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但对拿破仑垮台后的波旁王朝复辟，她还是采取反对的态度。欧洲封建联军进占巴黎的消息，使她感到万分痛苦。她说法兰西是她的祖国，法兰西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
作为小说家的斯太尔夫人，在《黛菲妮》和《柯莉娜》两部作品中，第一次在法国文学领域提出妇女自由权利和社会传统习惯之间的矛盾的问题。黛菲妮是一个天真热情的女子，可是她的坦率的行为，不但为封建道德和教会偏见所不容，而且始终得不到情人莱昂斯·德·蒙多维勒的谅解，最后服毒自尽。柯莉娜是一个渴望个性自由、热情奔放的意大利女诗人，年幼时备受继母的歧视和迫害，后来和英国青年奥斯华尔德相爱。但是奥斯华尔德出身于清教徒家庭，性情拘谨，终于牺牲对柯莉娜的爱情，遵照父亲的遗嘱，和一个符合贤妻良母标准的女子结婚，致使柯莉娜感到绝望，抱疾而终。黛菲妮和柯莉娜二人临死时都同天主教和解了，把实现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梦想上。斯太尔夫人力图证明社会传统势力不可避免地要战胜个人意志和个人热情。两个女主人公对社会传统发出抗议，而最后又屈服于宗教信仰。她用皈依宗教来解决她们的命运问题。在这里她所表现的摇摆和软弱立场，对当时自由资产阶级来说，是有代表性的。
斯太尔夫人对文学理论和批评也有所贡献。她在这方面的许多见解，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成长和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她在《论文学》中着重阐述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求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代替古典主义文学法则，认为批评家应该从产生作品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去理解和说明作品的特征，而不是像古典主义者那样，用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各个时代的文学。在《论德意志》中，斯太尔夫人介绍了德国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阐述了在《论文学》中已经提出的南方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和北方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相对立的论点。她猛烈抨击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和妨碍创作自由的以希腊、罗马文学为规范的古典主义法则。她认为受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将比过去的文学更有力量，更有独创性，因为它是在本民族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反映了本国的历史和宗教。她提出“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她还强调法国应向莱茵河彼岸的作家如歌德、席勒、史雷格尔兄弟等学习。
法国民主主义诗人和歌手彼埃尔—若望·贝朗瑞（1780…1857）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他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度过他的童年，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先后当过旅店雇工、排字工人、店铺学徒、图书馆馆员。他于1798年开始创作，最初写哀歌、喜剧和歌剧，后来才写歌曲。他的第一首著名歌曲《意弗都国王》（1813）假借十四世纪法国民间故事，讽刺拿破仑穷兵默武的政策。这首歌曲的成功使贝朗瑞更加坚决地从事社会政治歌曲的创作。
贝朗瑞的歌曲创作在复辟时期达到了高峰。路易十八即位后，贝朗瑞就认为自己唯一的任务是要帮助人民群众从白色恐怖下解放出来。《白帽徽》（1816）揭露贵族的卖国行为，讥讽那些要为侵略者的胜利而干杯的流亡贵族。《贵族狗告状》（1814）嘲笑流亡贵族企图恢复封建特权。《加拉巴侯爵》（1816）揭露专横暴戾的大地主的丑态，加拉巴要向“贱民”宣战，威胁他们去履行封建义务，并要把这些特权传给他的后裔。贝朗瑞的笔锋也指向法国反动势力的堡垒——教会僧侣。他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满口仁义道德、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天主教，如《头脑简单的查理的加冕》（1824）、《教皇的婚礼》等。他的歌曲最初以传单的形式出现，后来才印成集子。复辟政府曾多次逮捕他，但他在监狱里继续斗争，人民群众纷纷起来为他向政府抗议。他的创作在1830年七月革命的日子里成为反波旁王朝的有力武器。
7月革命后，他在政治上摇摆不定，投票赞成路易·菲力蒲为法国国王。但他很快就看出新政权的丑恶本质，拒绝接受7月王朝给他的职位。《七月的坟墓》（1832）表示他对革命后果的失望，于是富翁、大资产阶级成为他在这个时期讽刺的对象。他揭露资产阶级当权者的实质（《蜗牛》，1840），指控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年老的流浪汉》），对劳动群众的悲惨命运寄以深切的同情（《杰克》）。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也突出地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对他的影响，流露出不经过暴力斗争便可以消灭帝王的思想。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的歌曲再度发出战斗的号召，预言暴君一定要淹没在革命的洪流中（《洪水》，1847）。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在《死神和警察》里，对第二帝国进行了强有力的讽刺。
贝朗瑞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现实意义。他的艺术特点是形象鲜明突出，有血有肉，概括了一定的社会典型现象。他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法和形式是多样的，故事性、戏剧性比较强。他提问题的方法有时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有时运用比喻和寓言。他的语言纯朴自然，丰富多彩，没有空洞的字眼和华丽的辞藻，是人人都能了解的人民语言。每首歌词都具有和谐的韵律，明快动听。这些特点和民间歌谣，特别是和大革命时期的歌曲有密切的关系。贝朗瑞既继承了这些优良传统，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从而使歌曲成为完美的文艺作品。他的创作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与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歌曲应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文艺观点分不开的。