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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今中国而言，不保发展就无以生存。但发展权与生存权一样，是需要武力保卫的。如果说，昨天中国共产党人从蒋介石先生那里学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那今天中国人应该从一百年前的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主权，不应仅只是一个涉及领土的静态概念。从动态的角度看，它同时还是一个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得以生存下去的“硬道理”，而今后中国的命运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实力。这种实力，在昨天的美国人那里主要表现为保卫自身发展权的军事能力，特别是海军的战斗力。国际斗争原则与大自然优生原则一样，大凡能留下的，并不是长的肥硕和漂亮的，而是牙齿和爪子锐利的。在本世纪将要结束的今天，国际上反华力量的利爪正在伸向我们的咽喉。历史从不支持那种仅凭农夫般的善良就能迎来盛世的观点。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目前东部地区出现的台海危机，是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对中国制海权及需由制海权捍卫的发展权的全面封压的开始。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在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批评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应尽快提出自己的“周边事态”概念及其相关法案。在主权安全方面，妥协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要求中国退让的底线是让中国交出西藏、台湾与南沙地区的（实质上的）主权，台湾李登辉和日本对我要求的底线是让大陆肢解，让中华民族在肢解中毁灭。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冲出霸权；与当年美国迫使英国、日本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之认真谈判的情形一样，中国人也应当以实力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互让中合作的意义。
中国是否能作到这一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第一、尽管中国目前存在许多问题，但中国50年建设的成就，已使其拥有了相当的军事和国防实力。尽管这种力量总体上不如美国，但对美也有一定的威慑力。由于中美双方都是有远程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因此，目前看来中美直接宣战的可能性不大。与一百年前的英国一样，在实力面前，美国外交政策历来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本世纪初，日本用武力将俄国赶出东北亚后，美国就与日本签定《兰辛…石井协定》，在东北亚地区向日本作出让步，表示“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50年代初，美国不顾中国再三警告，出兵朝鲜，中国作出军事反应后，美国被迫在板门店向中国作出让步；70年代，苏联在全球范围发起咄咄攻势，美为避免两线作战，尼克松访华，向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毛泽东主席再次作出让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每次让步的直接受害者，并不是昨天的反美战士，而是那些昔日的追随者例如南越的吴庭艳、台湾的蒋介石及西藏的达赖等。世纪之交，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底谷，若中美矛盾进一步激化，极有可能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前台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从挑战的角度讲，未来中国与美国代理人的战争，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争。与上世纪末的中日战争一样，中国一旦战败，就会由此引发国内政治动乱、继而国家分裂和西方“文明国家”进入中国进行所谓的“国际调停”；届时，中国政府还得象今日南斯拉夫一样，被迫以吸引“投资”的“文明”形式，向打击和肢解中国的强盗们进行变相“赔偿”。
从机遇的角度看，我们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浮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面上的美国盟国，都是离中国很近的国家或地区。这使中国得以避免远洋作战（目前还不是中国海军的强项），近海作战对目前中国而言已是可为之事；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最起码的本土纵深作战的地缘条件，因此，其最致命的弱点，同时也是他们军事作战必须绝对避免的，是使战场伸入到本国（地区）境内（本世纪初日本政治家对此认识得最清楚，正因此他们才先发制人，把战场直接引向中国境内），而这在海空运输力及导弹打击力已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没有特殊的抵抗力量，横在中国东部及东南一带与中国作对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避免战火在其本国（地区）境内燃烧的后果的。
另外，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版图与中国比，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等量打击（包括核打击），对中国而言，只是部分地区的破坏，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那就是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毁灭。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动战争前的心理压力要比中国大得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参加，如果中国不向美国全面挑战，美国是不会单方面向中国宣战的，但如果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也不管在战时为与我作战的国家提供后勤还是前线“服务”，那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届时，这场战争，在中国方面看来，就应当是一场无边界的战争。如果日本依据所谓“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在战时为与中国作战的国家提供物资劳务，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行为，那么，届时的战场就不应再是中国的南京，而是日本的东京。只要将战场引入这些敢与中国宣战的小国境内，它们支撑战争的能力就会大为下降，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进行持久战的地理条件。
