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从她协助李纨、探春管理大观园来看，她是很敢发表自己见解的。平日作为亲戚，她不宜对贾府的事说三道四，可以理解，也应该这样。而此时她已从姨妈王夫人那里正式领命（“……不然，我也不该管这事；你们一般听见，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再不表态，就会有负长辈托付。她果然不辱使命，在协调园内各方面人士利益的难题上拿出了令人皆大欢喜的方案。所以人物评论不等于曹雪芹的看法。而在一般小说中，作家常常让人物充当自己的传声筒，因而读者已经习惯于将人物的评论看作是作者的见解。曹雪芹恰恰是利用人们的这一思维定势，将读者引入“歧途”，使薛宝钗这个形象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创造出更多的美感，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艺术再创作的空间。
对薛宝钗评价偏颇
造成对薛宝钗评价偏颇还有三个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没有把宝钗的封建意识和品质问题区别开来，这是能否正确看待这个艺术形象的关键。宝钗真正的品质性缺陷只有对金钏之死和尤三姐之死柳湘莲出走的冷漠，而这种冷漠又与她的封建正统观念严重相关——尽管曹雪芹没有在文字上明确表示，但恐怕薛宝钗认为金钏是个丫头，尤三姐过去行为失检，是她冷漠的根本原因。至于认为宝玉应专心举业，与人交往方面不够谨慎等，前已述及，这是她从封建观念出发，真诚地为宝玉考虑，促其“上进”的表现，毕竟不是品质问题，可叹可悲。研究薛宝钗要摒弃成见，不带先入之见。薛宝钗封建意识重不假，但说她成了大观园中的“封建卫道士”，似乎有失偏颇，上纲过高。因为她虽然对贾宝玉等有所劝谏，但并无任何压制“叛逆者”的行为。由于没有将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高鹗的后四十回区别开来，对林黛玉的叛逆性估计过高，成为反封建的“叛逆者”，而且说林黛玉受到“封建势力的迫害”，于是林黛玉就必定要有一个对立面，结果宝钗和黛玉这两个少女就成了大观园中封建势力和反封建势力的代表。实际上从黛玉叫刘姥姥“母蝗虫”来看，她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未必比宝钗强。当然，应当承认，薛宝钗的封建意识确实比林黛玉严重得多，这是这两个人物思想评价的主要区别。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这个区别被进一步夸大，作为“政治标准”压倒了一切。于是本来在曹雪芹笔下寄予相当多的同情的薛宝钗——尽管同情的程度小于林黛玉——只能作为林黛玉的政治对立面出现在许多文章之中。其实她们的分歧和矛盾没有那么严重，“斗争”就更加谈不上了。
通灵宝玉二是人们过于喜爱林黛玉，于是殃及薛宝钗。从清代两位好友为了争论黛钗孰优孰劣几动老拳等记载来看，人们也许对黛玉印象较好，但差别并不很大，因为毕竟也有人为“保卫”宝钗而挥拳呢。不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红学政治化的结果，对林黛玉的思想艺术评价急剧升温，而对薛宝钗的评价相应大大下降，尤其是道德评价极低。两位少女之间的差距几乎成了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别，各自成了对立阶级或政治势力的代表！造成林黛玉“悲剧”的相当一部分责任，被不公平地转嫁到了薛宝钗身上。
辟邪金锁
三是中国人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同情弱者的作用，使评价的天平向黛玉倾斜。在宝、黛、钗三角关系上，宝黛之间的刻骨铭心之爱得到人们深深的赞许与同情，结果未能如愿结合，令所有的读者为之扼腕叹息。宝钗虽然丧父，毕竟还有母、兄呵护，而且经济条件优越，可以随时离开贾府生活。而黛玉父母双亡，寄居舅家，虽然受到很好的照顾，终不免时有孤寂隔膜之感。有一个现象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即人们在择妻或择媳时多半都会选择薛宝钗，但在宝黛未能结合上普遍持十分遗憾与同情黛玉的态度，而且在宝黛成婚还是金玉联姻的问题上通常都主前者。这个矛盾现象，可以从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方面去解读，很有意思。同一个或一组艺术形象居然能够塑造到这种似乎矛盾而又有理还格外有味的程度，实在不能不佩服曹雪芹！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第一个因素的作用现在已经越来越小，人们会比较正确地认识薛宝钗封建意识的问题，不再将它看得太严重。第二个因素的作用也在缩小，因为在人们比较公平地重新评价薛宝钗的同时，也有更多的读者会感到过去过于抬高了林黛玉的思想评价。不过第三个因素没有什么变化，还会长期起作用。
薛宝钗形象充满着是是非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实何止薛宝钗，许多人物，不少描写，都是这样。这也正是《红楼梦》充满无穷艺术魅力的一大原因。
周思源看红楼孰优孰劣话黛钗对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不同的理解和好恶，十分寻常。一般都不至于产生严重争执，无非是各执己见便罢了。但《红楼梦》却不然，其涉及争论话题之多，程度之激烈，关注者介入者之普遍，是任何其他作品所没有的。
林黛玉和薛宝钗究竟谁优谁劣，自《红楼梦》诞生以来一直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前文说过，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有两个文人邹彛托聿桥笥眩迯｜拥林贬薛，而许伯谦尊薛贬林，两人自然各有一套理论和根据。有一年春天，两人谈起《红楼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意见不合而争执），几挥老拳，而毓仙（他们的一个朋友）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秋试同舟，许伯谦对邹彛担骸熬文啵ㄍ绻蹋┒换俊弊迯｜说：“子亦何为窒（不开窍）而不通耶？”两人“一笑而罢。嗣后放谈，终不及此”。一部小说的艺术形象居然能让人争论到这种程度，何况还不止争论黛、钗二人，古今中外，闻所未闻，可谓千古佳话。这正是《红楼梦》艺术魅力无穷的表现之一，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
