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犹太人曾三次被逐出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是用暴力建立起封建集权统治的；它对境内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进行血腥的镇压，而住在首都维也纳的犹太人就首当其冲。犹太人被迫扶老携幼撤离维也纳，迁居到边远的落后地区。十八世纪末，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奥地利帝国内开始缓慢地实行某些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用地租代替徭役、允许少数民族涌入大城市等等。到了十九世纪，奥地利境内工业化程度进一步发展，才允许犹太人返回维也纳。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七十年代，三十年中，维也纳的犹太人急速增加，大约占二百万维也纳人口的百分之十。勤奋而机智的犹太人慢慢地掌握了许多银行和几乎所有的报纸。与此同时，维也纳大学的许多重要教职也由犹太裔学者占据。幸运的是，当时的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兹·约瑟夫不支持排犹主义。因此，国内一些极端的排犹分子称弗兰兹·约瑟夫是“犹太人的皇帝”。
犹太人尽管可以返回维也纳，但他们仍然随时随地会遭受到敌对分子的侮辱和突然袭击。所以，弗洛伊德在成长的过程中，始终受到反犹主义的威胁。这种环境使弗洛伊德慢慢地形成了坚强的反抗性格。他看不惯这种歧视，内心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有一次，弗洛伊德回忆了他少年时代对于排犹分子的仇恨。他说：
大约是在我十岁或十二岁的时候，我爸爸开始带我去散步，并在闲谈中对我表示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这样场合中，他对我讲了一件事情，借此表明现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好多了。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在你的出生地的大街上散步；我穿得很讲究，头上还戴一顶新的皮帽。一位基督徒走到我跟前，并打了我一顿，把我的帽子打在地上。他喊道：‘犹太鬼！滚出人行道！’”我听后，问道：“你当时怎么办？”他静静地回答说：“我走到马路上，并捡起我的帽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没想到这位高大而健壮的、牵着小孩子的男人竟作出这样毫无骨气的行为。我把这种状况同很合我的口胃的另一件事加以对照——那就是汉尼拔的父亲在祭坛前让他的儿子发誓要对罗马人复仇的动人场面。自那以后，汉尼拔……在我的幻想中占据了一个应有的位置。（《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
由此可见，在弗洛伊德的幼小的心灵中，早已有了奋发图强的决心。
弗洛伊德一方面继承了父亲的善良和乐观性格，另一方面又滋长着他父亲所没有的斗争精神。这种斗争精神和善良德性相结合，使弗洛伊德具备了比较完备的人格，足以承担在艰难而复杂的岁月里所遇到的一切挑战。
弗洛伊德在谈到自己从三岁到七岁的生活经历时说：“那是很艰难的时期——不值得回忆。”那时，弗洛伊德一家刚刚在维也纳住下，经济比较紧张。他的两个异母哥哥伊曼努尔和菲力浦带着他们的妻子、孩子搬到英国曼彻斯特去了。据说伊曼努尔和菲力浦在那里开了毛织品工厂，并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弗洛伊德长大后曾多次向往英国，在他的心目中英国是自由的国度。他很羡慕他的两位哥哥能到英国去。他本人和父母住在维也纳时，起初的心情一直是很不愉快的。
从一八六零年到一八七四年，弗洛伊德一家住在维也纳利奥波尔斯塔特区的伯费弗尔街。这个区是维也纳市内的犹太人聚居区。
关于这段生活，弗洛伊德只能回想几件事情。
有一次，弗洛伊德弄脏了一张椅子。弗洛伊德便安慰他母亲说，他长大以后要买一张新椅子来赔偿。这个故事和前述买一张新床的故事一样，说明弗洛伊德从小就很善良、有志气。他把侵害别人看作是自己的耻辱。
还有一次，当他五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和他妹妹一本关于到波斯旅行的书，井纵容他们撕下书中的彩图。显然，他父亲这样作是很不严肃的，尽管它带有游戏的性质，但这是一种很难以理解的教育儿童的方式。这件事对弗洛伊德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从那以后，弗洛伊德反而产生了搜集书籍的爱好。
六岁的时候，他记得妈妈告诉他说：“人是由泥土作成的，所以，人必须回到泥土之中。”他不相信这件事。他母亲为了证明这件事，在他面前用双手擦来擦去，接着她指着双手擦下的皮屑说：“这就是和泥土一样的东西。”弗洛伊德不禁吃了一惊。从此以后，他就在自己的脑海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回音：“你必定会死。”也就是说，母亲所说的“必定要回到泥土里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弗洛伊德七、八岁的时候，在父母的卧室里撒尿。他爸爸为此叹息道：“这孩子一点也没出息！”这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上的一次打击。弗洛伊德后来说：“这肯定是对我的抱负的很大的打击；所以关于当时的情景的幻影，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而且，在梦中，它们始终都同我的累累成果联系在一起，好象我想说：‘你看，我已经作出了成果！’”据弗洛伊德的朋友容格说，弗洛伊德一直到成年还患有遗尿症。所以，他幼年时在父母卧室和自己的睡床上的遗尿并非他的有意识的动作。他父亲对他的遗尿的两次批评确实给了他沉重的精神打击。而且，弗洛伊德由这件事感到父亲不如母亲那样温暖。