1999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一年中，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日本在法律上正在打开通向军事强国的道路；台湾国民党已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十五全政策文件；菲律宾政府已扩大了拟议中的修宪计划，准备将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主权的无理要求纳入宪法。现实告诉我们：历史留给中国和平发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惊醒，还想以东郭先生的善良期盼李登辉及其盟友回心转意，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相反，如果我们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学习早期美国，强行冲出霸权，如此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下世纪的国家发展目标就有可能实现。
原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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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军事技术革命与中国未来安全
就在科索沃战争结局尚未揭晓的时候，有人把它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进行比较，并乐观地预言，美国正在面临越战式的灾难。战争结果却出乎其实不难的预料。要解释这一结局，首先得了解由经济革命引起的战争模式演变的历史。
人类的经济活动在古代主要是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农业活动，而满足这一经济目的的首要条件是人力和土地。自给自足的经济目的，使那时人类的经济活动具有排斥科学技术——这就是中国四大发明反被近代西方广泛应用的原因——的特性，与此相应，那时的军事手段多表现为人的自然力量即“十八般武艺”及其辅助手段即冷兵器所谓“刀枪棍棒”的娴熟应用；军事攻击的目标则更多地体现在对攻击国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是体现国家权力那时还没有“主权”概念的基础即土地和人口的强力占有。这样便产生了以攻占和保卫国土而不是海上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人力和陆战所需的步兵便成了那时军事活动胜利与否的基本条件。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等都是远古多极化文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强大国家，究其原因不外乎它们在上述条件中占有最为优越的地位。
古希腊是一个例外，雅典城邦因其靠海和多山，便发展出世界最早的海上贸易和海军，但由于它过于接近以农业见长的斯巴达城邦，这使得雅典——这枝人类古代文明中最早出现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商业经济”之花，被斯巴达的强大的陆军踩碎了。
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中国的情况虽有点特别，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世纪强国——这种强大同时也限制了其自身进步因素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因素的发展——到近代都因固步自封而落后了。这使得远离大陆的岛国，特别是英国和日本，因没有陆权大国外力入侵，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7世纪英国工业使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从使用价值转向价值。利润，而不是自给自足式的消费，这成了经济活动的绝对目的。这样便发展出由经济扩张必然产生的世界贸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之一，是要有一个保障经济扩张所必需的安全的海上贸易线。这样便产生了以远程海军为主要作战手段，以控制海上要塞为军事目标的海权国防理论。这种理论的特点，是使国家防卫概念从中世纪以保卫生存条件为基本内容，转化为近代以保卫发展条件为基本内容，从本土防卫转化为海上防卫。把战场推向敌国边界是海权国防观念的重要特征。而蒸汽机及由此产生的远程航海作战技术的出现，又使这种国防观念得以实现。蒸汽机使西方海军作战有了比东方陆军更为机动的从敌国海岸任意一点实施军事切入的攻击能力，而火炮在海战中的大规模运用又使海军有了海上远距离打击敌国的军事优势。海上机动性和远距离打击能力使东方陆军及其作为主要作战手段的冷兵器失去了优势。新的军事作战方式的变革，使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东方战场上获取了包括鸦片战争在内的一系列胜利。这种胜利在中国引发了一系列领土危机，使中国在危机中丧失了部分主权。就在中国版图即将被西方列强肢解之际，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转移了西方政治家的精力，这不仅使中国侥幸避免了被分裂的命运，而且还使中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的和平发展的间隙，得以发展出中国的民族工业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旨在完成中国统一的北伐战争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抓住了为时不长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使苏联迅速从经济和军事上崛起，而此时的中国则因国内战争失去了这次难得的发展经济的历史机遇。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