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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无论如何不能不取中庸之道。下面我想谈一两件我个人的经历，补充说明一下我的见解。这样有好处，至少可以从实际中得到证明。
我曾为了维护学问自由这一伦理上的原则，而不得不辞掉了大学里的职位。第一次大战以后，我以拜占庭研究和近代希腊研究的成果而获得教授职位。为了研究现代希腊人的生话，我去视
察了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二年的希土战争。但是直接观察的结果，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场战争希腊方面是非正义的，土耳其方面是正义的。在战争中，除了事物的真伪之外，正义与邪恶也是个
问题。当时我既然有教授身份，又亲眼证实了实情，如实发表事实自不必说，我还感到有道义上的义务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正义与邪恶的看法。结果，我不得不辞掉了教授的职务。
池田我由衷敬佩您的勇气和正义感。
汤因比那以后的三十三年，我在英国的民间学术协会——“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有关国际情况的年报谋生。对我提出的条件是：调查必须是科学的，即不带感情，不偏向一党一派，公正
无私。我以为这是很好的要求，就是说，只要信守这些原则，就可以将整个国际局势和有关当事者们的立场或动机等有用的情报提供给读者。我尽力服从这个要求，但其中也出现了办不到的情况：
比如，在调查比利时、荷兰之间围绕斯海尔德河口的领土权、航海权的争端时，可以提出科学的报告。因为基本上这是法律问题，几乎不牵涉道义问题。但是，提到希特勒对犹太人大屠杀的问
题，就当别论了。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很难公平无私。如果我像预报天气一样，不带任何感情地报道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不可能正确地记载这一屠杀问题，就等于无视道义而默认了对犹太人的屠
杀。
碰到的另一个同样的问题是论述墨索里尼非法侵犯埃塞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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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而且这次我本身直接遇到了麻烦。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在道义上是可耻的。所以，在述评中，我没有隐讳自己在道义上的见解。对埃塞俄比亚事件，如果无视道义
来评述的话，大概就无法真实地评论这个问题。当然，由于我使英国政府的立场尴尬而受到国内的责难。当时，倘不是我供职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评议会主席裁定说“对国际问题看到什么写什么
是作者当然的义务和权利”，恐怕我不得不再次为学问自由而辞职的。
．慨括起来说，我的结论是：当论述人类现象时，完全抛开感情，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往往牵涉到道义问盟。事实原本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抛开道义上的判断来记录事件，这是不可能
的。能完全科学地记述的，只限于没有人介人的事实和现象。
以上两个实例中，我并不是主动去要求参与的，但是正因为我感到在道义上无论如何不能回避，所以如实采取了于心公正的立场。这就是对我来说的中庸之道。
池田确实，您说得很对。在自然科学中固然要尊重客观的、公正的方法论，而在有关人类现象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也不能无视伦理的判断。
现代的学问是要科学地分析一切，似乎忘记了人性的、更重要的东西。我想，人类是由思想形成理念，设定理想，并为之努力的一种存在，这里有人类的尊严。分析现实，判断真伪当然也是重要
的。但是之所以需要这些分析和判断，也是为了有一个认识的标准，以便设定今后应该有什么样的理想，并应该怎样去实现这个理想。我考虑，立足于人类是追求理想的存在这一点，而且要重现实
性——包含这两方而，就是中庸之道，就是正确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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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学思维法的限度
池田科学有限度，它能处置的对象极为有限。而且，对于人类极为关心的大事，科学完全不能给与明确的答案。对于这些科学小能处置的问题，只有宗教才能给人提示一个信念。在这个意义上说，显然唯有宗教对人类才是更重要的必需物。
但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于它能处置的对象，用理性之光进行分析，成功地发现了一定的法则。我想把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称为“科学之眼”。那么，宗教的思维方法与“科学之眼”有什么不同
呢？我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所说的“科学之眼”是通过经过磨炼的理性，客观地分析对象，从中找出一定的、带有普遍性的法则的认识力。在通过理性之力发现法则的过程中，当然要运用分析的手段，并使其普遍化和抽
象化。分析的方法当然同时要求对象定量化。
汤因比从人的知觉感受到的素材（既知事项）的整个内容中进行随意抽取来客观地研究作为观察对象而选择的领域，科学在这一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这要限于如下的情况，即要把“客观性”
这个词的含义确定为：“人们的意见得到交换时，必然是作为同一的东西反映在所有人的理智中的现象和思考。”但若把“客观性”定义为“存在自身的如实的正确反映”，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
说，科学从各种现象中抽取的东西，比起经过科学处置以前的现象来，很容易脱离存在本身，至少差那么一步。我想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主张科学是解释各种现象的，这一般可以理解。但相反，责备科学是歪曲各种现象的，同样也可以理解吧。
