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恐怕我的病不能好,有时深夜跪在炕前为我祷告,有时整夜不睡,看守着我。我有几次耳内生疮,痛得我日夜喊叫。母亲为我用极热的毛巾放在耳朵上,昼夜服侍我,到我好起来为止。母亲的爱多么浩大,多么真挚!我爱母亲还不及母亲爱我。写到这里我流泪,我哭泣,我巴不得再有几年的机会服侍母亲,但是母亲不在眼前了。我希奇,世上会有许多子女把母亲看作讨厌物,看作分利者,看作累赘,看作仇敌。人没有良心竟能到这种地步,怎能不招来神的震怒呢!
我作小孩子的时候,因为不明白母亲的爱,常常和母亲争吵冲突,使母亲痛苦,但母亲的爱总不因此减少。当我在初小上学的时候,每日上下午从家中往学校去,母亲恐怕我在路上遇见什么危险,每次总要从家中把我送到学校。我不愿意使同学看我那样懦弱无能,所以拦阻母亲,请她不要送我。母亲却坚持一定要送我。我为这事屡次同母亲吵闹。母亲一方面恐怕不依从我使我不高兴,一方面仍是不放心让我自己走,所以便不再和我一同走,却在后面远远的跟着我。有时被我发现,便同母亲吵闹,有一次我甚至自己咒诅自己。
我年幼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姊弟二人只住一间房子。我读了几年书,知道新鲜空气与人的健康大有关系,便提议夜间睡觉的时候多开窗子。母亲却信一种旧说法,说夜间睡觉的时候应当把窗子关严,以免受夜寒、患重病。为这件事我也屡次同母亲争吵。母亲既怕儿子受夜寒,又怕儿子心中不快活,便在我睡觉以前开着窗子,等我入睡以后,轻轻的再把窗子关严。到次日早晨我发现窗子是关着的,便同母亲争吵。以后母亲便等我入睡以后把窗关严,早晨趁我未醒之前再把窗子打开。有时清早我先醒了,发觉母亲又关了窗子,便又和母亲吵闹。那时只知道母亲作得不对,却一点不了解母亲的爱,所以常常和母亲冲突。如果在我尚未觉悟以前,母亲便离开世界,以后想起这些事来,却再没有机会对母亲尽一点孝道,那要悔恨到什么地步啊!
从我十四岁信主以后,我开始知道体恤母亲了。当我十七岁的春季,我们的学校从东城迁移到西城新校舍。家和新校舍的距离与家和旧校舍的距离是十六比一。从前是每星期六可以回家一次,迁移以后还是照旧,但心理上感觉着离母亲远了很多。在校中的时候常常挂念母亲。先是挂念母亲的健康,后来渐渐转变,时常怕母亲死去。我们的新校舍是一座四层的楼房,从楼上的窗子可以看见附近许多住户,也可以听见附近的各种声音。那一带又多是贫民聚处,所以住户特别众多。每逢有人家死了人,便在门外挂一束白纸,找几个吹手,吹小喇叭、打大鼓。我每次听见这种声音,便疑心母亲死了,心中苦痛得不能形容,恨不能立时回家去看一下。盼到星期六中午,一下课就赶快回家。进了甘雨胡同西口,便胆战心惊,惟恐再看不见母亲。及至进了家门,看见母亲健康如常,这才放下了心。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星期二三还要寄一封信回家,讯问母亲健好不健好。从那时候起到母亲去世,母亲一直是我心中最挂念的人。
1921年的春季,我从保定被逐出校,回到家中,使母亲受了一次极重的打击。有一天晚间我在我自己的小屋里听见母亲在对面的屋子里哭泣喊叫。她说,「我要疯!我要疯!我再不能忍受了!」(北京人称患精神病为疯)。我听见这几句话心中像刀刺一般。我怕母亲真要患精神病。因为母亲有一次同邻舍争吵,神经失常,走到街上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才清醒过来。我爱母亲。我不忍看见她那样受苦,更不忍看见她患精神病。我心中交战得十分猛烈。我决定顺从母亲。我决定放弃神交托我的使命,好保全我的母亲,好救我的母亲脱离危险。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主把一节圣经上的话放在我的心中:
「爱父母过於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於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看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太十37…38)。
这几句话在我的心中作了有能力的工作。我认为我应当爱我的母亲,但我更应当爱我的主。我万不可因为体贴母亲便放弃了我的使命。不能,绝对不能!我只有把母亲交在神的手中。纵使她因此患了精神病,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主。感谢神,祂真是信实的。那天祂试验我像古时试验亚伯拉罕一般。亚伯拉罕为顺服神,舍了他的独生子,神却保全了以撒,使他没有受到一点伤害。那天我为顺服神,舍弃了我所爱的母亲,神也保全了她。那天母亲哭喊了一回,也就平安无事的过去了。她并没有因我的缘故患精神病。
当我在家中受神磨炼的那几年,我帮助母亲作家中一切劳苦的工作。到1925年神交给我许多的工作的时候,祂照祂的应许藉着属祂的人供给我一切的需用,并使我能供养母亲,又为母亲雇了一个女仆,替我作家中的琐事,母亲的生活比从前好得多了。
1925年的冬季,我在浙江省几处工作。那时因为战事,大江南北的铁路交通隔断了很长的时期。从上海到北京的信件需要五六天之久。我每隔几天就写一封信回家,但我很少收到家中的信。母亲写字非常困难,姐姐又极不喜爱写信。有一次多日没有收到家中的信,我挂念母亲的健康。恰巧有一次我梦见回到家中,看见屋内放看一具棺材,听说是母亲死了。我难过到极点。醒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接连着好几次都在梦中看见不好的景象。同时又多日得不着家中的信。我拍电报到家中,也得不着回电。我更认为母亲一定是去了世,姐姐不肯告诉我。那些日子我几乎患了精神病,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又拍一封电报给潘老太太。过了几天方得着姐姐的回电,报告家中平安,母亲健好这才放下了心。