他的歌曲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成为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时也遭到反动统治者的诽谤。他死后，有些资产阶级文学史家又极力贬低他的作品的价值，但是都未能损害贝朗瑞的艺术的光辉。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他的一生占了19世纪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雨果生于法国东部贝桑松，他的父亲是拿破仑部下的军官，母亲信奉旧教，拥护王室。在政治上，青年时期的雨果同情保皇党，1826年开始从保皇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文学上，他从创作歌颂王朝和天主教的诗歌（《颂歌和杂诗》，1822），从否认文坛上存在着古典主义同浪漫主义的分歧，到企图调解分歧（《新颂歌集》，1824），最后则完全站到新兴浪漫主义一边。这一转变以1827年发表的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为标志。剧本因为不符合舞台艺术的要求，未能演出。但序言却成为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的一篇重要宣言。1829年发表《东方集》，表现出雨果对20年代希腊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同情。诗集除了歌颂希腊独立战争的主题以外，还描写了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风土人情，但也有些诗和所谓东方主题无关。1829年出版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呼吁废除死刑，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最早的体现。
1830年2月25日演出他的《欧那尼》。剧本叙述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那尼为父复仇、同国王抗争的故事，但是其中的反封建思想很不彻底。剧中国王卡尔洛先是一个暴君，后来又成为开明皇帝；强盗欧那尼原来和国王势不两立，当面斥责他暴虐无道，后来又和他妥协，感恩戴德。主要人物具有骑士精神，封建社会的荣誉观念在这里受到赞扬。作者一方面对封建暴君，又一方面又赞扬封建道德，歌颂开明皇帝，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正是这个时期雨果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反映。不过尽管如此，剧本所包含的反封建暴君的主题，仍然反映了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反对复辟王朝斗争的迫切性和尖锐性，因而剧本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在表现形式方面，雨果一反古典主义戏剧的惯例，大量采用奇情剧的手法，如乔装、密室、毒药、宝剑等，以加强舞台效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欧那尼》都体现了《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的艺术必须从古典主义“解放”出来这一原则。
雨果热情地迎接七月革命。他在《致年轻的法兰西》（1830）中赞扬革命的胜利，又在《赞美诗》（1831）中歌颂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战士。
1831年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的巴黎。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追逐吉卜赛卖技女子爱斯梅拉达，他的“爱”实际上是在道貌岸然的外表掩盖下的罪恶的情欲。圣母院撞钟人驼背的伽西莫多也爱慕爱斯梅拉达，他虽然外形丑陋，他的爱却是“全心全意”的，雨果把伽西莫多写成一个“忠诚”、“勇敢”、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雨果在这里宣扬了“爱情”和“仁慈”可以创造奇迹、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人道主义思想，但同时也对中古教会的黑暗和罪恶进行揭露。孚罗洛一面宣扬禁欲主义，一面对爱斯梅拉达产生邪念，并因劫持未遂而加以陷害，将她置于死地。
既体现中古艺术成就、又体现中古基督教偏见的巴黎圣母院，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十五世纪巴黎的心脏，同时也是小说情节线索的集结点。书中对教堂钟声所作的淋漓尽致的描绘，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钟声使全城活跃，使遭人唾弃的撞钟人伽西莫多暂时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
在小说中，作者还描写了巴黎无产者的武装暴动。雨果看到，这一群被封建社会唾弃的人不仅是反对法官和领主、而且是反对国王路易十一本人的一支力量。国王为法国的统一而同法官、领主作斗争，但又敌视人民群众。小说虽然充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但较之剧本《欧那尼》，具有更为明确的反封建倾向。讽刺的锋芒不只是指向封建贵族，也指向作为封建势力的重要支柱的天主教教会。
1831年，雨果发表《秋叶集》。在这本描写家庭生活和个人心情的诗集里，作者仍然写出了像《朋友，最后一言》这样的诗篇，肯定诗歌的战斗任务，宣称要用刚毅雄健的音调代替柔和平静的歌唱。1832年演出剧本《逍遥王》，演完头一场即被禁止，因为剧本揭露了十六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宫廷的荒淫无耻。中篇小说《穷汉克罗德》（1834）是60年代完成的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的前奏，雨果在这里提出工人因贫困而犯罪的问题，幻想通过道德教育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1835到1840年，雨果出版《黄昏之歌》、《心声集》和《光与影》三部诗集，描写社会政治主题的诗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剧本《吕伊·布拉斯》（1838）通过历史题材，对七月王朝统治集团进行抨击。三、四十年代雨果作品中的揭露性和抗议性不断增强，这是和七月革命后法国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有密切联系的。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雨果这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幻想调和各敌对阶级，寻找君主制和民主制合作的可能，这就导致他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和七月王朝的妥协。他在1841年发表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演说，1845年被接纳为贵族院议员；同时，他作品中的某些神秘思想和悲观情绪，显然也是和他的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