯底里病的客观条件。
杜拉十岁时，她爸爸得了视网膜脱落症。两年后，他又发展成为轻微的精神错乱。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劝他和他的私人医生一起到维也纳找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初步诊断杜拉的父亲患散发性血管病。另外，由于弗洛伊德得知他在婚前有过特殊感染，便推断他可能得过梅毒。所以，弗洛伊德给他服用大量抗梅毒剂。不久，他的病被治好了。
当时，弗洛伊德还认识杜拉的一个住在维也纳的姑母，她的姑母也有神经质，但还没有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后来，弗洛伊德还偶然地遇到杜拉的一个伯父，是一个患有焦虑性精神病的单身汉。
弗洛伊德没有见过杜拉的母亲。但从杜拉的父亲和杜拉给弗洛伊德提供的材料来看，弗洛伊德推断她是一个“没教养的女人”。弗洛伊德还估计杜拉的母亲有“家庭主妇精神病”的征候，她不能体谅儿女们的生活情趣，一天到晚忙于料理家务，使家里“干净得几乎到了使人不能使用或享受的地步”。弗洛伊德把家庭主妇的这种特殊行为称为“一种强迫性清洗行为”或“强迫性清洁癣”。但是弗洛伊德曾说“这种妇女对自己的病完全缺乏自觉，所以缺乏强迫性心理症的构成条件”。
杜拉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她鄙视她母亲，并且常常无情地批评她。”
弗洛伊德怀疑杜拉的歇斯底里症带有遗传的因素。他不认为遗传是精神病的唯一病源，但遗传因素有时可能成为精神病的一个病源。
从杜拉的家族经历中，弗洛伊德发现她父亲、伯父、及姑母身上都存在着神经质病的劣根性。她母亲也有一点神经质，因此，杜拉的遗传病源是来自父方和母方两方面的。弗洛伊德还发现，她父亲早年所得的梅毒症也是她精神病的一个重要病源。这是弗洛伊德研究歇斯底里症的又一重大成果。在弗洛伊德以前，医学界一直没有把上一代梅毒看作是下一代神经病变的可能病源。
弗洛伊德第一次见到杜拉时，她才十六岁。她正苦于咳嗽及嗓子嘶哑。当时弗洛伊德曾建议她进行精神治疗，但未被采纳。第二年冬天，她心爱的姑母去世后，她便留在维也纳和伯父、堂妹们住在一起。隔年秋，由于父亲已完全恢复健康，全家离开B城。起初搬到父亲的工厂所在地，不到一年后便永久住在维也纳。
杜拉那时正处于黄金时代，她是一个聪明而美丽的姑娘。但她往往成为父母间争吵的根源。她显然对自己和家庭都不满；她对父亲的态度并不友善，因为父亲这时已把感情转向一个有夫之妇，她对母亲的态度尤其恶劣——因为她母亲要她帮忙作家务事，对她感情淡薄。有一天，她母亲惊慌地发现她留下的一封诀别书。她在信上说，她不能再忍受她的目前的生活状况。
她的父亲是一个颇具判断力的人。他猜测杜拉井不一定真正要自杀。但有一天，他找她交谈后，便发现她突然神志不清，过后，她又丧失记忆。于是，不管她的反对，他决定把她送到弗洛伊德那里进行治疗。
在杜拉的病例中，她父亲的清醒和机智很有利于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她父亲告诉弗洛伊德，当他和他家人住在B 城的时候，曾和一对住在该城多年的夫妇建立了很亲密的友谊。这对夫妇就是后来对杜拉和她父亲的生活起着重要精神影响的克先生和克女士。克女士对杜拉的父亲很好，很亲热地、仔细地照料他的病，以致她父亲称克女士是他的“救命恩人”。克先生则很照顾杜拉，经常陪她散步，给她送些小礼物。杜拉照看着克家的两个小孩，简直象他们的母亲一样。
当两年前杜拉和她父亲来找弗洛伊德治病的时候，他们正要和克家一起到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湖边度假。杜拉本来打算在克家住几个星期，而她父亲则打算几天后就要回家。但当她父亲准备离开时，杜拉突然决定要跟他一起走。后来，杜拉对她母亲说，希望她告诉爸爸，克先生和她一起散步的时候曾大胆地向她求欢。她父亲和伯父为此而责问克先生，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