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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宣教事工，大致上依循四个方向开展，即布道、教育、医疗和慈善救济。即使官绅一直抗拒，宣教事工在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资之下，倒是略有成效。中国教会的雏形慢慢被建立起来，受洗的人数也缓步增加。为了配合教育与医疗等事工，宣教士也从事文字出版的工作，努力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一八七四年开始发行的《万国公报》（报章）及一八八七年成立的广学会（出版社）就是典型的例子。教会开办的学府，如北京的燕京大学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亦先后获得相当的认可与地位。基督徒人数之增长虽不很理想，但宣教士在促进中外交流和中国迈向现代化等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宣教事工的力度越大，招致的反弹也越大。加上传教条款在执行上仍存在许多漏洞，摩擦就无从避免了。一方面，宣教士努力拓展传福音的空间，但官绅阶层的人则要压制这些活动。在如此对峙的关系中，又有西方外交人员的因素，将各样纠纷弄得更为复杂。西方列强的外交使节，一方面要尽其职责保障其本国宣教士的安全，同时又企图在纠纷当中谋取外交上的利益。结果，这三方面的互动与矛盾，引发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冲突。这些称之为“教案”的事件，往往导致西方以“武力”来威胁中国，而中国却只能百般无奈地退让、赔偿了事。其中一类典型的案子，涉及的就是有关归还教会产业的传教条款。
天主教在康熙时代，曾经拥有大量的教产。禁教之后，这些产业多被政府充公改作其他用途。及至清朝末年，许多这类的产业甚至已成为某些官绅世代相传的祖业。而今一时之间，祖业竟变成教产，而且还得归还教会，其中涉及的利益纠纷实在不易厘清。然而，无能的满清政府却不得不屈从西方外交人员的索求，把官绅人士激得怨气沸腾，于是就投射到教会人士的身上。一再出现的教案，更进一步让官绅人士对教会有所不满，也严重打击了教会的形象。福音事工的进展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不但如此，即使在归信基督的人士当中，教会事工的成效不过差强人意。正如之前所述，福音信息原本就与中国当地文化互不调和，加上官绅、士大夫阶层的人从一开始便抗拒这个信仰，故信徒的数目虽然有所增加，却颇为缓慢。由于知识分子多数持抗拒态度，也一直显出信徒的知识水平严重偏低。加上教会往往以福利、慈惠事工作为接触点，许多人仅仅只是为了物质的好处而加入教会。基督教圈子中因而出现大批单为图利而入教的人士（当时这种行为被称为“吃教”），教会素质低落自然不在话下。如何改正这种现象，不仅是当时宣教士热烈讨论的课题，也因而引发了宣教路线的争议。
一些宣教士坚持以直接布道的方式来建立教会，并认为信徒素质低劣的原因是因为入教者动机不纯，而非福音的能力不足。若假以时日，在真理教育的薰陶和培养下，高素质信徒的比例定能提升。这个阵营的宣教士因而注重个人布道、灵性栽培等事工。另一方面，其他宣教士则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应当采取间接布道的方式。他们指出：中国人的世俗思想浓厚，对福音背景有关的事情一无所知，以致影响福音信息的传达。因此，这些宣教士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意识，透过引进世界新知和普及教育等不同途径，企图使福音信息拥有一处能够发芽生长的环境。这两条路线，其实各有千秋；虽然方向不一，终点倒是一致的。这两派的人士，虽然各走各路，到头来却是相辅相成，使中国教会仍然可以缓步向前。这基础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到了第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在前人所奠定的此一根基，经历了突破性的发展！
问题研讨
一、福音藉着“不平等条约”传入中国。你对这件事有何省思？
二、在传福音的“直接布道”与“间接布道”两条路线之间，你的选择如何？你认为有可能两者兼顾吗？
三、教会的素质如何可以提升，一直是值得关注的课题。你对这个课题的看法如何？
六。教会历史篇／李振群 第57课 复兴潮涌中华
前言
在第十九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教会，力量微弱，素质低落，是个不争的事实。掌管历史的主对教会的眷爱，也同样是事实。就在世纪交替的时刻，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烈火般的试验，福音事工也因此大步向前。严格说来，中华大地在十九世纪末只有中国宣教事工，并没有中国教会可言，因为所有教会的相关事务，包括行政、牧养、教导与其他附属的机构（如医院、学校等），都得依赖宣教机构的领导和支援才得以生存。然而一九○○年的庚子之乱，遂使这局面开始改观。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开始出现复兴气象。这股复兴与振作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下半部。
布道增长时期（1900年～1919年）
“庚子之乱”，就是“义和团之乱”。当时的暴徒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肆意攻击北京的外国使馆区，杀害洋人。由于针对外交人员的行动不易得手，暴徒的目标遂转向教会的宣教士及信徒。在清廷支持之下，暴乱蔓延到北京以外的地区。西方宣教士被杀的固然不少，更多的中国信徒也在这场动乱之中殉道。这些基督徒仅仅因为信奉基督而丧命，但他们在死亡威胁之下毫不动容，死难的信徒因而不计其数。教会在设施与人员方面的损失虽然极其惨重，然而“庚子之乱”也让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难得的清洗。那些一心只想吃教的人，从此对教会却步。留下来的信徒反而更加坚定。而且，殉道者的血也为教会赢得了美好的名声。教外人士不禁要问：这个信仰的威力为何如此了不起，那些信徒何故竟然能为信仰从容就义，宁死不屈？教会内部也作出反省：一场针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动乱，为何会波及信仰基督的群体？
