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本人不负任何责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托马斯·曼认不清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他认为从德国方面看这不是一次“民族”战争。他把亨利希·曼的《左拉论》看作对祖国的背叛。他从狭隘的民族观点出发，和哥哥争论，发表了《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观察》（1918）。战后他写了长篇小说《魔山》（1924），揭露资产阶级寄生生活的空虚和腐烂；书中主人公借参加战争来摆脱无聊的病态生活这一情节，说明作者已看到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生活和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
1933年希特勒篡夺政权后，托马斯·曼的政治认识有所提高，并积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他先流亡到瑞士，1938年到美国。1933…1943年间，他完成了《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这一组长篇小说取材于《旧约》中关于约瑟夫的传说，讲的是犹太人遭受苦难的故事。作者描写了犹太人善良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借此驳斥希特勒种族主义者的排犹谬论。在他们迫害犹太人的高潮中写这样一部作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马斯·曼迁居瑞士。1946年，他发表论文《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他预感到共产主义潮流势不可当，对未来有了比较清醒的看法。1947年，他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问世，写一个不乏才华的资产阶级音乐家接受了颓废艺术，内心空虚，最后发疯的故事。作者不仅抨击把艺术作为买卖交易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批判资产阶级颓废艺术家，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艺术的穷途末路。《骗子费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第一部（1954）是托马斯·曼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个侍者冒充别人名字游历世界和招摇撞骗的故事。书中以轻松的笔调描写这个冒险家，尖锐地讽刺了资产阶级尔虞我诈、自私自利的丑恶现象。1955年作者逝世，同书的后面几部只留下一些片段。
托马斯·曼的早期代表作是《布登勃洛克一家》，副标题叫《一个家庭的没落》。它描写大资本家布登勃洛克祖孙四代的发展过程。故事发生在1835…1876年的商业城市吕贝克。小说开始时，正是大粮商布登勃洛克家的鼎盛时期。老约翰·布登勃洛克刚买进一座大房子，亲友前来庆贺。这个家族经济上有实力，社会上有地位。但到小约翰继承家业后，他有了一个竞争者：暴发户哈根斯特罗姆。由于斗争激烈，生意清淡，加之时局动荡不定，女儿婚事上又失算，他感到经营非常困难。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如何去适应新的环境，继续守着布登勃洛克家的传家箴言：“白日精心于事务，然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间能坦然就寝。”到第三代托马斯经营时，他家和哈根斯特罗姆家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势力方面的竞争达到了最激烈的阶段。由于战争、投机失利等原因，托马斯连遭打击。最后，布登勃洛克家败落下来，老约翰购置的那座大房子也落到哈根斯特罗姆手里。托马斯死后，他的儿子汉诺体弱多病，胆小怕事，耽于幻想，没有实际能力，更无法适应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小说以汉诺的死亡告终。
全书通过布登勃洛克家四代的兴衰，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第一和第二两代在“忠厚诚实”的幌子下进行大量剥削，发财致富。第三代托马斯既按旧的剥削方式经营，也想作一些投机买卖，但垄断资本家哈根斯特罗姆使用掠夺并吞的手段，最后击败了布登勃洛克家。同时，作者又揭发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感情都是由金钱决定的。小约翰的女儿安冬妮的几次结婚离婚以及布登勃洛克家子弟争夺遗产的纠纷，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作者虽然没有完全意识到布登勃洛克家的没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他能在家庭生活的描写中，揭露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落和腐朽，这正是作品的巨大现实意义。
托马斯·曼以高度的艺术技巧，从典型人物的变换中表现历史时代的更替，而这些人物又都生活在典型社会环境之中。作品结构严谨，全书十一个部分几十个章节一章一节都作了精心处理。有些情节虽然重复出现，但并不单调，反而能加深读者对人物性格的认识。小说的语言精炼，对话生动，有幽默感。
本书虽然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但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这一问题的，因此他在描写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衰亡过程时，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惋惜之情，对某些资产阶级人物表示同情。同时，书中有些地方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对人生抱有消极悲观的情绪。此外，作者描写1848年革命波及吕贝克城的情况时，对工人阶级的形象也有所歪曲。
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在艺术风格上有显著的不同。前者在发展德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了俄国的现实主义风格，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对他影响很大。后者比较倾向于法国的现实主义传统，在风格、语言上受法国作家的影响较深。但是他们两人的长篇小说都反映了德国社会在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矛盾。
赫尔曼·黑塞（1877…1962）是和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兄弟同时代的另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于牧师家庭，十五岁时因受不了神学院里令人窒息的宗教压迫，逃跑出来，自己谋生。他学过修理钟表，当过书店店员，靠自修钻研文学，从事创作。《彼得·卡门青特》（1904）是他第一部成功之作，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自传体小说。作者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家的命运问题：逃向自然还是投身到生活中去？黑塞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答复。