在十岁以前，弗洛伊德是在家里受教育的。自从弗洛伊德离开母亲的怀抱以后，负责对他进行教育的，一直是他父亲。如前所述，他父亲的文化水平很低；他的许多知识，一部分来自犹太教法典，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生活经验。这就决定了他的知识的有限性和狭隘性。
但弗洛伊德有天赋的才能，他对父亲教给他的每一种知识都能加以理解。他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在这种家庭教育中，弗洛伊德与父亲的关系比以往更深了。如果说，在这以前他们之间只有父子感情，那么，此后他们就有了师徒感情。
父亲抓紧一切机会向他传授基本知识和生活经验。
从十二岁起，弗洛伊德经常陪同爸爸在维也纳街边的人行道上散步。当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弗洛伊德父子没能进行其他形式的体育运动。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中欧各国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居民都喜欢在闲暇时间和工作之后进行各种球类活动和体操，夏天去游泳，冬天去滑雪。而弗洛伊德只能在街边散步，有时也同父亲一起爬山。散步活动后来就成了弗洛伊德的生活习惯，他经常单独散步。在维也纳大学学医时，散步是他的最主要的爱好。弗洛伊德也慢慢学会了游泳和滑冰。他一旦学会，就反复地抓紧时机进行实践。弗洛伊德说，他只要有机会，就到游泳池和河中去游泳。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说，弗洛伊德很喜欢到江河湖海游泳，而且，弗洛伊德每次去游泳都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真可以用“如鱼得水”这个词来形容。弗洛伊德对钟斯说过，他只骑过一次马，而且，骑时感到不太舒服。不管怎样，弗洛伊德是一个散步爱好者。钟斯说，他记得当弗洛伊德六十五岁的时候，曾同六、七个年轻的同事一起爬哈尔茨山，这些年轻人都是身体健壮的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但不论在爬山速度还是在持久力方面，弗洛伊德都是首屈一指的。当我们说到弗洛伊德对这些运动的爱好及其对弗洛伊德本人的体质所起的锻炼作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所有这些的起点是弗洛伊德的父亲在维也纳时经常带他出去散步。
从学会读书的时候起，弗洛伊德就对学习历史和文学很感兴趣。弗洛伊德能很自然地把历史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表达出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他善于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抓住自己要学的重点，然后牢牢地记在心中。前面曾经提到他对拿破仑和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崇敬，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他对拿破仑和汉尼拔的态度中，既体现出他对历史人物的特质的深刻了解，也表现出他对当代反犹主义的憎恶，也表达了他个人立志锻炼自己成为改造现实的英雄的坚强决心。
这种对历史的崇高精神的深刻了解，使他从小就能比他的同辈更敏锐地揭示事物的症结所在。
在弗洛伊德的家庭生活中，弗洛佛德的这种异乎寻常的眼光，使他的父母都不得不由衷地感到欣慰。
弗洛伊德家庭里经常召开“家庭会议”。依据犹太教的规定，父亲是当然的“会议主席”。这些家庭会议要讨论家中遇到的一切难题和重要事务。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年幼的、未成年的孩子都要参加，并可以发表意见，或举手表决。在这些会上，弗洛伊德往往发表令人信服的意见；以致连他的父母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原来意见，而采纳弗洛伊德的意见。
有一次，家庭会议研究给弗洛伊德的小弟弟取什么名字的问题。弗洛伊德主张给这位比他小十岁的弟弟取名亚历山大。他解释说，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他还向大家滔滔不绝地引述了与此有关的一大段关于马其顿凯旋进军的故事。最后，全家人都接受了他的意见，给小弟弟取名亚历山大。
尽管弗洛伊德有超人的智慧，但弗洛伊德的父亲始终要在他面前保持作父亲的尊严。据钢琴教师莫利兹·罗森塔尔说，有一次弗洛伊德与他的父亲在街上争论，雅可布竟说：“怎么？你跟你父亲对立？我的西格蒙特的小蹄子虽然比我的脑袋更机智，但你休想有胆量同我对立！”
由于弗洛伊德的父亲的知识较多地来自犹太教法典和他的犹太教生活经验。所以，他给弗洛伊德的教育多半是与犹太教有关的历史、地理和其他知识。弗洛伊德从小打下的犹太教宗教教育基础，使他对犹太教的习俗、典礼、节日的内容、历史来源及演变过程非常熟悉。
一八九一年，当弗洛伊德三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弗洛伊德的父亲给他送了一本《圣经》，在上面，他用希伯来文写着下面一段话：
亲爱的儿子：上帝的精神开始引导你从事学业的时候，是在你七岁那年。我曾经以上帝的精神对你说：“看我的书吧；这本书将为你打开知识和智慧的源泉。”这是万书之本；这是有识之士掘出的“智慧之源”，正是从这里，立法者们引出了他们的知识之流。
你已经在这本书中看出全能者的先见之明，你已经心甘情愿地聆听了它；你已经照此去做，并已经在圣灵的鼓舞下努力高飞。自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这本圣经。如今，当你三十五寿辰的时候，我把它从它的储藏处中取出，并把它赠送给你，作为你的老父对你的爱的标志。
这件事表明，在弗洛伊德的家庭教育中，宗教知识是占很大的比重；而且，他的父亲也确实希望《圣经》的精神将能武装他的儿子的头脑，并鼓舞着他去不断上进。
但是，在实际上，弗洛伊德本人对《圣经》的信仰是有限的；而且，他从小就以他本人的观点去理解《圣经》。他从《圣经》上所获得的东西，与其说是宗教信仰，毋宁说是道德和伦理知识以及古典的历史知识。事实表明，在弗洛伊德的往后的成长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