母亲极疼爱我。一直到我四十多岁的时候,仍然常嘱咐我,像嘱咐小孩子一样。每次我离京外出以前,必定嘱咐我不要到山颠水旁和其他危险的地方去,嘱咐我上下车船要小心,嘱咐我不要受寒,不要受热。我为免去母亲挂心,出外时候最少每一周寄一封信回家。如果作长途旅行,在途中随走随往家中寄明信片,报告旅途平安。如果出太远的门怕信件在途的日子太长,使母亲放心不下便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赶快拍电报回家。
最不幸的事就是从我结婚以后带了妻回家的那一天起,家庭中便发生了猜疑不安。母亲和姐姐因为多年受苦的经验,使她们不能信任任何人,不能爱任何人。母亲吃过姨母的苦,吃过邻舍的苦。从1925年家中雇了女仆以后,又吃女仆的苦。我们所用过的女仆大多数都偷东西,就连浸在水中的大米,用水和成的面粉,她们都有方法偷出去。二十几年的经验,使母亲认为除了她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以外,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那里要加害於她。姐姐也认为除了母亲和弟弟以外,没有一个可爱的人。这种心理越来越深,家中的痛苦也就越来越重。
1937年基督徒会堂自建的新堂落成,第二年后院的小楼也落成。有人问我要不要搬到会堂院里住。我回答说,「我自己有几间房子,家庭也离不开我,不能搬来。」不料1939年的春季妻患了病,而且越来越重。会堂中一位女同工接她到会堂的院中来暂住疗养。那年秋季我到上海工作,就陪她一同南下,到她母亲那里住些时候。12月内我自己回到北京。那年冬季竟得了一种腰痛的痛,而且越来越重,最重的时候动一动就痛。有几位圣徒认为我需要换换环境休养,便勉强我迁到会堂院中来住。我起初虽然不想来,但因为大家是那样关心,那样着急,实在不能过拂大家的美意,便迁来暂住。第二年春季妻从南方回来,我们仍暂时住在会堂院内。我每日回家去看母亲和姐姐,并办理家中的事。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我和妻不住在家中,母亲和姐姐竟少受许多痛苦,她们在许多事上不必再防备妻,姐姐也不再常生气,家庭倒比以前平静得多。我们也不必再那样天天过着担心的日子。於是便决定暂时仍住在会堂院中。再过一些日子,我们发现这样不但家中可以减少许多风波,而且我们在会堂院中住与教会也有好处,因为我们便於照应教会的工作,并且能负责任接待圣徒,我们实在不容易再离开会堂院中了。
从那时起,我们便不再住在家中,但我在北京的时候每日都到家中去,妻也时常回去看看母亲和姐姐,大家倒比以前在一处的时候融洽得多。母亲和姐姐见我们虽不住在家中,却待母亲和姐姐仍和以前一样,因此也放心了,不再有什么顾虑。母亲和姐姐自始至终都十分爱我,也爱我的儿子,就是对妻始终是有误会,而且这种误会任何人不能加以解释。无论什么人若是一去解释,便对那个人也误会起来。因此我在母亲和姐姐面前总是极少提到妻的。好在母亲和姐姐只要看见我和我儿子便心满意足。因此我们父子每日都到家中去。我回想小的时候对母亲不孝,常要挟母亲,和母亲争吵,使母亲生气,便想今后应当好好使母亲得一些快乐,免得将来有一日叹息着说,「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可惜!工作总是十分忙迫,竟不能多服侍母亲一些时候。
去年3月起西南工作,本想去两个月就回来。不料到了那里因为工作繁多,一再延期,后来又因为车票、船票与飞机票都极难买到,不容易离开西南,结果竟在外面五个月之久。8月18日取道上海,乘飞机回北京。姐姐恰巧在17日夜间开始患病。我外出那样久,回来的时候事务蝟集,又正赶上开大学布道会,竟不能好好服侍姐姐一些日子。姐姐病了12日,母亲也随着病倒,姐姐患的是肠胃症,母亲患的是痢疾,幸好有一位作护士的姊妹自告奋勇,替我帮忙不少。我恐怕母亲年高,病不易好,谁料到母亲竟好了起来,姐姐却在9月1日早晨去世了呢!姐姐去世以前,对妻已经转变了态度。她在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曾说,「我拉着神的手了。」
姐姐去世以后,我想母亲也许会对妻转变态度了。谁知道母亲不但仍是照常的误会,而且还更加恐惧起来。她想现在已经没有女儿在面前帮助她,如果妻和妻家中的人要加害於她,她如何能抵挡呢?妻每一次去看母亲,母亲就恐惧疑虑。我和妻看见了这种情形,就想妻还是少回家更好。妻既不能回去服侍母亲,只好我一个人负责了。姐姐才去世以后,母亲苦痛得很。我每夜放一个小床睡在她的旁边,夜间母亲不能睡觉,只是叹息哀痛,想念女儿,也常大声祷告,承认自己的罪,求神怜悯。夜间母亲也常常自言自语的说话。我有时能睡,也有时不能睡,就静卧着听她说。那时我更明白母亲对妻充满了误会,她的心中完全充满了几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那些可怕的事。她所仅能明白的一点,就是她的儿子爱她,此外她对任何人都怀疑,都畏惧。有时候有信徒来看望她,她对其中大多数的人也都抱着猜疑和不满。母亲年老耳聋,服侍她的女仆说话声音小,她听不见;说话声音大呢,又说是在那里叱喝她。在这种情形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