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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研究
一、教会在外表上的成功，往往带来内在的腐败。你认为我们可以如何防备这样的情形出现？
二、中古时期的改革都不成功。你能归纳出招致失败的各种因素吗？
三、改革的推动，往往在于领袖人物的付出。从这些改教先驱的身上，你学会了什么？
阅读建议
如果需要，可进一步参看以下一些从论教会历史的书籍：
一、祁伯尔（KuiperB。K）著，李林静芝译：《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二、余达心著：《基督教发展史新译》，台湾：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一九九四年。
关于中古时期的教会，可参阅：
李振群著：《透过二千年之卷二：中古教会》，西马：协传培训中心，一九九九年。
六。教会历史篇／李振群 第52课 九十五条惊天动地
前言
十六世纪是一个弥漫新气象的时代。典型的例子，就是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在世纪的交替的时刻（1492年），发现了美洲的新大陆，为欧洲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憧憬。然而此时刻的欧洲也充斥着不安与变革的迹象。社会、文化的发展，导致日后所谓的中产阶级逐渐出现在许多城市中，冲击着中古简单的农民、贵族的社会的结构。教会改革的失败则引来了普遍的反感。大学里面的学者皆意识到变革更新的需要，翘首以望新的改革动力。一般农民与基层人士更是对现状愈来愈不满。惊天动地的变革条件，似乎都已经预备好了。与此同时，宗教热诚的火炬仍然透过修道院赖以维持。一些修道士仍然坚持理念，透过刻苦、敬虔来展现对信仰的忠诚，以祈获得神的喜悦。马丁·路德（MarthinLuther）就是其中一位。
路德与“九十五条”
马丁·路德生长在一个不甚富裕的矿工家庭。在节衣缩食情形下之，一直努力读书的他，终于进入了大学，修读法律的博士学位。然而，他心中一直盘旋着一个相当恼人的问题：罪人要怎样才能获得圣洁神的恩惠呢？这份对生命终极问题的关注，使他毅然离开法律的学习，加入了奥古斯丁派的修道院，一心要按照当时的观点，透过克苦己身的方式来换取神的悦纳。在修道院操练的同时，马丁·路德也开始修读神学博士的课程，专心研读神学与圣经。在这期间，他发现了两个重要的道理。首先他体会到：再多的克苦、善行也无法与神的良善相比，人越是企图以善功来换取神的义，就离开这义越远！另外，他又发现圣经的教导与教会流行的说法不一致：义人得生的途径不是透过善行，而是藉着信心接纳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提供的救赎。马丁·路德终于明白：圣经所说的“神的义”，原来不是指神对人的要求而言，而是“神赐给人的一份礼物”！这项称为基督的真理，为整个宗教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此时的马丁·路德已取得神学博士学位，也被修道院派往位于威登堡（Wittenberg）的大学讲授圣经与神学。他将圣经关乎救恩的道理，透过在威登堡的大学及教会，传送给身边的人。只是他所能够影响的人，并不怎么多。而就在这时候，罗马教皇为了筹款修建教廷所在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再次在整个欧洲发动售卖赎罪券的活动。负责在马丁·路德所在地区贩卖的人，推销赎罪券的言论及手法，激起了马丁·路德的不满。当日推销的人声称，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币落入了钱箱，罪就立即获得了赦免！这番厥词显然与鼓励犯罪无异，更与马丁·路德所认识的福音道理有所抵触。终于在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口，张贴了一份名为“九十五条”的文件，指出赎罪券并不具备所宣称的赦罪功效。这举动马上引发了极大的震惊。一位在罗马大公教会体系出身的修道士，竟然公开反对教会的教导，此举无疑大快人心。加上之前不久发明的活版印刷术，加速了这份文件在欧洲各地的风行，且带动了许多讨论。
罗马教廷起初不以为意，只觉得这是某个角落里的小修道士在大发谬论，遂指示相关的主教、大主教等，设法平息风波。一年之后，事情其实已开始比较平息下来。只是一位认同教会传统观点的教士，非常不满马丁·路德的言论，且要求与他公开辩论，以正视听。路德接受了这项挑战，双方乃于一五一九年，在莱比锡大学（UniversitaetLeipzig）举行了这场影响深远的辩论。路德在辩论中阐述自身的立场时，并不讳言赎罪券的无效，进而也指出了教会、教皇等皆不具有赦罪的权柄，因为这权柄仅仅来自耶稣基督。路德指出其观点所依据的，不是教会的传统，而是圣经本身的教导。这样的立场当然无法见容于罗马教廷，而教廷也不得不要求他在指定的日期之前悔改，并收回言论，否则就将他逐出教会并终止教籍。只是马丁·路德深知这确实是圣经的教导，因而拒绝悔改，甚至在公开的场合，当众焚烧了教皇所下达的悔改谕令！宗教改革的浪潮自此石破天惊地展开了。
德国宗教改革的早期发展
