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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日本在海上打败了中国，1905年，日本在黄海又打败俄国，1910年日本又强行合并朝鲜，这样日本就实际上控制了东北亚地区。1927年田中内阁提出“田中折奏”，明确表露出了日本独霸亚洲的计划。1937年，日本又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1941年12月，日本先发制人，突袭美国珍珠港，发动了意在控制整个东亚的太平洋战争。然而，时隔4年，日本就在亚太大国联手和整个亚太人民的团结抗击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失败使日本几乎断送自明治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国民财富积累。现在看来，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惨败不仅仅是战术性的，它更是20世纪初以来日本选择用战争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败。20世纪前50年的实践证明：用战争扩张实现发展，对日本来说是绝对行不通的，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地缘政治格局看，日本地处亚太三大国钳形合围之中，北有俄国，西有中国，东有美国 ；加上境内缺乏矿产资源的国情，迫使日本必须有一条有保障的直通南中国海再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海运线路。日本若要绝对控制这条线路，就必然要与视南中国海航运线路为生命线的美国产生矛盾，这样，日本在亚太的扩张便天然地与中俄美三大国发生矛盾，如果这些矛盾激化，那么，其中任何两国联盟都会致日本于毁灭的境地。日本在20世纪初的军事扩张，就是在中国和俄国暂时软弱的情况下发动的。在20世纪中叶，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毁灭性失败，也是在中美联合打击及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下出现的。历史证明，只要亚太地区中美俄三国的大国地位不变，日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打破这种被动的地缘政治格局。
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日本想改变受大国钳制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努力遭到惨败的话，那么 ，21世纪的日本就更不可能改变这种格局。为了改变这种格局，日本在20世纪先是与俄国 结怨并成宿敌，后来日本又在太平洋与美国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血战。太平洋战争结束时， 俄国占领了日本北方四岛，美国则占领和驻军日本南部冲绳岛，并最终形成了北有俄国踩尾 ，南有美国执缰的态势，再加上中国自80年代以来的迅速崛起，这使今天日本战争扩张的政策选择与20世纪前半叶形势相比，更具毁灭性。
然而，战后50年日本的历史却证明了和平发展是有利于日本发展的正确选择。我们知道，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政策不仅给亚洲而且也给日本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由于战争，日本丧失了对北方四岛的国家主权，死亡人数多达222万，国民财富损失42％，海外贸易几乎断绝。战后日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改革，修改宪法，并认真向国际社会承诺“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 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以和平外交为基础，日本经济到1955年多数指标超过战前水平，1968年赶上联邦德国，1971年，日本出口贸易总额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三。1973年，日本黄金储备仅次于联邦德国，居世界第三。1985年，日本年人均收入为17000美元，超过美国。1996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从日本前半个世纪的山穷水尽到后半个世纪的柳暗花明，证明了这样一个定理：永远放弃战争，实行和平与合作的外交路线，是保证日本21世纪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
就其战略意义而言，日本的对外合作首先是与美国和中国的三角合作，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日 本资源补给线上不可逾越的亚太大国，同时又是日本贸易最大和最有潜力的伙伴国。日本传统上的资源补给线是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最终直达波斯湾的海 路。历史证明：日本只有与中国和美国，特别是与美国合作，才能保障经由这条运输线路的资源供应，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供应；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21世纪，随着贯通中国大陆的欧亚大陆桥的深入开发和中国经济西进势头的推进，它也必将发展成为中亚和中东石油输入中国大陆乃至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线路。如果这条线路贯通，将大大减缓日本能源补给的海路风险。因此，帮助加速欧亚大陆桥中国部分的建设并与中国合作修建途经中国的连接中亚和东亚油气管道，对日本说来，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价值，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都应看到这一点。
不管从市场的角度还是从能源补给的角度看，日本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与中国和美国的良性互动合作关系。分析起来，中日合作在其间具有首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中日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日本也需要中国的市场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对日本的支持；而美日经济则具有较强同极竞争的性质。近年来日美经济发生的一系列贸易 摩擦便是证明。在21世纪已来临之际，日本与美国签署的《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从另 一层面看也是对日本安全的威胁。《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对美国言，它是一柄双刃剑：一面威慑亚太各国，一面又遏制着日本；它对日本言，却是一杯不得不吞下的苦酒：它对外引起邻国的警觉，对内则引起国民的反感，日本政府为此还不得不反复向国内外解释。其中苦衷，欲吐不能。今之日本犹如被扼骏马，这对日本21世纪发展和国民心理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压力。日本要想卸去这一压力，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就不能不与中国合作。中国是太平洋战场上的战胜国，但胜利的中国并没有占领日本领土，日本向占领自己国土的人寻求“安保”，与从未占领自己领土的人对抗，恐怕天下难有这样的道理。