在痛定思痛之余，教会觉醒过来，明白到必须珍惜上主的保守，竭力为福音打美好的仗，建立名副其实的中国教会，方能避免重蹈覆辙。于是，教会在一九○七年召开的百年纪念大会上（纪念福音自1807年经马礼逊传入中国），认真地探讨了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就是所谓的“三自”理想）的课题。教会的事工开始有了清晰的方向。许多中国信徒也更愿意挺身而勇于承担福音使命的重任。教会内部也开始出现更新的气象。吃教的人少了，积极的信徒又认真了，教会事工也就火热起来。上主的手也开始施行奇妙的工作。
一九○八年，中国东北的地区，乃出现了闻名中外的“满洲大复兴”。一些堂会的聚会人数，突然增加两倍、三倍。祷告会中认罪的人比比皆是。讲道的人大得能力，信主的人直线上升。开始的时候，一些西方差会怀疑这仅是短暂的现象；到后来不得不承认，这一波的复兴确实是出于神特别的作为。复兴的火花也蔓延到东北以外的地区。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大规模的布道运动。中国教会首度力图振作，勇敢地为福音作见证。这个刚经历了义和团事件洗礼的教会，从而也饱偿了上主赐下的丰收。
本色化运动时期（1919～1927）
庚子之后的复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又获得了额外的动力。满清皇帝逊位之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诞生了。然而，“共和”始终是新鲜事物，而且是西方政治体制。许多人在不明究竟之下，不得不向身边的宣教士询问一些相关的细节。福音则与共和体制同样属于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结果一时之间，基督教也成为颇受欢迎的时尚信仰。福音信息因而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支持。但是好景不常，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割据，很快便让中国再度陷入混乱。国人在探求出路的过程中，再度认定帝国主义是元凶。基督教始终无法摆脱与帝国主义关连的阴影。结果教会再度因为其西洋色彩，被国人视为阻挠中国进步的因素。
这个不幸的发展，起因是当时出现“新文化运动”。自从一九一五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定，中国的出路在于文化的改造。虽然他们提出的方案五花八门，但却普遍认定：与科学不符的及有违民主的事物，皆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学生示威，使这新文化运动的诉求达到了高峰。当日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正是与科学不符的典型代表，况且宗教讲究权威而贬抑民主，因而开始敌视基督教。这种反基督教言论，到了一九二二年演变为非议基督教的风潮。接下来，有规模、组织的“非基运动”（即非议基督教的运动）就从北京与上海爆发，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非基分子抗议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反对基督教的势力左右了国人的生活，甚至组织游行示威，吓阻基督徒不得到教会聚会。其后，反基督教的言论，甚至将教会与帝国主义之间划上等号，令教会的处境日趋艰难，信徒的情绪更加低落。
面对这股风潮，教会有识之士乃奋起维护信仰的真谛。一方面，他们进行护教的工作，向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与帝国主义无涉。同时，教会领袖也致力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会，务求让中国的基督教会，尽可能与西方色彩脱钩。中国教会因而展开大规模的本色化运动。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事情。另一方面，这运动承袭了上一阶段的三自理想，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教会的本土色彩从此逐渐加强。再者，这运动也是一种教会自我振作的努力，力求在压力底下克服困难，以使教会的生命力可以再度呈现。因此，“本色化”运动其实也是另类的复兴运动。这个阶段的复兴努力，让教会熬过了非基的困扰，为接下来的大规模奋兴作好了准备。
奋兴振作时期（1927～1937年）
到了一九二七年，中国国情有了新的面貌。国民政府瓦解了北洋军阀，结束割据的局面；并且在南京定都，把中国带进一段相对稳定的阶段，开始了所谓的十年建设时期。政府的领导人对教会的态度也转趋友善，使过去的非基气氛顿时一扫而空。中国教会的领袖决议把握时机，拟议了一个五年奋进运动。计划从一九三0年开始，企图在五年之内，使中国教会在数量与质量方面能够倍增。运动的主题口号是“求主复兴教会，先复兴我”。五年运动，由统筹全国基督教事务的基督教协进会推动，涵盖的范围遍及整个中国。协进会也为此而提供了各种各样需用的资源、材料、方案等，有计划地分区推进。教会的气氛立时改观，信徒的生命力也果然发挥出来。虽然在一九三五年的检讨中，数量倍增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教会的素质、信徒的水平，却肯定有所提升。
与此同时，在组织性的复兴运动之外，上主也在中国教会当中，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