宗教改革起初主要在德国（Germany）地区展开。马丁·路德除了继续在威登堡教书及讲道外，也透过文字来陈述教会改革的需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份文件是《基督徒的自由》（陈明作基督徒的意义）、《教会被掳巴比伦》（指出教会已背离神的道，犹如昔日以色列因背道而被掳一般）及《致德国王侯公开信》（公开鼓励王侯为真理来推动教会改革）。透过这些努力，改革教会的风气逐渐扩散到其他德国王侯的辖地。当日德国的王侯，连同匈牙利（Hungany）、奥地利（Austria）等国皆隶属一个联邦，称为“神圣罗马帝国”＇但是这帝国实质上与罗马（Rome）无涉，且运作上也不如一般的帝国＇。为了彻底对付马丁·路德这新兴的“异端”，帝国召开了国务会议，并传召马丁·路德前往答辩。为了真理的缘故，马丁·路德冒着生命的危险，出席了会议，但却发觉这不过是个命令他悔改的会议，根本没有任何让他作出答辩的安排。这位改教家于是勇敢地向会议宣告说：“除非能够依据圣经判定我的见解是错误的……否则，我不能、也不会撤回任何的观点；因为违背良心行事，是不对的，是不能接受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神帮助我！”这名不知好歹的修道士既然拒绝悔改，帝国就褫夺了他的公民身分，并要将他逮捕处死。所幸马丁·路德在作出宣告之后，立即离开会场回家，又在路上被支持者强行拦截并藏匿起来，因而逃过了追捕。之后，帝国本欲继续追究保护他的人士，但是由于奥图曼帝国信奉回教的大军压境，帝国的元首不得不暂时容许各王侯拥有宗教事务上的自决权，藉此联合各王侯，一致共同对抗入侵者。马丁·路德的福音信仰，就此散播开来。其后，马丁·路德甚至可以公开回到威登堡继续领导改教的进程。
当围困维也纳（Vienna）的入侵军队撤离后，帝国曾再度追究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然而，教会改革已经开始在许多地区植根，支持改教的王侯也联名向帝国元首提出抗议，认为各王侯拥有宗教事务的自决权，不容外力干预（基督教的Protestant一词，就是这样得来的）。帝国元首虽然一面倒地支持罗马，但却一时之间无法贯彻政令，去镇压这些改教的王侯。各王侯也乐得自行处理宗教事务，这些统治者从此就分成罗马派与抗议派（改教派）两个阵营了。
所谓宗教改革，就是扬弃罗马大公教会当时所持守的救恩观，认定所有人只有凭着“信心”，接受“圣经”所宣讲的基督十架救赎“恩典”，方可以获得神的义，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所谓“惟独信心”、“惟独圣经”、“惟独恩典”的三大改教诉求了。同时，教会也在运作方式、聚会程序、教导内容等方面，根据这些原则作出调整。因此，教会的面貌焕然一新：不合圣经的腐败现象消失了，迷信色彩的教导被取缔了，企图以苦修善功取悦神的修道院解散了。马丁·路德在藏匿期间，也将圣经从原文翻译为优雅流畅的德文。之前不久才发明的活版印刷技术，则将路德的著作及他翻译的圣经，以大量又低廉的方式，迅速地流通到欧洲各地。慕名者蜂拥至威登堡大学（UniversityofWittenbeng），渴慕在路德门下受教。这些人回家之后，也将改教的信仰，以及改革教会的方案带回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其他地区的大学学者，深明改教的意义，也纷纷加入鼓吹改革教会的行列。宗教改革就如风暴一般，席卷了整个欧洲。
其他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
除了德国以外，惊天动地的事情也在瑞士的苏黎世（Zurich；Switzerland）展开。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苏黎世城中一名神职人员慈运理（UlrichZwingli），也认定福音信仰才是圣经的正确教导。一五二二年，慈运理在禁止吃肉的守斋期间，特地聚众公然吃肉。此举引来一连串的辩论，因许多人认为在守斋期间吃肉，是不得神喜悦的事情。慈运理藉着辩论可否吃肉的场合，提出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到底怎样能够让一个人得着神的喜悦呢？是善行？还是信心？正如马丁·路德所坚持，义人是因信得生的；既然如此，凭借信心的福音信仰才是真挚的信仰。经过这些辩论，苏黎世的市议会乃决定：慈运理的见解是正确的，以后教会的教导及运作方式，都要依据他的方案进行。慈运理从此取得了苏黎世教会改革的主导权，在这个瑞士城市中，推动类似马丁·路德在德国所进行的改革运动。苏黎世的改革措施立时招致了一些邻近地区王侯的反对，并弄到兵戎相见；而慈运理也在一五三一年的一场战争中去世。然而苏黎世的改革运动，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在继任者布灵尔（JohannHeinrichBullinger）的带领之下，苏黎世城继续领导着瑞士的改教，而且又将改教风气蔓延到了其他瑞士的城镇去，包括与法国（France）接壤的日内瓦城（Geneva）。往后日内瓦城甚至超越苏黎世的地位，成为瑞士宗教改革的大本营。
另一个教会改革的主要地区是英国（UnitedKingdom）。自从亨利八世（HenryVⅢ）登基作王，英国的中产阶级即迅速兴起。这些人比一般农民更加关注社会民生的处境，因为社会、制度、政策等之不合理现象，无一不与他们的生计息息相关且影响非凡。由于他们非属贵族阶层，不易左右大局，故不得不寄望统治者进行改革，结果成了改革思维的强大支持群体。在这期间，英国社会各阶层对教会不满的气氛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