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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氏治学精勤，著作等身。其治史的方法，自命客观，不如一般史家仅知「平面的分析」，而复能作「立体的比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六种文明，真是总摄古今，光芒万丈。就其否定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论，如黑格尔的唯心论，马克思的唯物论，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循环悲观论，以及一切伟人史观、心理史观、地缘史观等说，他对于史学的贡献，自未可完全抹煞。
但汤氏的史观，究仍不免有重大的缺陷。氏论文明之发生，由于「挑战」「反应」，不仅不能自圆其说，抑且不免自相矛盾。盖氏一则曰：挑战的分量，不能过重，也不能过轻，否则便不能激起成功的反应。但所谓过重过轻，殊难定确切的标准。且汤氏在驳斥自然环境说的时候，又说，同一自然环境未必能发生同样反应。氏并广征史实，谓欧亚草原，曾产生游牧型社会，但在阿根廷及澳洲那最利于产生游牧型社会的草原，并未发生游牧社会。又说可乐拉多河（Colorado）具有和美索波达米亚相似的自然环境，却并无相同的结果。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但气候地质地形相似的欧洲多脑河，并非欧洲文明的摇篮。循氏此说，可见挑战与反应，环境与历史，未必有一定不易的必然关系。足证汤氏之说，实乃自相矛盾。
尤荒谬者，乃是他把神和人放在同等的地位。他甚至说上帝也须受「挑战反应」原则的支配，所以必经魔鬼的试探，方能完成其救世的计划。这乃是因为汤氏于神的观念，根本错误。他把神与超人，混为一谈；氏虽高举基督，以耶稣为人类的救主，但是他的「基督观」，乃是所谓「超人的化身」，否认主耶稣的神性。所以他根本不明白天道和人道的分际，以是他把「天国的奥秘」和「世间的小学」等量齐观，从而妄想把「上帝城」与「世俗城」揉杂一起，熔为一炉。这又可证「人智」之穷，不足探索历史问题的究竟。因此，汤氏虽比一般世俗的史家，稍胜一筹，否定了以往一切单一因素的主观的历史论，要指示人类向超人的天国境界迈进；惜其根本昧于天国的道理，终究限于人文主义的俗见，不能脱离世俗学者的窠臼。这是我们对此一代学人，不胜其遗憾的。
乐观论的史家，当然不止以上三氏，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列。今人惑于达尔文、史宾塞之谬说，尤因科工技术之进步，迷信「人定胜天」，以为只要依靠人类的努力，即可实现理想的社会。此种理论，习非成是，人云亦云，几成教条；天真学者，幼稚青年，尤其盲从迷信，奉为金科玉律。所以魔鬼便利用人类不加深思反省的弱点，筑成了「坚固的营垒，拦阻世人认识上帝」（林后四4）。芸芸众生，蚩蚩者氓，都被「世界之神」所迷惑，便为「人间的遗传」、「虚空的妄言」，乐观的历史哲学所掳去（西二8）。其上焉者，则殚精竭力，妄想建造「巴别塔」，实现人间的天国；其下焉者，则「照常吃喝嫁娶」，浑浑噩噩，醉生梦死。根本无视世界的危机，不知「洪水来了」，要「把他们全都冲去」（太二四32一39）。因此，我们于此）对于这种庸俗而流行的历史乐观论，不能不加驳斥。
其一、乐观的基准，乃在人类之进步；但何谓「进步」，其实并无绝对的标准。盖所谓进步，可因人的主观而有不同的结论。概括的说，一般人固认为今人比古人进步；但同时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者，正亦实繁有徒。此并非不研究近代文化的顽固保守者的见解。现代社会学权威，苏鲁根氏（Dr。P。A。Sorokin），即著书立说，警告世人，谓人类的宗教灵性生活，乃是日趋堕落的，以是近代文化，流为一种体贴肉体的感官文化，降及今日，已呈解体毁灭之危机！更从实际的生活情况而言，今人物质生活虽较进步，但在精神生活，则更为痛苦。是则人类历史，究竟为进步，抑是退步，实大有问题。可见乐观的历史论，实根本无其凭藉之基准。此其一。
其二、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近代科工技术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绝对不能作为人类前途乐观的保障。盖这些仅为工具，其对人类为祸为福，为善为恶，仍在人类之自决自择。例如医药进步，固属有益人类，但亦可变成化学战争的，屠杀人类的凶器。原子能固亦可造福人类，但亦正可毁灭世界。此即崇拜科学的箫伯纳氏（BernardShaw），亦公开承认，谓科学已根本破产，科学本想建立地上的天国，却不幸导演自杀的悲剧。箫氏本迷信科学，反对宗教，但他现在面对无神论的悲剧，不能不放弃他对科学的信仰！
其三、进步论者，还有一个根本的错误，便是昧于圣经的真理。他们不知道人类由于原罪与堕落，人类根本无法为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三23、12）乐观派的历史观，完全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否认了上帝的主宰，不知「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一七28）他们以为人类进步，乃是一种自然的程序，强以自然的定律，来适用到人类历史的法则，误信徒靠人的自力自义，可以实现人生和历史的理想，建立地上的天国。他们认为历史荣耀的结局，乃在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成就；根本无视上帝的统治和引导，实乃盗窃上帝的荣耀。