显而易见，积极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对于21世纪日本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日本长远计，笔者在此向日本的政治家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放弃军国主义或军事大国道路的选择，坚定不移地把和平发展的既定外交政策带入21世纪。 第二，进一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日本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的必要环境。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相似，日本明治崛起与中国大陆封闭体制瓦解同时发生的现象说明，21世纪日本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与扩大，中国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不仅对日本而且对整个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会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第三，与中国合作，把中亚石油出口持久地引向东方，这符合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利益。1997年日本首相提出“欧亚大陆外交”设想，日本三菱财团与美国石油公司已计划推进修建一条横跨欧亚大陆，长达8000公里连接中亚和远东的天然气工程。这条经中国到日本和韩国的管道工程的完成，对中日及东北亚地区的发展都有世纪性的意义。保持中日长期 友好的基础是培育双方共同利益的生长点。这条连接中亚和东北亚的新的油气管道，对保 证中国，尤其保证对日本长期能源供应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只有开辟多条能源供给线才能 更多地降低日本能源供给的海路风险，从而保证日本21世纪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这个角度 看，日本在中亚的利益及其外交与中国有着很广泛的合作前景，如果日中两国的政治家都能推动本国外交向这一前景迈进，这对亚太地区政治合作将有积极的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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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问题
1998年5月以来，印巴核试验和印度人民党政府突然对中国发难，引起世界大国在南亚问题上一阵纷忙。这迫使人们对南亚问题进行思考，人们想问：在中印关系日益好转的情况下，印度却突然反目，它究竟想干什么？印度是南亚核竞赛的始作俑者，在制裁问题上，与伊拉克相比，以西方大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印度如此软弱，这究竟是为什么？长期困挠国际社会的南亚问题的焦点及中国周边安全的重点是什么？南亚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影响是什么？
1。印度在南亚的目的何在？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东至东南亚的范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雄心勃勃，梦想以大印度“联邦”的形式全盘继承英帝国留下的“遗产”。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使尼赫鲁的“大印度”梦想首次遭到重挫。印巴分治后，尼赫鲁痛心地说：“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不可能实现的神权概念的中世纪国家。它不应该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国人支持真纳的愚见，这件事决不会发生……总有一天合并必然会到来。＇1＇
中国是尼赫鲁实现其大印度“联邦”不可回避的邻近大国。尼赫鲁对华外交存在着他既想与中国联合又不想放弃控制西藏地区的企图这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尼赫鲁认为：“不论从长远角度或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应作朋友，应该合作，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2＇1949年12月30日，印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印度开始在中印边境线上默不作声地蚕食中国领土，以图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中国政府承认。1950年中国进军西藏，年底印度三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反对中国出兵西藏，要求中国政府用和谈来解决“西藏自主”问题；1954年印度与中国在联合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按五项原则发展两国关系；但就在同一年，印度政府修改地图，并照尼赫鲁“应沿边界全线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必须建立边境哨所”＇3＇的指示实行“前进政策”。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实行反击。
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未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够重视；相反，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思想却为印度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实践中以不同（温和或强硬）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1965年印度对克什米尔继1947年后再次采取军事行动；1971年由印度军事支持导致巴基斯坦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1975年印度正式吞并锡金王国。80年代中期，由于印度国内经济日益下滑及国际斗争日益向经济竞争转化，执政的国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为发展经济注意改善和发展对华及与其他邻国的关系。90年代拉奥政府改革使印度经济有了长足进步；90年代中期，经济自由化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加上1997年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