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家可归者惯有的冷淡态度大不相同。也许因为安妮特永远笑脸迎人？
我的朋友格蕾丝每次碰见安妮特都会买一朵花，尽管她走开后就会把花扔掉，但下一次仍照买不误。“我愿意把钱给她，她不像其他乞丐，她至少还在尝试着工作，并不只是指望别人施舍。我想鼓励这种行为。”格蕾丝说。“我喜欢她向你说‘你好’时的那种恳切。在耶鲁的路上见到陌生人谁都不答理谁，只有她向你说你好。”另一位朋友说。之后，我也开始偶尔在她那里买一枝小花，慢慢地，我成了熟悉安妮特的耶鲁学生之一。
从断续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安妮特曾经当过建筑工人、油漆工人和食品店助理。她在耶鲁卖花已经快10年了。她从不避讳谈自己的问题：曾经吸毒，并且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她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住在纽黑文，由她的父亲和继母抚养。“我有很多问题，可我现在戒毒了，也在看心理医生。我不在意自己无家可归。耶鲁就是我的家。”安妮特说。
在我大三那年的秋天，《耶鲁每日新闻》突然在头版登出大幅文章，标题是《安妮特不能卖花了》。原来，纽黑文的警察因安妮特无照卖花，以“扰乱秩序”罪名起诉了她，如果罪名成立，安妮特就得被关进监狱。
卖花执照要两百元钱，安妮特负担不起。不卖花的安妮特开始愁眉苦脸地站在路边，一边小声地问路人要钱，一边担心地回头张望在一旁注意着她的警察。“其实我以前也是在乞讨，”安妮特对《耶鲁每日新闻》记者说，“只是以前我可以给你一朵花作为回报，现在，我只能向你乞讨。”这篇文章在耶鲁社区引起巨大反响，同学们对安妮特的喜爱和关心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许多人写信给警察局提出抗议。有位热心的耶鲁学生马上着手组织一场音乐会，入场的门票全部捐给安妮特作为申请卖花执照的费用；许多耶鲁学生给逮捕她的校警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抗议他们对安妮特的不公正待遇；安妮特的朋友们还组织了一场抗议游行，就在安妮特经常卖花的埃尔姆街上，有一百多人参加了这场游行；在安妮特出庭的那天，许多学生手拿一朵鲜花，举着“花之力量”的抗议牌在法庭上旁听。
这个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尾。警方放弃了对安妮特的起诉，安妮特拿到了卖花执照。之后，她不再卖蔫头蔫脑的菊花了，改成了新鲜水灵的康乃馨。现在，我每天都能在路边看到她的身影，听到她欢快的大嗓门。
春夏秋冬轮流光临耶鲁，而安妮特是耶鲁所有季节里不变的风景。
（本文作者：高歌）
王菲：当一回自己
我只想做回自己，平平实实地以音乐来打动观众。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是可以相互沟通的“语言”我想用它来表达自己，亦因如此我努力学习，怎样可以更懂得使用它来说我想说的话。
陌生的香港
18岁，我来了香港，这个喧闹不休、浮夸奢华的岛国，教我细小孩般被投进陌生环境，眼里充满惶恐，把过往在北京的悠闲自在生活完全打破，不适应的同时还载满严重的思乡病，但碍于要住满一年才能回去的规定，我只好忍耐着。由于北京的好友们家里都没有电话，我们只靠鱼雁交往，稍稍解慰寂寥。
没有朋友的日子，只靠电视、小说，也解不了闷，终于我打起精神去学模特儿课程，由居住地黄埔，只身到铜锣湾上课，战战兢兢，夹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越显孤独。
完成模特儿课程，走过儿回天桥，我始终没有选择这职业，那种感觉太狼狈了。匆忙得像毫无准备般，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些时装并不美，我不爱穿，模特儿课程只是我消磨时间的方式，因为爸妈准备一年后送我到外国读书，我怎样也想不到一头栽进唱歌圈子里。
为着解闷的理由，由爸爸托朋友介绍我跟戴思聪老师学唱歌，唱歌的兴趣如潜藏已久的渴望一下子进发出来，心境如破笼而出的小鸟，翱翔天际。
当戴老师把我介绍给陈小宝时，他惊讶于我的嗓子，嚷着要与我签约出唱片，我没有太大的雀跃，只觉得出就出吧！
一切随遇而安。心里所想的是天意让我唱歌，就如飞机终于停泊在人生的驿站一样。
初入江湖
19岁那年，爸妈为我与新艺宝签下了第—张唱片合约，许多许多事我还不清楚，模模糊糊，毫不真切，人生就是如此朦胧而不清晰，无法掌握，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只凭感觉走。
就如此这般，被安排参加ABU流行歌曲大赛，以一首《仍是旧句子》赢得季军，算是我踏足娱乐圈的第一步。
得奖，出唱片并没有为我增强信心，我依旧患得患失，没自信是因为做任何事都被安排，遇着不喜欢也不敢嚷半句。就这样藏着自我。
内心深处我仍是混乱一片。北京、香港两地的文化冲击，在我心里起了波澜，进入娱乐圈之后，它的快速变幻，令冲击尖锐化，我面对审美标准和生活习惯都不同时坏境，无疑更惶恐，碍于陌生，不敢宣之于口，于是人家说一句，我就信一句，没有主见，这令我感觉很混乱。
幸好当时出现了几个影响我颇深的人，陈小宝、陈健添、梁荣骏，给予我不少意见，时间培养了我对他们的信赖。特别是梁荣骏介绍我聆听各种类型音乐，丰富了我的眼界与知识。
在无惊无险下出了第—张唱片《无奈那天》，我也迷迷糊糊得了金唱片，开始有人注意我，但听得最多的是说我形象老土，说我“串”，当时我根本不知如何是好，辨不清方向，太陌生的环境使我拘谨，成了误解，所以到了第二张唱片《Everything》，公司找专人来为我设计形象，我在无可奈何下，照着做。