丙结论
基上所论，乐观论和悲观论的历史观，乃各有偏，俱非尽当；所谓「乐观」与「悲观」，实在都是世俗的浅见；因此，基督教的历史观，乃是超乎二者之上。质言之，一方面，我们承认人类的堕落失败，没有希望；但对于那轮回宿命的悲观论，却不苟同。他方面，我们相信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和中心，他的旨意与计划，终必成就，而有无限荣曜的盼望；惟对于那迷信「人定胜天」，可由人类努力，建立地上天国的螺旋式的天真幼稚的乐观论，又复大异其趣，
复次，基督教的历史观，虽不同单纯的乐观论与悲观论；但亦并非即为介乎二者之间的，或把历史分为不同之两极的二元论（详见下文）。因为神乃历史之主，他对这个世界，乃有整个计划，而且到救主再来的时候，这暂时分开的「上帝城」和「世俗城」的两个境界，是要因神的最后胜利而消弭的。我们对于人类历史，虽未敢存天真乐观的想法，但亦绝不厌世悲观。我们有「信」「望」「爱」三宝（林前一三13）；从「信」生「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并爱人如己，奉献身心，荣神益世，又复生「望」，对于历史的结局，存着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盼望（林后四17；启二一）。上帝虽然超越人世，但他却用其无比的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作我们的救主；籍着耶稣基督，上帝住在我们中间（约一14；并参提前三16），到了末期，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支与父上帝；那时基督必要作王，一切仇敌都要放在他的脚下（林前一五34一35）
总之，基督教的历史观，既非单纯的悲观论和乐观论，亦非割裂历史的二元论；而后上帝乃为历史的主宰，整个人类的历史，乃是以主耶稣基督的降世与再临为中心，人群历史最后的归趋与结局，乃是上帝在永世中的计划，籍着圣子救赎的恩功，以及圣灵感化的大能，要完全成就；神的众子，要照他的应许进入有永义永乐的新天新地的荣耀里（来二10；彼后三13），关于此义，容于下文再加详论，
肆历史的二元论
甲二元论的概要
以上仅就一般世俗学者的史观，加以述评；惟除此以外，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学说，我们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历史的二元论。这些学者，持论不一，有些不同凡俗，未易一概而论。大体言之，他们把历史分成「今世」「永世」两种境界；对于「今世」根本悲观，认为人类罪孽深重，无可救药；其激烈者，甚且以为神已丢弃人类，不问世事，这个世界，已无希望，只能静待完全「永世」的来临。兹就各家之说，分叙概要如后：
一、冠克迦德（SorenKierkegaard）
冠氏为「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的丹麦「神学家」，体弱多病，多愁善感，以是思想悲观，认为这个世界，已是根本无望。氏复大反黑格尔的学说，斥为僭妄。因为人类已堕落犯罪，只有日趋沉沦，根本不会实现所谓「绝对理念」。黑氏要想从「绝对理念」来实现「理想世界」，无啻自比上帝，实乃僭妄亵渎！他以为上帝已不问世事，所以无论神或人，对于历史，根本不能再起什么指导作用，若想改造社会，只是益增僭妄自义之罪。故人类只有凭信心之翼，豁然顿悟：突破庸俗境界，始能超脱这苦难的现世，想望永世的福乐。
二、柏第雅夫（NicolasBerdyaev）
氏为俄国东正教「神学家」，著作等身；他把历史分为「属地的」（Terrestrial）和「属天的」（Celestial）两种境界。前者是苦痛的、悲观的；后者是乐观的、得胜的。人类因赋有自由意志，有选择善恶之自由；又以人类堕落，悖逆真神，失去上帝原有的形像；所以在今世善恶相争，结果终成悲剧。即道成肉身，耶稣降生，亦为上帝参加人类的悲剧。故氏认为人类在这个世界，己属根本无望；历史最后的结局，乃是得胜的「属天历史」吞灭了苦难的「属世历史」，人类真正进步的意义，以及企求达到的目标，乃在超越的「永世」。
三、巴尔德（KarlBarth）
氏为新正统派要角，亦为主张「危机说」（DoctrineofCrisis）的「神学家」，著述宏富，辈声国际。氏把历史，分作「现世」（Time）和「永世」（Eternity）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前者是属地的，暂时的，无目的的；后者是属天的、永远的、无量的、明智的。范畴各殊，境界不同，只有藉着启示，二者始有相契的可能。故人类只有用超越的态度，始能穷历史终极的意义。在「现世」中，人类只有危机，没有出路；上帝乃超乎世外，不问世事。人类要想从「历史进化」、「社会改良」，实现「天国」，不仅是痴人说梦，而且还犯了自负自义，轻慢上帝之罪。因为人类根本没有良善，所谓良善，乃是上帝的恩赐。真正圣徒，应当自认绝对无能，根本无望，只能静待「末日」，希望「永世」来临。
四、惕立赫（PaulTillich）
氏为望重一时的所谓「实存主义」的「神学家」，谓人类历史，充满了紧张、斗争、不安与悲剧，根本没有得救的希望，人类仅凭逻辑的想法，不能穷历史的奥秘，但人之大患，却都因习故常，仅仅重视传统的政治，社会乃至宗教的制度，想求一劳永逸之道，结果落入魔掌，无以自拔。因此，他不但批评奥古斯丁的「上帝城」，已经不合时宜；且更僭妄的主张，圣经的道理，亦须彻底更张。他又认为现代文化，根本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