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与他们相反，也有许多人晚年一事无成。
池田实际问题是，一个人踏进社会的时候，由学问所体现出的能力并不能决定他作为人的价值。不少情况下，心胸宽阔，生活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等倒具有很惊人的价值。再者，要充分发挥掌握的才能，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中虽然有差别，但健康的体魄和神经的机敏也都是必要的。为此，即使在学校教育中，也不仅仅是课堂学习。应当尽量创造机会与社会接触，使学生懂得利用人生的经验，使学生具备课外活动和共同生话的经验。作为我们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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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追求的理想教育，我想强调这样一点，即教育必须是面向全人类的人的教育。
汤因比我刚才也说过的，在成人期继续进行教育的好处之一，是能把个人的经验和作为学问（也即间接地）学习的事物联系起来。这里想再补充说明一下，使青少年通过课外活动和共同生括积累实际经验，这一工作应尽量在早期安排。
英国传统的所谓“大学预备学校”这种教育制度中就有这种先例。有一些“大学预备学校”——虽然这样称呼，其实是私立学校——确实难免要被人批评是政客的温床，但在这些学校里，允许高年级学生实际行使权力，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这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我以为英国的“大学预备学校”提供了珍贵的典范。我本人就是在一所“大学预备学校”中受的教育。学生会主席经常被用“权力是人格的试金石¨这句希腊格言训戒。
人的能力是多种多样的，它们都具有社会性的价值。我们应该发掘、培养每一个人的独具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学生机会，使他们实地去积累经验，并应用这些经验。面且，在一生中都需要进行理论和实践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一体化教育。
（3）关于教育经费的来源
池田遗憾的是，现代的教育被置于国家权力的支配之下，教育行政隶属于国家所追求的目的。特别是也应称为教育之渊源的学问研究本身，与国家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因为研究需要巨额费用，如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研究工作就不能如愿进行。结果，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研究项目便受到过分的优遇，而与国家利益无关的领域或者对国家利益持有不同见解的研究者往往会受到不当的冷遇。
这种学问研究的社会现状也同样反映到了教育界中。就是说，与国家利益有关的教育科研受到重视，反之就受到轻视。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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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的内容也受到不适当的干涉。在这种情况之下，恐怕培养健全人材的理想就要受到践踏，培养出的人也是畸形的。我对这一点十分忧虑。
汤因比对教育的投资、控制、领导等都由国家独揽，这种情况是十分要不得的。国家总是要给那些能增强国家权力的研究领域提出补助经费。国家还往往要对接受政府款项和控制的教育，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干预。这是为了使学生变成政权方面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者。
教育接受国家资金的补助当然也有好处。例如，可以给所有的孩子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在今天的英国，不少人虽出身贫寒，但多亏有公费助学金制度而得以受到高等教育。在所有职业的领导层中都有一些这种出身的人。
池田从教育的机会均等这个角度来考虑，确实不可能全而地由个人承担教育经费。因此不得不采取国家和公共自治团体援助的方式。但是，我认为不能干涉教育的内容，哪怕是间接的，也不能采取使教育有所偏向的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援助采取什么形式来进行就是个重要的问题了。
汤因比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设立了半官法人。这种机构虽用公共资金经办，但不受政府控制，这些法人由自治团体管理。其中，机构之一有大学助学金委员会，现在英国的大学基金的大部分就是由它提供、分配。现在的大学基金中，学生交付的钱和民间馈赠只占极小的比例。
这种半官法人的意图是要节制政府使用财力于涉半官法人的方针。过去，这个意图大致也得到了实行。但是从长远目光来看，大学助学金委员会和其使半官法人——比如同样是重要教育机关的英国广播协会——的自治性，今后是否仍能在议会中受到尊重，这现在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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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半官法人这一结构，也还是很不可靠的。因此，使教育独立地建立在十分可靠、永久的基础之上是重要的。为此目的，我考虑需要两个条件，即首先是不受国家和企业控制的永久性的财政资金。其次是被公认有道德有知识水平，因而也受到众人尊敬和支持的教职人员和教育行政人员。
是否最好用不可撤回形式的馈赠金作这样的基金。就是说，赠与者在提供赠金时，本人或其继承^要有法律誓约，放弃对基金使用管理的干涉权利。在美国的民间财团中，这是一项谋求提高研究和教育水平的原则。且这个作法也是美国政府向大学无偿提供土地时的原则。这些无偿提供的土地即成为州立的综合大学、单科大学的一项财政来源。土地作为永久基金是最好的一种形式，因为地价的变动与货币价值成反比例，货币价值即使不是现在这样高度通货膨胀时期，也有下跌的倾向。我一九零二年在温切斯特学校获得的奖学金就是由这所大学的创立人一三九五年馈赠的土地的收人提供的。