象征之物不同决定了文化基因
黛玉和宝钗谁优谁劣，我们可以从她们两人的象征之物入手，看看她们各自的价值观、爱情观，为人处世怎么样。
孰优孰劣话黛钗青梗峰石绛珠仙草林黛玉的前身或者说其象征之物，是长在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绛珠小草，所以她也带有某些神性。这是黛玉和宝玉能够形成“木石前盟”的根本原因，也是曹雪芹在小说一开始就设计好了的黛玉和宝钗在价值观、爱情观、性格、命运、健康上文化基因的根本区别。林黛玉性格的率真，她的美丽、多情、才华横溢（这是带有天才式而非后天苦学式的），对爱情的执着追求，都和这个文化基因密切相关。
绛珠小草是受了神瑛侍者每日浇灌的甘露才得以久延岁月，修成女体，所以黛玉自称是“草木之人”，《红楼梦曲· 终身误》说：“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女之间的“雨露”往往暗示着性关系。虽然受惠于神瑛侍者每日浇灌甘露的花草决非绛珠这一株，但是只有它修成了女体，因此也就只有她和神瑛侍者之间存在这种缘分。小草的这个特殊身世，决定了林黛玉生命力非常脆弱，所以自幼体弱多病。因为绛珠的生命是神瑛侍者给的，所以林黛玉对贾宝玉极度依赖，惟恐失去他。宝玉是黛玉生命的一切，她的多疑、小性就根源于此。当绛珠仙子得知恩人下凡，便决定追随而去，要用一生的眼泪偿还他的甘露之恩。所以黛玉爱哭。神瑛侍者不满于天堂生活下凡，是具有叛逆性的行为，而绛珠仙子也不愿在天堂为仙，情愿下凡为人，主要是出于报恩。这种将恩情看得比为仙在天堂生活还重的观念，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林黛玉身上具有某些高贵品格即神性的先天依据。所以林黛玉和贾宝玉在叛逆性上有共同之处。不过神瑛侍者是对天堂不满并且要受享人的基本权利而下凡，这比绛珠仙子的报恩在层次、程度上要高得多。这也就是二人在叛逆性上的差别。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神仙下凡者并不少见，绛珠仙子的特别，主要不在于下凡，那不过是一个引子；也不在于她对情感的渴望和至死不渝的追求，因为这对许多青年男女来说都一样，古代文艺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如孟姜女、杜丽娘、白娘子等很多。但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不是古代小说、戏曲中常见的一见钟情，不是一般的对爱情的坚贞，他俩的爱情是志同道合、情趣相投，这是那个时代所没有的或刚萌芽的，至今依旧具有现代性。林黛玉和薛宝钗、史湘云、袭人等女孩不一样，从来不对贾宝玉说那些让他读经中举之类的“混帐话”，只有她才能和贾宝玉分享心中所有的秘密。绛珠小草生命的延续，绛珠仙子生命的获得，以“还泪”报恩的方式，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
曹雪芹除了用小草来象征林黛玉外，还用竹子来象征她的性格与命运。
林黛玉住在潇湘馆。一进院子，“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后院墙下，得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院子里有这么多竹子，在大观园所有院子里是独一无二的。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人品高洁，刚直不阿，有节气。潇湘馆的竹子不是粗大的毛竹，而是细竹，象征带有女性的意味。
恨无缘
“水”这个意象在《红楼梦》中代表少女。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观园所有院子里，只有潇湘馆有水。曹雪芹显然是把林黛玉作为这些杰出少女的突出代表来写的。而且这水沟很浅，水很少，暗示院子的主人生命力的脆弱。这水“盘旋竹下而出”，可见水和竹具有重要的关联。尤其是竹子长在潇湘馆，就和舜帝南巡不归，他的妻子娥皇、女英千里寻夫，知道丈夫已死，泪洒竹上，成了斑竹，最后投水自尽的传说联系起来，暗示了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潇湘馆中的竹子和水生动地表明，曹雪芹在《红楼梦》所有女儿身上倾注爱心最多的是林黛玉。
曹雪芹在黛玉身上注入了一些当时具有超前意义的品格：那种想要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愿望，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独立的文人气质。最典型的就是元春省亲那晚，黛玉本来想“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点是缺乏竞争意识，只求中庸，反对冒尖，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竞技体育很不发达。这是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一大区别，也是中国文明在16世纪后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注入了这种竞争意识。遗憾的是元春只让每人作一首。黛玉“胡乱作一首五言律（诗）应景”，得了个并列冠军。“胡乱”二字充分显示出黛玉才华出众，而且丝毫没有因为贵妃在场就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实际上大家都看得出来，宝钗那首是标准的应制诗，几乎句句歌功颂德，毫无诗味可言。而黛玉那首起码有“借得山川秀”一句诗味十足，气魄宏大。元春之所以裁判“不公”，显然是考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虑到宝钗是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