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日回到北京。这次外出共八十五天，到了四省八个城市。
1935年全年共外出工作六次，离北京约八个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有山西、山东、安徽、河南、陕西、河北、辽宁、江西、湖北。
1936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八天。2月7日赴绥远省萨拉齐，在那里讲道八天。17日到包头工作四天，22日返北京。这年春季，北京聚会的地方定名为基督徒会堂，在市政府公安局备案，又在社会局立了案，又进行购地建堂的事，因此必须多留在北京。所以对外面各处领会的邀请大多数只好函辞。4月24日外出，乘京汉路车南下，当晚在邯郸下车住一夜，次日早晨进邯郸城一游，看蔺相如回车巷，巷有两条。一巷外墙上镶有石碑一块，是明朝万历年间立的，上面刻着「蔺相如回车巷」六个字。当天乘汽车往大名，住一夜，26日往濮阳，自当日起讲道八天。5月3日下午起行，当晚到道口讲道一次。次日经新乡南下，又次日到信阳，在义光女子中学讲道九天。13日下午离信阳，乘京汉车北上，次日到北京。5月内北京基督徒会堂买妥史家胡同四十二、四十三号的房子。23日到天津，参加24日基督徒圣会所献堂典礼，并继续在那里讲道七天。
6月21日乘京沪通车往上海，24日由上海搭海亨轮往汕头，27日到汕头。从当日起在那里工作十天，每日上午过海到角石开会，下午回汕头讲道。7月6日离汕乘小轮往香港，次日抵港，乘广九路车到广州，当晚换乘小船西行，8日晨到南海县境内的官山墟，在希伯仑会讲道七天。会期的末了得机会一游白云洞，十丈飞瀑，确是奇景，又曾一度登西樵山。15日夜间身体觉得不舒适，起来又觉得头痛，当日早晨乘小轮返回广州。这次到广州是应港粤培灵会的邀请，要在广州、香港两处各讲道八天。不料到了广州就患起病来。16、17两日已经不思饮食，屡次呕吐。17日体温高至一百零二度二，夜间不能睡眠，但仍支持着讲道两日。到18日病更重，19日入关相和医院住一天。20日又讲道一次。21日入两广浸会医院住两天，病更转重。我那时想到应当趁着还可以勉强起床的时候赶快回北京调养，因此在23日下午由两位弟兄陪同乘轮船由广州到香港，预备到香港的次日就乘加拿大皇后轮往上海。不料到香港的那夜，体温上升到一百零三度，次日不能起床。到这时候知道实在不能支持旅行，只好安下心来在香港一位圣徒家中调养。26日承一位弟兄介绍一位中医来看。服了一剂药，当晚体温便下降到九十九度多，次日退至九十八度六。已经不思饮食十一天之久，这时忽然转变欢喜吃东西了。次日再服中药一剂，没见什么功效。到28日病更见轻，食欲大见增进。从31日起开始在香港培灵会讲道。第一天去讲道，由别人扶上汽车，到会堂再由人扶下汽车，扶到台上，两腿软弱得几乎不能站立。但到了讲道的时候竟不觉得有病。一共继续讲道八天，中间还到广州去了半日。8月7日乘俄罗斯皇后号轮船北上。9日到上海，10日到杭州。11日由杭州往南京，12日离南京乘轮船西上，14日到九江，往牯岭。当登山的时候，因为轿夫爬山很费力，只顾体恤他们，竟忘记了自已患病才痊愈不久，下了轿子，一气步行登了九百二十七层石阶，因为过度疲劳，到了山上当晚竟又患起病来。从那天起勉强讲了五天道，到第六天，体温升到一百零一度半，已经不能起床，但因为找不到代替我讲道的人，所以我决定请人把我抬到讲堂，讲完道再抬回宿舍。次日又是这样抬去抬回。到第八天体温增高到一百零二度半，再不能坐起来自然更不能讲道了。十天的灵修会只领了七天。24日下山，经九江到汉口，换乘京汉路车北上。一路发热，热得昏昏沉沉。从牯岭到汉口有几位信徒沿途照应。从汉口登车北上便只有我一个人，勉强支持着到了北京。
27日夜间到北京，这里的圣徒们得着汉口的电报，到车站把我扶到汽车上。一到家中卧在床上，便有半个多月不能起来，直到9月中旬才见好转。9月20日到会堂参加聚会。21日到香山小住十天，到10月里才开始工作。这次病见好以后，因为下地走路太早，两条腿时常感觉疼痛。大家都劝我穿厚裤子，使腿温暖。10月半有几位圣徒要求受浸。因为季节已近深秋，越往后越冷，他们又不愿意等到明年春天受浸。那时我们因为还在租房聚会，堂里没有浸池，需要到河里去。我因为腿痛，不敢下到寒冷的河水里去。但经过祷告以后，我在10月17日放胆下到河里去，为七位信徒施浸。说也希奇，在深秋寒冷的河水中站了十几分钟之久，我的腿痛不但未曾转重，从那一天起竟完全得了痊愈。
11月6日乘京汉路车往安阳，（彰德），在那里讲道八天。16日离安阳到石家庄，次日乘正太路车到太原，先在南关讲道八天，后到城内讲道六天。会期中承二位弟兄邀请游晋祠。12月1日夜离太原，次日晚回到北京。这一年北京「基督徒会堂」在市政府社会局立了案，并购妥地址，预备建筑会堂，所以外出的时间较前减少。全年一共外出五次，离北京四个月有半，所到的省分有绥远、河北、河南、广东、江西、山西。夏秋患病两次，卧床和调养占去了约有2个月之久。
1937年1月24日离北京南下，次日赴济南，在齐鲁大学与浸信会各讲道一次。26日离济，次日到上海，28日到松江，从29日起在监理会女传道会年会中讲道七天。2月5日到杭州住一天。6日到上海，被布道团坚留讲道四次。7日夜离上海北返，9日到北京。12日起开春季布道聚会十天，以后筹划建堂的事，事工就更见繁忙。
4月5日乘京浦车南下，次日到泰安，工作六天。自13日起在济南浸信会讲道六天。自21日起在潍县开会五天。26日由潍返济，当夜南下过徐州，次日在陇海路柳河站下车，乘汽车往鲁西曹县，在那里工作七天。5月4日晚回到柳河车站，乘陇海路车西行，次日晚到西安。7日上午在西关协同会讲道两次，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乘欧亚航空公司十九号巨型机飞往兰州，飞三小时零十分到兰。先在兰州内地会讲道六天，14日乘货运汽车往临眺。15日起在临洮工作八天。24日骑马北上，二百一十里路共走了两整天，到兰州以后已经疲乏不堪了。27日乘飞机回西安，讲道七天。6月4日乘车到郑州，换京汉车北上，次日夜间到北京。这次外出整两个月。
