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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把斯巴达克放在小说的中心地位，精心塑造了这个令人难忘的典型。他的英勇、机智、刚毅和忘我的精神，体现了奴隶阶级的崇高品质。他忠于革命事业，具有透彻剖析形势的政治头脑、卓越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能；他为部队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严明的纪律；他坚持原则，在正确意见未被采纳时又善地照顾大局，在关键时刻勇于为革命力挽狂澜。这些都生动地显示出斯巴达克代表着千百万被压迫奴隶的利益和愿望，集中了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是奴隶阶级的旗帜和“理想的化身”。
小说又比较成功地塑造了陪衬人物苏拉、克拉苏等奴隶主贵族的形象，对他们的暴虐、堕落、虚伪的本质予以无情揭发和鞭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贵族在野派代表凯撒和卡提林纳的贪婪、诡诈的阴谋家面貌，揭露他们企图借奴隶起义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书中还申斥了教会充当奴隶主帮凶的可耻行径。
乔万尼奥里是立足于他当时的意大利的现实来写这部历史小说的。他怀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借用斯巴达克起义的题材，抒发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政治理想。书中的斯巴达克不止一次地表示，他献身的事业不只是争取奴隶的自由，而是争取普遍的“自由、人权和平等”，实现“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亲善友爱”，建立一个“正义与智慧的世界”。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奴隶起义的斗争目标。作者在书中明确地说，他写斯巴达克这样一位古代杰出人物，是要“让后世这些丧失了英武气概而且日趋退化的子孙回忆一下他们祖先的事迹”，从失败中振作起来，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而斗争。民族复兴运动的著名英雄加里波第以“狂喜”的心情阅读了《斯巴达克》，他在致作者的信中表示，希望他的同胞们重视这部小说的“伟大价值”，保持毫不动摇的坚毅精神”，捍卫神圣的自由事业。
《期巴达克》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作者凭借他那渊博的历史知识，以广阔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展示出罗马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进而以雄浑有力的笔墨，描绘了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奴隶起义的兴衰过程和起义英雄的性格特征，又兼用夸张、想象、衬托等手法精心刻画人物的精神境界和心理，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较好地糅合在一起，既揭示了历史的真实，又体现了十九世纪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意愿。
但小说中也存在着缺陷，这表现在对暴君苏拉的妻子范莱丽雅和贵族妓女爱芙姬琵达的描写上面。作者把人性写成一种高于阶级矛盾、能够主宰人的一切行为的力量，渲染爱情对范莱丽雅和爱芙姬琵达的感化作用，同时夸大了个人感情对革命成败的影响，似乎只要罗马贵妇人都效法范莱丽雅，奴隶制就可以废除，而爱芙姬琵达对斯巴达克由爱到恨的感情变化，又仿佛是导致起义失败的转折点。小说还把资产阶级提出的人权、平等、博爱的原则，勾画成为一幅人类理想社会的蓝图，是“无可争辩和不可推翻的原则”。
民族复兴运动以后，有些曾是共和主义者的作家政治上逐渐保守，转到君主立宪派的立场上。卡尔杜齐就是一个代表。
乔祖埃·卡尔杜齐（1835…1907）出身于一个医生和烧炭党秘密成员的家庭，六十年代民族复兴运动高涨时期成为共和主义者。他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初叶创作的诗歌中赞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意大利人民反对外族侵略和封建专制的斗争，称颂马志尼、加里波第是“前无古人的崇高英雄”，称颂他们为祖国解放事业建树的伟大功绩。他的名诗《撒旦颂》（1863）讴歌撒旦的反叛精神，谴责教会扼杀自由和理智，阻碍人类和文明的进步。他对欧洲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寄予同情，用热情的诗句呼吁他们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奋起战斗吧，各个被压迫的民族！我们将在战斗中携手前进！”（《西西里和革命》，1860）诗人还写了一些优秀的讽刺诗，揭露上层阶级攫取胜利果实、背弃人民的卑劣行为。但是有的诗歌流露出对君主政权的幻想，把皮埃蒙特国王和自由战士同样当作革命者来歌颂。
意大利王国成立以后，卡尔杜齐的诗歌逐渐丧失了原先的战斗性。在诗集《新诗》（1861…1887）、《野蛮颂歌》（1877…1889）、《诗歌和韵律》（1898）里，诗人沿用古典主义诗歌的题材，返回封建的中古和文艺复兴时代，吟咏自然景色，缅怀往昔，抒发个人的情感，艺术上追求形式的美和韵律，流露出颓废主义的情调。这些诗歌试图引导读者脱离现实斗争，起着维护资产阶级君主政权的作用。也有些诗篇表现了作者的模糊的乌托邦幻想。1890年，他当选为意大利王国议会的参议员。卡尔杜齐的创作反映了民族复兴运动以后同君主政权妥协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情绪。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出现一个新的文学潮流——真实主义。真实主义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但实际上更接近于批判现实主义，是意大利具体的民族历史条件的产物。真实主义反映了封建秩序崩溃、资本主义关系胜利和巩固时期的意大利社会问题。它把注意力集中于当时阶级矛盾最尖锐、生活最贫困的地区，要求作家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在作品中毫不粉饰地予以再现，主张揭示人物与环境的联系；它以中下层人民为主人公，抨击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残余的封建势力的罪恶，表达了破产的中小资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情绪。
