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早期是德国自然主义运动的代表作家。他生于西里西亚，祖父当过织工。1884年他在柏林大学学习，接触到左拉和易卜生的作品，并结识了一些劳动者。同时他也和德国的自然主义作家来往。他写过四十多部剧本和一些小说、诗歌。他的剧作以自然主义开始，从自然主义走到现实主义，后来还写过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作品。
《日出之前》（1889）是霍普特曼第一部成功的剧本。青年洛特是个空想家，抱着改良社会的意图，到一个矿区去了解生活。他和矿主克劳塞的女儿海伦娜相爱。当他知道海伦娜的家庭几代都是酒徒以后，便离开了她。剧本以海伦娜自杀告终。这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作者认为是酒精中毒的遗传导致了洛特和海伦娜的爱情悲剧。当时德国舞台上演出的多半是外国戏或历史剧，《出出之前》反映了德国的现实生活，在初次上演后，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应，震撼了沉闷的社会空气，轰动一时。特别是在第二幕中，作者通过洛特和海伦娜的谈话，对社会作了大胆的批评：“比如这样的事就是荒谬绝伦的，汗流满面的劳动者在挨饿，而懒汉倒可以生活得很富足。在和平时期，杀人要受惩罚，而在战争的时候，杀人却受到赞扬。刽子手遭人轻视，而那些士兵身边挂着佩刀和宝剑这种杀人的工具，却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这里，作者不仅批评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还对德意志帝国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进行了谴责。
霍普特曼最重要的剧本《织工》（1892）描写织工和资本家的斗争，梅林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剧本以1844年西里西亚织布工人起义的著名事件为背景，作者在1891年亲赴该地收集材料，并参考马克思的战友沃尔夫的一个关于织工起义的报告，才写成这个五幕剧。剧本写工场主德赖西格企图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加强对织工的剥削。织工们无法生活，自动集合起来，高唱革命民歌向工场主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当工场主指使警察蛮横地逮捕织工时，织工们愤怒地殴打警察，并捣毁工场主的住宅。在附近织工群众响应下，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涌向邻村，同政府调来的军队搏斗。剧本以一个不愿参加斗争的老织工希尔塞被流弹打死和织工们击退敌人后的欢呼告终。
《织工》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描写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的第一部德国文学作品。剧中没有突出的主人公，只有受苦的、战斗的织工群众场面反映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织工的性格通过他们同工场主德赖西格及警察之间的斗争，得到充分的表现。作者在全剧中贯穿了织工起义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这一思想。1844年的起义最后是失败了，但是《织工》却以波澜壮阔的斗争作为收场，这说明作者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前途具有必胜的信念。最后一幕中，霍普特曼对希尔塞的刻画和处理是引人深思的。希尔塞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织工，他不愿参加斗争，并劝别人也放弃斗争，而敌人的枪弹却正好击中了他。工场主德赖西格这个人物刻画得也很成功。他残酷无情，掠夺成性，而且善于敷衍搪塞，狡猾多变，常常以各种各样的面貌来掩盖自己剥削阶级的本质，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
但是，霍普特曼对织工生活和斗争的描写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他笔下的工人缺乏积极的理想，他过分突出他们的自发斗争中的消极破坏方面和复仇情绪。
喜剧《獭皮》（1893）通过警察局长封·魏尔罕这个人物，揭露和讽刺德意志帝国容克贵族和政府官吏的自满自负和愚昧刚愎。封·魏尔罕把盗窃獭皮的沃尔夫太太当作好人，拒绝考虑别人提供的破案线索，甚至当众为私买赃物的船夫乌尔柯夫辩护，因此案件始终未破。
梦幻剧《汉纳勒的升天》（1894）和童话剧《沉钟》（1896）显示了霍普特曼创作中的消极方面，即受到象征主义的影响而具有神秘主义色彩。《汉纳勒的升天》写救济院里的小女孩汉纳勒不堪继父虐待，自杀未死。她发着高烧 ，独自在黑暗中做梦，梦见她所想象的天国。本剧除首尾是实事外，其余都是汉纳勒临死时的幻觉，她平常所见的真人都出现在她的梦幻里。剧本对穷苦人民的生活有一些描写，但是作者脱离现实，着力于铺叙汉纳勒的天堂幻境。梅林曾对这种逃避现实、遁入梦幻的态度作过严肃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叛徒行为”。《沉钟》是一部象征主义的童话剧，它的主题是生活和艺术的矛盾。通过主人公亨利希不断铸钟的奋斗过程，可以看出尼采“超人”思想的影响。
霍普特曼后来又写过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剧，如《车夫汉塞尔》（1898）、《洛塞·柏恩特》（1903）、《大老鼠》（1911）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表现出狭隘的民族情绪。他晚年的作品不像早期那么出色，有剧本《日落之前》（1932）、自传《我青年时代的冒险》（1937）等。
九十年代后，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作家是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两人。
亨利希·曼（1871…1950）出身于大商人家庭，对资产阶级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在柏林和慕尼黑的大学读过书，后来旅行法国、意大利。
早期作品《在懒人乐园里》（1900）是一部长篇小说，辛辣地讽刺了柏林的新闻界和交易所。中心人物是大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他们借金钱的魔力操纵国内外的事务。作者着重指出支配“懒人乐园”的是投机买卖的风气，揭露了金融垄断的黑暗罪恶。