初冬时节，我踏上飞赴美国的飞机，把香港恼人的—切抛下，选择过另一种新生活：投入校园进修音乐。
这一次的抉择，与决定当歌手、出唱片，同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只是当时我并不晓得。
我明白
返回香港出唱片，心境很单纯，当时我没有退学，写了信给学校暂时休学，一心准备录完唱片，再回去上学。
但一张《inghome》的唱片，将我的情况改变，特别是—首《容易受伤的女人》，让我被更多人认识，在外间的观念是：“王菲红了！”
身为局中人的我，却有另一个感觉，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无可讳言，这首歌带给我许多荣誉，但是我对这没有共鸣。
无可否认，今日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这与香港乐坛环境有关。目前我处身其间，我改变不了环境，就如演唱会，我说我已厌倦了花巧的形象，不想再改发型，不想再百变，我只想做回自己，平平实实地以音乐来打动观众。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是可以相互沟通的“语言”我想用它来表达自己，亦因如此我努力学习，怎样可以更懂得使用它来说我想说的话。
（本文作者：王菲）
座位问题
我是隐隐地担忧，以这样纯洁的心灵去处世，对于这个顽强而世故的世界，是不是会有些以卵击石一样显得太单薄而脆弱？我也担忧，他毕竟还是孩子，如果真正走进社会，这一点点纯洁还会保留多久？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去剧院看人艺老演员演出的话剧《流金岁月》。我们的票的座位不太好，是后几排的。找到座位坐下，舞台显得遥远，中间像是隔着挺宽的海。演出尚未开始，我对他们娘俩说座位坐不满，观众不会多，等快开演时前面没人，咱们就小孩拉屎——挪挪窝儿，到前面去坐。
快开演了，果然前面许多座位依然空空的，像露出没牙的豁齿。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让他们娘俩跟我一起走。我和他妈妈坐到前面的座位了，回头一看，小铁冲我笑，没动窝儿。
演出的预备铃声响了，前面仍然是座位空空的。许多坐在后面的观众一看前面的座位空着，纷纷走到前面来。但即使这样，前面的座位还是没有坐满。我赶紧走到小铁的座位前面，劝他跟我一起坐到前面去。他还是冲我笑，就是不动窝儿。我嘲笑他说：你可真胆小，前面的座位空着又没人坐，你怕什么？前面又没大老虎！他还是笑，稳坐泰山。灯光渐渐暗了下来，都这时候了，还会有人来吗？我回过头冲他招手，示意他这时候过来还来得及。他冲我摆摆手，还是一个劲儿地笑，居然无动于衷。
演出中间休息。我和他妈妈分别数落小铁，先是笑话他，后来又批评他；先说他胆小没魄力，后说他墨守成规，最后上纲上线说他这样一点闯荡精神都没有，将来走向社会怎么能适应？说他这样死性一点都不活络，一根筋走到底，将来思维成了定势，学习能有什么大成就？……总之，是雨打芭蕉，软硬兼施，希望他就范。像所有家长一样，动不动就能把眼前的小事和孩子将来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时时刻刻不忘教育的功能，我们也是不失时机地教育小铁，举一反三，由浅人深，由表及里，小事化大，大事化深。
他只是听，并不反驳，却始终不点头，任我和他妈妈说的话如同再大的雨水，落在他的身上也像是落在水泥地板上一样，丝毫渗不进一点一滴。说得急了，他要不就是冲我们眼睛一瞪，要不就是冲我们笑。不知道那是笑我们有些可笑，还是他自己无奈的苦笑。因为是站在剧院的休息大厅，周围人来人往，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有一肚子的话要对我们说，只是不愿意让别人发现我们的争执，而暂时的偃旗息鼓。而我和他妈妈大概都曾经当过多年的老师，常常不由自主地随时随地挥起教鞭，绷起教育这根弦，将剧院也当成了课堂。
下半场演出开始了，小铁自然还是坐在后面他自己那个座位上。由于前面的座位空着许多，很多原来坐在后面的人都跑到前面去了，小铁的周围几乎没有什么人了，空荡荡的，他显得鹤立鸡群一般很孤苦伶仃。
他就那样一直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一直到演出结束。
回到家里，小铁开始反攻了。孩子，到底还是孩子，憋了一晚上的气终于喷吐而出。
他先是反问我们：我坐那儿不是挺好的吗？你们这是干嘛？非要我按你们的想法办事怎么着？
我首先反驳他：你这样说不是嘴对着心，坐在后面的座位看不清爽，本来不好，怎么叫做挺好的？
他立刻反唇相讥：好与不好是相对的，是因人而异的。你们说的好就是坐在前面去看演出看得清爽，但我要是坐在前面去看得再清爽心里就是不舒服，怎么就非得叫好？我的座位本来就是后排的嘛……
我打断他的话：问题是现在前排没人，座位空着也是空着，你到前面去坐并没有违反什么原则问题嘛！
他摇摇头：现在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有你们这样的人这样的想法，才没法根治。给你票干嘛的？不就是对号入座吗？要不要票干嘛？大街上要红绿灯干嘛？红灯亮了，反正前面也没车，干脆过马路得了呗！都是像你们这样不遵守纪律，这个社会的秩序才乱的！都是像你这样才渐渐没有了道德观念，这个社会才没有了可以规范自己的力量……
他开始教育我们了，而且，也在上纲上线。
我知道，我们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