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国工业革命及远程航海技术带来的新的战争模式———即海上对敌国进行纵深打击的战争模式，在 19 世纪下半叶已广泛地影响了西方世界。一方面，保卫海上商业利益，带动了造船业和海军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扩张的地面战役（比如英国在印度、阿富汗地区）中付出巨大的代价。这都促使西方国家的军事作战方式从陆战转向海战。这种转变使英国在 19 世纪中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拥有庞大陆军的中国；日本东施效颦，在甲午海战中也打败中国。中国在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中被迫割让了一系列领土和主权。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瓜分中国的狂潮。也就在中国即将被彻底肢解之际，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国参战迫使西方列强暂时放弃东方。真是侥幸，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今天的中国版图，实在难以设想。
但问题并未终结。20 世纪上半叶，世界战争模式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空战的出现。如果说对海战及制海权最先进行理论总结的 ； 是生活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AlfledThayerMahan1840 ～ 1914） ，那么在理论上最先意识到制空权重要性的是意大利的朱里奥·杜黑（ GiulioDouhet1869 ～ 1930 ）。他在《制空权》一书中认为：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空中领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战场。在人们意识到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性之后不久，就会意识到制空权将变得与制海权一样重要。杜黑的这种超前意识为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最先采纳并迅速转变为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作战方式；这种新的作战模式使二战中的德意日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占据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在中国战场，日本凭借空中优势，赢得了对华战争的初期胜利，并使中国自甲午战败并被迫割让台湾及澎湖等岛屿后，其东部地区再次被日本分裂为数个依附于日本的傀儡政府。虽然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抗战胜利是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胜利的大背景下取得的，如果日本的对华战争没有进一步扩大为对美的太平洋战争，也就是说，日本对亚洲的战争只限定在北纬 30 度以北的东北亚地区，那么，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很可能继续采取绥靖立场。如果历史真是这样演变的话，今天的中国版图，真是难以想像。
对世界霸权而言，历史意味着强权对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分割和控制史；而对世界的控制则意味着对领先于时代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控制。在 20 世纪就要结束的今天，我们在巴尔干地区见到与 1840 年发生于中国东海岸的鸦片战争相似的情景，即掌握制海权的西方列强在海上远距离侵犯他国主权，并强行达到分裂他国主权的目的。在强迫南斯拉夫放弃对科索沃主权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约便对南斯拉夫发起大规模空袭。与发生于上世纪的鸦片战争不同的只是，西方列强这次动用的已不仅是“坚船利炮”，而是依托于集海陆空三维作战方式为一体的航空母舰（及邻国基地）并配以在卫星监控技术协助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攻击和准确拦截的现代军事手段。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对美国士兵来说，侵入敌国内陆作战已成为一种后怕的经验。然而在 90 年代初对伊拉克军事打击的胜利中，美国恢复了军事干涉他国事务的信心：美国在对伊拉克的远距离海空打击中不仅基本摧毁了伊拉克的军事作战手段，同时也在“人道主义”的幌子下用“禁飞区”的方式达到了事实分裂伊拉克的目的。这样，美国与上世纪的英国一样，在痛苦的陆战经验中总结出海上远距离立体打击这种得以扬长避短的作战方式。在打垮伊拉克以及北约刚刚接收波兰、捷克、匈牙利之后，美国及其盟国把目标移向南斯拉夫，企图通过肢解南斯拉夫来实现其控制世界的战略。巴尔干是俄国南进战略的主要基地，南斯拉夫与俄国又是历史盟友。在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合作加深这一对俄两翼合围日紧的形势下，俄国迫切希望打开南面的战略出口，为此位于巴尔干的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对今天的俄国就有了特别的战略意义。而打败南斯拉夫，就将意味着打断俄国在巴尔干的战略支点。
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及其他非北约国家而言，如果北约肢解南斯拉夫的企图得逞，则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将这一模式在亚太及其他地区进一步应用，以打击对其控制世界有“威胁”的国家。 4 月 6 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表达了这层意思。她说： 21 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
20 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是 19 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 90 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无序状态；但到 90 年代中期，西方以俄国和中国为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型。 90 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酝酿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今后这种合围进程并不会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将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椐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美国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清楚地认识到，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仅不排斥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还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和推动这一趋势。问题在于，美国所要求的只是一个便于美国控制和操纵的多极化趋势。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可以接受的既不是一个强大的、更不是一个弱小的、而是一个在综合国力上可与日本、俄国和印度掣肘而又不能与美国抗衡的中国。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 20 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现实，已为美国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机，而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及美国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的提出，是美国在下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下去（也是变相分裂）的切实步骤。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 20 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 2/3 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无有实力的大国。因此，在下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战略目标。美国政府自 1997 年底开始设“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职，其首要职责是“促进中国与达赖喇嘛展开真正的对话”，同时还要负责“推动对西藏独特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的保护”。 1999 年 1 月 20 日美国政府任命朱莉娅·塔夫脱为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3 月 11 日，塔夫脱在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简报时表示，美国必须帮助西藏保护其独特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在西方的推动下，世纪之交，西藏问题将向国际化方向进一步发展，西藏地区在美国地缘战略中将进一步升级。
维持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国的国防能力，而一国的国防能力又最终取决于该国的技术能力。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攻击手段和方式。仅就有限战争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主要是国家的综合国力（除工业技术要素外，上世纪中叶清帝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英国逊色），而是一国的军事技术能力及由技术能力决定的军事作战能力。上世纪的鸦片战争及本世纪末的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20 世纪制海权和制空权两次军事革命使战争完成了由陆权和海权联接的平面模式向陆海空三维立体模式的转变； 21 世纪人类将面临在外层空间卫星（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浅层海域（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在现代战争中，二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已为在卫星监控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比较本世纪中叶美国入侵朝鲜、越南的战争模式和本世纪末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模式，不难发现，后两场战争已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作战方式初步实现了上述转变。在新的战争模式中，“诺曼底”式的大规模陆海空军进攻已让位于在航空母舰上形成的、在太空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海上和空中打击；传统的人与人的正面交锋已让位于物与物的冲突；陆军（若不与其他军种混合）的作用将大幅度下降。
在未来战场上，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将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及其传统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质量及其所拥有的现代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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