我希望所有国家的所有教育机关都接受不可撤回的土地赠与，以便能够做到维持学生的低学费和教职人员的高工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由不受国家和大企业的控制。
教育机关必须是彻底的自治机关。应在教育法人的规约上规定实行代议制，组成的代表不仅有教育行政人员和数职员，小学初中还应有家长，高中大学应有学生。教育是与整个社会都有重大关系的社会活动，所以是否也应有一般群众的代表参加。由这样多方面的代表各自据有的权限来决定教育方针的制定和实施的话，这才能使多种意见互相交流吧。这和最近全世界争论这个问题的情况一样。
（4）男女同校的得失
池田日本的教育受儒教道德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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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男女是分校学习的。但战后，在公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采用了男女同校制。听说英国男女同校的历史也不长。博士对男女同校的得失有何见解？
汤因比英国在一八七O年以前不实行男女同校，这倒也不是由于原则上的理由，而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一八七o年公立的初级、中级学校等制度——即由政府提供一年经费的学校制度——…首次实行了男女同校制。而包括大学在内，所有的私立学校仍然是男女分校学习。当时英国的大学很少，英格兰有两所，苏格兰有四所，每一所大学都不允许女子取得学位。我妻子就学于剑桥大学，她被允许参加每一次考试，并取得了优等成绩，但是不能获得学位。
美国当然从很早以前就有男女同校的单科大学，男女学生一起上课，都可以取得学位。今天，在英国男女学生也可以自由地一起上课了。据说还要创办美国式的男女同校的单科大学。
我觉得对于男女分校和男女同校两种制度都有许多争论的余地。现在，男女同校在十三岁到十八岁的学生们中间，产生了性混乱这样极严重的问题。一般人都认为，对年轻人来说，这个时期确实是个难办的时期，男女同校或不同校，在教育上都会碰到许多问题。最近，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怀孕的事情经常发生。这虽然不能说是男女同校必不可免的现象，但却是实际结果。女孩子们为此要遭受巨大的悲伤和痛苦。
我十四岁的时候，学校是按男女严格分开的。那时已有了女子大学，也有女子中学。男女学生之间的关系受到严格的限制，彼此见而的机会都很少。因此，男女学生之间的混乱的性关系当然也不会发生。但是同性恋却不能避免。我十四岁进寄宿学校以前，同性恋这种事连昕都没有听说过。但入学以后，这个问题成了经常性的话题，我也就经常听到这类事情了。很遗憾，同性恋是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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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学校的一个弊病。
我觉得要在男女同校和不同校这两种制度的长处和短处取得平衡是极其困难的。要想用男女分校来防止异性间的性混乱，却叉带来了同性恋这种同样深刻的问题。
池田正如您所指出的，我想男女同校与否都各有问题。
我个人认为，说男性同性恋或女性同性恋是坏事，这终究是相对的。有的社会，比如古代希腊，认为这是正当的。有的社会却要加以谴责。而另一方面，男女间的性关系却涉及到妊娠问题和生命的尊严问题。因此，如果不得不在学生间出现的同性恋与异性间性关系两者中，选择一下哪个更坏的话，我不得不说同性恋还是小恶。
我本人除大学外，创立了两所初中、高中，都是男女分校。我这样做倒不是特别意识到男女同校会产生性混乱，而是为了学生们能专心学习。当然，我并不希望在学生们中间产生同性恋之类的性问题。但是这类问题可以想见或许会发生的。对此，我主张应听凭学生的良心。
我认为学校或公共机构应当培养人们能尊重个人的自由判断的品质，给他们提供正确判断的素材。假如个人判断的结果是错误的，这证明学校没有很好完成任务。干涉个人的自由，这只能表明自己的无能和傲慢。也许这过于理想主义了，但我考虑所谓学校教育就应当是这样。
（5J教育工作者与研究工作者
池田博士曾经说过，实际执教的教员和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将来最好分离。确实，教育和研究原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一到高水平阶段，教育就往往很容易被牺牲。
对博士的想法，我也很关心。只是我觉得在实行教育与研究分离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不利的一面。因为作为机构，将教育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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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分离的方向虽然可行，但教员恐怕就会因此失去以前兼有研究人员的一面，面且这也有可能会丧失教员的教学活动不可缺少的新鲜性。所以，即使假定分离了，如何使教育和研究互相交流，如何提高教员的质量，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博士认为在制度上最好有哪些改革？
汤因比我考虑，在大学水平的教育中，应当给教授们开展研究活动的时间和机会。而且应把这种研究活动看成和讲课一样，是他们不可缺少的义务的一部分。
大学教育的作用在于教给学生自我教育的方法。我觉得要想有效地完成这个任务，首先教授们必须继续进行自我教育。而教职人员的自我教育唯有开展研究活动。
与此相反，研究人员就不需要同时也是教员。一个人适台搞研究，未必任何时候都适合搞教育。话虽这么说，我并不认为一个研究人员排斥其他一切活动，将工作时间全部投入研究，就会创造第一流的工作。如果这样做，就会脱离人类生活的潮流而孤立起来，并且无法获得研究室和书库中得不到的实际经验。最富有创造性的研究人员，是经常将研究与其他某种活动结合起来的人。在我本人的专业领域，即历史研究中，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们虽不能一定说工作的同时还兼教职，但他们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