《垃圾教授，又名一个暴君的末日》（1905）是亨利希·曼的优秀作品之一，它猛烈抨击了德意志帝国的教育制度和虚伪堕落的资产阶级道德。小说主人公是中学教师拉特教授，绰号“垃圾教授”，他身上充分反映了德国帝国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他把绝对服从的思想灌输给学生，要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官方权威，使他们成为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忠实工具。学生表现出一点独立思考，他就视为犯罪行为，说成是“叛变”。他非常害怕革命，认为必须用最残酷的方法加以镇压。拉特不学无术，却宣称要写一部著作：《荷马研究》。亨利希·曼不仅讽刺了拉特如何趋炎附势，向上爬没有成功，结果身败名裂，而且通过其他人物如牧师、作家、参议员等，辛辣地嘲笑了德意志帝国的奴隶主义。本书结构严谨精炼，语言犀利、简洁、生动，笔调丰富多样，有时讽刺辛辣，有时慷慨激昂，有时愤懑不平，有时又悲切痛苦。
小说《小城》（1909）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的生活，写一个剧团来到一座小城，为了演出问题，引起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在揭露资产阶级分子彼此恶毒倾轧的同时，作者颂扬了普通人民之间的友情。《小城》发表后不久亨利希·曼写了两篇论著：《精神与行动》（1910）和《伏尔泰——歌德》（），明确地阐述他的进步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对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与责任的看法。他激烈地攻击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制度，高度评价法国文学的进步传统和法国人民的斗争。政论《左拉论》（1915）实际上是一篇斗争号召书，它愤怒地谴责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并且要求用革命来结束战争。
《臣仆》是亨利希·曼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写于1912…1914年，1918年11月革命后才出版。主人公狄德利希·赫斯林是一个小造纸厂老板的儿子，从小喜欢梦想，欺软怕硬，胆怯残忍。进大学后参加了反动学生组织“新条顿团”，沙文主义思想在他身上大大滋长。大学毕业后，父亲已去世，他当了厂主，进一步和社会上各方面接触，干出一系列蛮横无耻的反动行径。他一面附和自由党人，一面又恭维保皇党人，目的只有一个：扩充自己的势力，追求金钱利益。在两党斗争中，他最后倒向保皇党，投靠贵族市长武尔科，当上市议员，并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勾结起来，互相利用，狼狈为奸。以后他更加飞黄腾达，成为帝国的一个忠诚臣仆。
赫斯林是德国帝国主义臣仆的典型形象。他恬不知耻地谄媚君主和容克贵族，而帝国主义环境又给他的掠夺本能开辟了极其广阔的活动场所。他的极端利己主义从童年和青年时代起就发展和巩固起来。他的性格一贯胆小而残忍，既害怕权势，又崇拜权势，在强者面前是奴才，在弱者面前是暴君，完全体现了当时德国帝国主义一切臣仆的特点。赫斯林有自己的箴言：“凡是要践踏别人的人就得忍受别人的践踏，这是权力的铁的规律。”他在威廉一世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演讲，赤裸裸地表现了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大量散播法西斯思想。通过赫斯林的发展过程，作者描绘了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狰狞面貌，同时也揭示了自由主义者的无能和社会民主党中工人贵族的蜕化。亨利希·曼在本书中对工人的艰苦生活和1892年柏林失业工人的游行示威作过一定程度的反映，但是由于他对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还缺乏认识，因此在这方面写得不够成功。
《臣仆》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运用讽刺的笔调刻画人物形象，然后用这些形象进行深刻的揭露。作者广泛使用夸张和对比的手法，把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外形特征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
完成《臣仆》以后，亨利希·曼写了两个续篇：《穷人》（1917）和《首脑》（1925）。这三部小说合称为《帝国》。
从二十世纪初到1923年，亨利希·曼还写过三部独幕剧、六部多幕剧。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看到人类发展的方向，加强了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深度。1933年希特勒篡夺政权后，他和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一起反对法西斯暴政和侵略战争。他被迫离开祖国，流亡法国，并发表《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1935）和《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1938）。这是一部取材于十六世纪法国胡格诺战争的历史小说，其实是针对当时德国法西斯专政的现实而写的。作者塑造了一个代表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领袖形象，这和法西斯分子把希特勒吹捧为德国人民的“领袖”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反希特勒斗争具有一定的意义。1940年他流亡到美国，写了自传《对一个时代的观察》（1944）和长篇小说《呼吸》（1949）。1950年他准备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因病在加利福尼亚逝世。
托马斯·曼（1875…1955）是亨利希·曼的弟弟，早年在慕尼黑一家保险公司当见习生，后来在慕尼黑大学旁听文学艺术课程，1895…1897年和亨利希·曼一起住在意大利。他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写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一个资产阶级家族的没落。中篇小说《特利斯坦》（1902）、《托尼阿·克略格尔》（1903）和以后几年陆续发表的一些中、长篇小说，主要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的“发展”和艺术家没有出路的问题。他笔下的艺术家大都自命清高，和普通人格格不入，甚至和社会隔绝，产生彷徨苦闷的情绪。作者把这一切完全归罪于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而艺术家本人不负任何责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托马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