奘导示椤�1933年1月，秦邦宪以中共最高领袖的身份到达中央苏区时，是26岁，而毛泽东已40岁。
秦邦宪的全部资本，是在莫斯科吃过几年面包，而毛泽东则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秦邦宪们一来，就把毛泽东边缘化。但从另一面看，中央机关迁到“苏区”，又未必没有令毛泽东高兴之处。最高权力从亭子间移到自己的地盘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果然，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宣告了秦邦宪统治时期的结束，也宣告了“莫斯科派”的永久失势。尽管要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才意味着毛泽东彻底击溃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但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已基本掌握了中共的最高权力。
回到顾顺章。193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还从江西瑞金发出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这份题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的“通缉令”，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后称：“……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这样的通缉令，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顾顺章曾想重新归依中共吗
但顾顺章还是死于“中统”之手。万亚刚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一文中说，顾顺章其人，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人。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上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顾顺章叛变后，当然为“中统”立下了大功。“中统”虽然暗中对他严密监控，但表面上待之如上宾，有所要求无不满足。可是好景不长，1933年春季之前，顾顺章便被“中统”杀掉了。个中原因，《徐恩曾回忆录》是这样解释的：“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引按：这时间是错误的），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在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共党勾结，向共党提供我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觉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十五六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
按徐恩曾的说法，顾顺章是又与共产党暗通款曲，才被“中统”杀掉的。这显然不实。共产党与顾顺章之间，有着血海深仇，根本不可能旧梦重温。万亚刚也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一桩“应予平反”的“冤假错案”。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中，万亚刚说：“到底顾顺章何以致死？有道是‘不遭人忌是庸才’，正因为他不是庸才，而且锋头太健，所以就招来杀身之祸了。”这样说还太简单。顾顺章固然是“中统”钓到的一条大鱼，但顾顺章所知共产党的机密再多，也是有限的。当他叛变之后，这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几年之后便耗尽了。豢养顾顺章，始终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弄不好就成了养虎遗患。当徐恩曾们觉得风险和成本大于收益时，当然会把他除掉。
流氓与革命问题的思考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以杜宁的笔名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杨之华曾与顾顺章同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对顾比较熟悉。这篇文章介绍了顾顺章的特征，强调了顾顺章叛变的危害，文章主旨则是反思这一事件的教训。杨之华介绍了顾顺章的这样几种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两件事：一是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另一件事，是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这几件事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顾顺章虽然加入了中共并成为党内要人，但本质上是一个毫无政治信念的流氓。他加入中共，不过是一种投机、一种赌博。他平日之所以不看文件，是因为他对文件本无兴趣；他开会之所以不发言，是因为他对各种政治问题本无话可说。杨之华认为，从他妻子室内搜出的那封信，说明“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
杨之华的反思之一，是党组织对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和“堕落”没有及时警觉：“然而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我们的于他不好的倾向——叛变的预兆，没有加以及时的警惕。”其实，对于顾顺章这样的人来说，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是不可被劝阻、不可被改变的，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他的投身革命，也不过是为了有一天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一己私欲，如果以组织的名义禁止他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他恐怕要立即与革命“拜拜”，回到他的“江湖”上去。当时的有关人士，也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没有对顾顺章的个人生活加以干涉——他太能干、太有用。
杨之华的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结束：“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像他一类的工人成分——流氓无产阶级成分占有相当的地位。”
杨之华在1938年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做出这种反思，应该说是用心良苦的。如果说，对“工人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的教育是一个重大问题，那对“农民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农民干部”的教育，就更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了，因为后者比前者多得多。但杨之华的担忧和提醒并没有引起重视。在此后的各个时期，都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作极其重大的事情来抓：都反复强调工人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灵魂是干净的、道德是高尚的，因而都是知识分子的楷模。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向身边的工人农民看齐，就是让自己全身心地工农化。
铁杆“托派”王凡西则从一个“托派”的角度对顾顺章事件进行了“反思”：“顾顺章……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的……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无数次的亏，顾顺章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这番话足以启发我们对流氓与革命这一问题的思考。
其实，对于顾顺章事件，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反思：本质上是流氓的顾顺章，如果没有被捕并且在1949年后成为元勋、功臣，掌大权、居高位，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