回到北京以后，看见基督徒会堂的新建筑已经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6月28日往天津，在圣会所讲道六天。7月2日夜车返北京。这时候会堂的建筑工程已经将近完成，7月底竣了工。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28日近郊有激烈的战事，当夜二十九军撤退。8月1日新堂奉献聚会，到会的人有五百左右，接连开了十八天的会。因为那时华北华中各地都有战事，交通也都隔绝，所以后半年的约会都只得作罢，就留在北京工作直到年终。在战事的时期人心都惶恐不安，所以神将我留在北京也是有祂的美意。1937年前半年外出三次，共在外面2个月又22天，计到江苏、山东、甘肃、陕西四省。后半年全留在北京。
中日间的战事发生以后，各地的交通不像以前那样便利，因此外面的工作也就受了限制。日军占领区和自由区交界的地带都遭到封锁。虽然也有许多人用种种方法通过封锁线，我却不能因为要去作神的工而说谎，因此只在占领区内的一些地方工作。
1938年1月31日起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七天。2月14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一天。4月26日起在唐山丰滦中学讲道八天。5月4日起在昌黎城内福音堂讲道七天。11日返回北京。6月28日起在天津仓门口中华基督教会讲道七天。7月25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8月7日基督徒会堂院内的小楼建筑完毕举行奉献。18日到北戴河海滨小住两周。9月、10月留北京工作。11月9日赴济南，自10日起在商埠浸信会讲道七天。17日往济宁，当日起在城内浸信会开会七天。24日返北京。12月2日往绥远省萨拉齐，自4日起在萨县内地会讲道六天。自11日起在在归绥旧城内地会讲道六天。自18日起在包头内地会开会六天。25日返北京。1938年外出工作五次，在外共七十三天，计到河北、山东、绥远三省。
1939年1月9日再往西北，自10日起在绥远省卓资山工作七天。自18日起在山西大同领会十天。28日回到北京。2月19日起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七天。27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天。4月5日离北京往青岛，自7日起在崇德、文德两个中学校布道十天，又在浸信会讲道七天，21日回京。5月2日偕妻到张家口，自3日起在美普会开会八天。12日返北京。妻因为患病体弱，在5月29日被几位姊妹接到会堂小住。6月10日我应香港浸信会的邀请，赴港工作。11日由天津乘盛京轮南下，15日抵沪，20日乘法国邮船阿岛斯号往香港，22日抵港。休息两天，以后在坚道浸信会讲道六天。7月1日至10日在九龙山林道浸信会新堂讲道十日，自11日至21日在九龙城浸信会讲道十一天。22日再返坚道浸信会讲道五天。30日离港，乘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北上，8月1日到上海，3日离上海，乘裕生轮北返。8日到津，换车返北京。自8月14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10月8日往上海工作，妻因为患病已有好几个月，趁机会回南休养，当日乘火车到塘沽候船。那时因为津浦线很久不通车，南北来往的旅客都必须走海路，所以轮船上拥挤异常，加以天津水灾很大，旅客都必须在塘沽上下船。偕妻到了塘沽以后，住在小旅馆里，因为候船的旅客太多，所以请旅馆的人为我们在院中搭了一个床铺。那时正在大水之后，遍地都潮湿异常，又赶上秋季天寒，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所盖的被子都被露水沾湿，这样一连睡了三夜。11日到码头候了一天船，仍是不能上去，当晚再回到旅馆来。第五天登了驳船，但因为风大不能离津，又在小船上露天睡了一夜。13日未明，登顺天轮，开行南下，途中风浪很大，妻与我都晕船，呕吐多次。16日下午到上海，自17日到24日在全沪各教会培灵会讲道八天。会期中的前几日腹泻甚重，每日两次聚会又紧紧接连，下午五时一次聚会，晚间八时又开第二次会。这样八天过去，身体便疲劳不堪。接着在中华神学院与上海圣经学校讲道。在圣经学校只有六天，在中华神学院工作一共四十多天。12月9日独自乘船北返，13日到北京。因着秋季在塘沽候船受寒，到上海后又带病工作，体健就渐不佳，回到北京便患起腰痛来。计1939年外出作工六次，在外六个月有零。到绥远、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江苏、和香港。
1940年1月腰痛更重起来。承几位圣徒的催促，到医院检查照像，竟查不出来是什么病。1月19日经几位圣徒恳切敦劝，由家中移至会堂院内楼上休息，除讲道外，暂时放下一切其他的工作。2月9日起开春季布道会十天。从上海回北京后，因病半年未曾外出，在北京除了每周讲道和写春夏两季灵食季刊稿以外，也未多作其他事工。休息了几个月，腰痛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