长篇小说《在轮下》（1906）是对德国教育制度的一个抗议。主人公汉斯·盖本拉特出身低微，但聪明勤奋，他的父亲和教师希望他通过神学院的道路进入上流社会。在神学院教育制度的“轮”下，他感到身心受了很大的束缚和压抑，不久患病，离开神学院。他回家后，因失恋受到强烈刺激，身体更加衰弱，最后由于酒醉，误堕河中溺死。这部作品是根据黑塞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写成的，指出了德国学校教育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帝国的一根柱石，它毒害和摧残了青年人的心灵和身体。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黑塞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这时的主要作品有《德米昂》（1919）、《草原狼》（1927）《玻璃珠游戏》（1943）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失去信心，而憧憬着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定居瑞士，直到逝世。黑塞一生创作过大量小说和诗歌，他的作品语言通俗、清新流利，很受一般读者欢迎。
莱纳尔·玛利亚·里尔克（1875…1926）是本世纪初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德国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他生于布拉格，是一个职员的儿子，曾到欧洲许多国家旅行，还去过北非。1894年开始写作，早期诗歌带有捷克波希米亚民歌的痕迹。后来他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逐渐脱离现实，一方面歌颂个人在社会中孤独、寂寞与死亡的感觉，一方面又刻意描绘人生以外的“有生”和“无生”的万物，一味追求新奇的比喻和所谓的语言美，诗歌内容不易为人理解。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图像集》（1902）、《祈祷书》（1905）、《新诗集与新诗续集》（1907…1908）、《杜伊诺哀歌》（1923）和长篇小说《马尔特·劳利德·布里格随笔》（1910）等。
里尔克的诗歌注重韵律，雕琢细腻，比喻新奇，充满神秘色彩。他在1903年写的《豹》可以用来说明他这些特点：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觉得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出柔软的步态，
这步态在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作者借用关在铁笼里的豹的形象，反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活动。他们脱离群众，和当时的革命运动有很大距离，在窒息的社会的压抑下，感到无处发挥自己的力量，因而苦闷、彷徨，好像铁笼中的豹一样，被束缚在一个极小的圈中，以致“伟大的意志昏眩”。原诗节奏富有音乐性，用词造句别具匠心。里尔克的许多诗歌都有这种特点。从有些诗中还可以看出他在不断地探索生活的意义，但由于神秘主义世界观的局限，他不可能找到出路。
里尔克的诗歌和诗论，对现代欧美资产阶级文学还有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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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欧和东南欧文学
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日益高涨。例如，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保加利亚人民从土耳其长达五个世纪的奴役下获得解放，罗马尼亚摆脱了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从属关系，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人民也取得独立。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土耳其人的统治最后崩溃，阿尔巴尼亚在1912年11月宣布独立。这一时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内部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农村中仍然存在着封建制度的残余，阶级分化加剧，农民生活更为贫困。十九世纪末叶各国工人运动兴起，从七十年代起，无产阶级政党相继成立。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和1910年巴尔干国家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对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起了巨大的影响。
在文学方面，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浪漫主义流派已经衰落，现实主义日益发展，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获得了杰出的成就。反对外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和腐朽，反映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号召人民起来求解放，成为本时期那些国家文学的共同的主要特征。
在波兰，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加强，工人运动随之展开。在农村中，虽然1864年实行了土地改革，但是大量的土地仍旧掌握在地主和外国殖民者的手中；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出现了农业资产阶级，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对贫雇农加以残酷剥削；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变成城乡无产阶级，过着贫困悲惨的生活。十九世纪末叶波兰这一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过程，都反映在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奥若什科娃、显克微奇、普鲁斯、柯诺普尼茨卡以及稍后的热罗姆斯基和莱蒙特等人的作品中。
艾利查·奥若什科娃（1841…1910）出生于一个进步的贵族地主的家庭，积极参加过1863年波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并从那时起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她在中篇小说《洼地》（1883）、《久尔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