池田使用科学方法处置以前的对象物和用“科学之眼”抽取定量化的对象物，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里似乎存在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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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眼”不能迫近事实本身的“根本性的界限”。
汤因比科学在各种现象的特性中，对那些同一种类所有个体的个性，因之不能定量化的东西，确实是有意识地加以忽视的。
为了实现定量化，就忽视个性，这是高昂的代价。因为个性这种东西，实际上和共性一样，是一切现象中本质的而且不可欠缺的特性。在各种现象当中，即使是属于所谓非生物界种类的现象，也都各自具有某种程度的个性。而在生物中，这种个性的因素就更为重要。而且在具有意识的生物中，其重要程度达到了最大限度。
这样看来，喜欢选择的科学思维法，在用来处置物理学或无机化学等非生物界的现象时，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这不是单纯的偶然事情。这个方法用于生命体，比如有机化学或生物学等时，其成功率就降低了。再进一步，在精神中的意识层，即认识论和伦理学等领域中，成功率就更低了。
科学对精神中的潜在意识层的探究工作，也就是最近刚刚才开始的。但是印度哲学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开始这个领域的探索了。要预测科学在迄今的尝试中这个最新的而且是最难解的领域中能否成功，当然为时尚单。但是很显然，这是一个关键，它可以测量出科学究竟具有多大的力量使我们了解、理解各种现象。在人类的智力可以接近的所有现象中，恐怕这个潜在意识层的精神现象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同时对科学来说是最难把握的吧。
池田科学由于其局限，对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例如不能定量化或普遍化的一面是非常容易忽视的。尤其在以人为对象的场合，精神的独特作用、感情、意识这些微妙的性质被排除
掉了。
汤因比科学从来是在各种现象的特性中，为了技术目的以外的所有目的，而无视了最重要的东西，并且只在这个局限内取得了成功。可是结果在技术以外的目的中，把质的印象转接为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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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来表现，使得人的智能和审美观变得贫乏。就是说，比起通过音响学或光学的科学手段变为量的形态的音和色来，实际上亲耳听到的音色和亲眼看到的色彩，对我们来说意义才更深刻，才更能使我们内心满足。
池田在科学中，对象全部被“物质化”了。尤其是生命体，尽管物理性的一面只是一个侧面，但只有这一面受到了重视。结果精神一面具有的个性被忽视，被埋没在抽象化、普遍化的一般生
命这一概念当中。就是说，不能不认为科学的思维法本来就是把生命的物质化这一作用包含在其思维过程中。
汤因比我们评价一个人，说“他是个cipher（符号，不足取的人）”时，含有对那个人的轻蔑之意。这意思是说，这个人缺乏人性中最显著的重要且宝贵的资质。但科学却名副其实地将人变成了符号。就是说，人的精神或与精神有关的心身相关的生命体被科学用数学公式来说明时，人就被化为一个单纯的符号。还有，在身份卡片、电算机用卡片上，都用数字代替人名来填写，这也是科学将人符号化的另一个例子。
池田这就是说，如果要使追求普遍性的科学成立，就不得不舍弃个性的因素和个体的独特性。事实上，这种科学的思维法产生了轻视生命的倾向，容易忽视活生生的人的真实风貌。我觉得，这是因为现代人忘记了科学这种把人符号化的思维法和舍弃个性的想法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为完成部分目的的手段，而把它绝对化、目的化了口而且人类的符号化、数学公式化是把人看作手
段，这在为寻找真理的思维过程中虽然是可以的，但在社会和组织的活动中，在以人为对象的实际行动上是断不允许的。
汤困比人类越是丧失了人性，就越容易被操纵。这大概可以说是从战争中发现的。人们从战争中倾得了，人类之间虽然不是互相仇视对立的，但为了使人类能够赞同舍命互相厮杀，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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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严酷的训练来施以催眠术。除这种战争的训练外，官僚主义化和电算机化都是使人服从他人意志的方法。
所谓操作就是技术。操作的对象是人也好，人以外的生物也好，或者是非生物也好，都没有什么不同。技术通过定量化而成为利器。而且定量化虽然在智能和美学上损伤了其对象物，但确实
便于技术的利用，所以成为产生支配人类以外的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力量的源泉。如上所述，科学只不过对用技术来操作这个唯一的实用目的是重要的。
科学通过定量化使技术所具有的潜在力量增大，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从本质上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要解答这个问题，得根据不同的情况。即是说，行使科学赋予的能力时，要看
人类自身是否具备了能妥善地，而决不是滥用这种能力的崇高的道德水平。
池田您说得很对。科学其自身既是善又是恶。善恶都是在运用科学赋予的能力阶段产生出来的。只是我考虑，为了巩固人类对科学的能动性，必须认清科学性认识在把握事物时，是绝对的还是其自身也有限度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把有缺陷的东西想成是完美无缺的，就不能真正地应用它。为了能真正应用，应该正确认清其长处和短处。在佛法中，是将我们认识对象的能力比作跟，说有五种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所谓肉眼，是指一般人类的——即生物的感觉器官。所谓“天”本来是指主宰者所在的地方，天眼大概可以认为是作为主宰者洞察人心活动的敏感的察知力。
慧眼是指通过理性把事物抽象化，并找出普遍性法则的能力。
因此，“科学之眼”在五跟之中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