路易吉·卡普安纳（1839…1915）是真实主义理论家、作家，和维尔加共同奠定了真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他把目光投向西西里农村和社会下层，在短篇小说和长篇《洛卡维迪纳侯爵》（1901）里展示出半封建的西西里农村的惊人贫困，农民对土地和劳动的热爱，外省生活的平庸空虚。他的作品有时流露出自然主义的倾向，企图通过人物的病态现象来研究社会环境，因而掩盖了阶级矛盾。
玛蒂尔德·塞拉奥（1856…1927）是一位多产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大都描写那不勒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抨击资本主义金钱势力造成社会邪恶，导致人们经济破产和道德堕落。萨尔瓦多·迪·贾柯莫（1860…1934）用那不勒斯方言写了许我诗歌、短篇小说和剧本，反映社会底层的水手、工人、艺人和儿童的苦难生活。上述两个作家都揭露了被资产阶级称为“安乐乡”的游览胜地那不勒斯的阴暗面。
格拉齐娅·黛莱达（1875…1936）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撒丁岛农民和牧人的生活，表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同撒丁岛古老文明的冲突以及后者的解体。
乔万尼·维尔加（1840…1922）在真实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出生于西西里岛文化中心卡塔尼亚市一个贵族家庭，祖父是烧炭党成员。他二十岁时进大学攻读法律，开始文学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热烈的民主主义者。他最早的两部历史小说《山地的烧炭党人》（1861…1862）和《滨海湖》（1863）取材于意大利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史实，贯穿着当时处于高潮的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随后发表的几部爱情小说如《一个女罪人》（1866）、《夏娃》（1873）等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缺乏思想深度，但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的欢迎。
1865年，维尔加离开西西里，先后在佛罗伦萨和米兰居住，同政治界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广泛接触，同文艺理论家、作家卡普安纳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
维尔加最优秀的作品是他奉行真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产物。中篇《奈达》（1874）描写一个雇农妇女的苦难身世，是他的第一部真实主义小说。短篇小说集《田野生活》（1880）和《乡村故事》（1883）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西西里乡村风貌的组画，作者怀着巨大的同情，以敏锐的观察力，描摹农民、渔民、矿工、小手工业者的劳动生活和遭受剥削、压迫、凌辱的不幸境遇，刻画出形形色色的地主、官吏、法官、律师和神甫的形象，揭发他们互相勾结，鱼肉人民的罪恶，同时对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冷酷也予以有力批判。作者强调，农民虽然贫贱，却具有丰富的情感和高尚的品格。但有时他只限于客观地描写现实环境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从而损害了人物形象。
维尔加计划以《被征服者》为总题创作一套长篇小说，但只完成了《马拉沃里亚一家》和《堂·杰苏阿多师傅》两部。《马拉沃里亚一家》（1881）的故事发生在西西里一个穷困偏僻的小渔村，“上帝和世人遗忘了的地方”。主人公安东尼·马拉沃里亚是个勤劳正直的老渔民，他想凭借儿孙的强壮劳力和一条渔船，挣脱世代贫穷的命运，但结果希望破灭，家破人亡：海上风暴吞噬了他唯一的儿子和赖以生存的渔船，瘟疫又夺去儿媳的生命；孙子们或在战争中丧命，或受到城市文明的诱惑，道德堕落，不可救药；老马拉沃里亚也在高利贷的剥削下破产，在医院里痛苦地死去。小说成功地描绘出西西里渔民的辛酸生活，反映了在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农村封建宗法制崩溃的过程，谴责资本主义城市文明是腐蚀农民的邪恶力量。
《堂·杰苏阿多师傅》（1889）的主人公杰苏阿多贫农出身，当过苦力，后来发迹，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翁，“人间的上帝”。他一心向上爬，挤入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但受到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联合一致的反对。他在同这些势力搏斗中不断遭到失败，成为“被征服者”，丧失了反抗的力量和他所聚敛的全部财富，最后众叛亲离，孤独地离开人世。小说以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描写出急遽发展的资本主义如何造成农村剧烈的阶级分化，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又如何给劳动人民带来新的灾难，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除掉金钱，没有别的上帝”。小说还斥责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在1848年革命高潮中同封建势力妥协并背叛革命的行为。
维尔加后来还出版过几部短篇小说集和根据短篇改编的剧本，但与旧作相比，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逊色。
维尔加的创作打破民族复兴运动后资产阶级为了粉饰现实而制造的太平假象，揭示了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暴露了十九世纪末叶意大利社会的痈疽，以感人的艺术力量反映出，在资产阶级新秩序和旧的封建关系的双重羁轭下，劳动人民愈加深深地陷入苦难的深渊。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文风朴实，大量汲取西西里民间的词汇和谚语，人物性格鲜明，常常用细致的写景来烘托人物心理刻画，使作品具有抒情性。由于他对资产阶级革命感到失望而又远离新兴无产阶级运动，加之受了自然主义的影响，因而看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