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每天大约要往返冲刺三趟，这项“与巴士赛跑”的运动，便成了他们童年谋生的手段。超过了十一岁，久经沙场的小男孩立即退休，换上新的更小的一批。因为年纪越小的孩童就越能博得老外的好奇与同情，也就越容易从游客那儿兜得更多的施舍。
听完，我们不由询问导游一连串疑窦：是谁在统领这帮秘鲁孩子？有多少小孩靠此谋生？这些本该坐在学校的课堂里的适龄孩子，为什么要去卖这种苦力？这些靠出卖苦力的孩子一天能挣到多少钞票？他们本人能得到多少报酬？政府有关部门对此采取什么态度？
导游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但从他忧伤的脸上，人们读到了答案。久久，他只是用低沉的声调告诉大家：这里的许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加入这支队伍，不少小孩正在排队等待，眼巴巴地期望那些年满十一岁的同伴赶快“退休”，以便自己能早日穿上黄背心接替他们，从事这项与巴士赛跑的职业。
此时，我遥望窗外，火车正吃力地喘着粗气，爬上一个山坡。两道平行线伸向远方。路途迢迢，没有尽头……
（本文作者：王性初）
妈妈的树
烟把母亲包围，我听见母亲在剧烈地咳嗽，空洞而连绵不绝的咳嗽声把我的心揪得紧紧的。于是，我听见自己在说：妈妈，我要成为你的另一棵树！
6岁的时候我曾大病过一场。父亲背着我去医院，长长的路父亲就那么背着我一步步地往医院走。那时我对父亲而言已经有一点分量。父亲停下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把背上的我往上顿了顿。我说，爸爸，你累了，放下我吧，我自己能走。说着，我就从父亲的背上往下跳。但父亲不许，坚持着将我一路背到了医院。后来，父亲去世了，是因为车祸。母亲在几天几夜的昏迷之后醒来，对我和两个哥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家里的树倒了！”母亲是上海宜川电子配件厂的一个普通工人，月薪30多元。用这30多元钱，母亲养大了我们弟兄三个。
我小时候是从来不去理发店的，都是在家里由母亲来剪。母亲每次剪发之前都会说：“阿文啊，头发长了要剪了。”然后，母亲就把我按在板凳上，母亲的手轻轻地抚着我的乱发。再然后，我就能看见自己的头发纷纷而落。围着我脖子的是一块黑色的绸，这块黑色的绸永远印入了我记忆之中，它水银一般流遍我的全身，随时都能将落发消融。
那真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多年以后，我已经被人们称作“影星”了，当我走进美发厅之后，总是觉得很不自在。我坐上转椅，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绪就会阵阵袭来，眼前的一切都开始令我烦躁不安，令我生气。那一次，理发师正在给我理发，我突然就扭过头问：“为什么都是白色的？你们为什么不能用一块黑绸？”我直视着理发师。理发师愣了好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我为什么会希望有一块黑色的绸。他只好摇摇头。小时候，我身上的衣服没有一件是从商店里买的。我身上的一切几乎都是由母亲一手缝制的。在某一个时期里，我对海员服着了迷，但是，母亲却根本没有能力为我弄到一件海员服。通常，每个大年初一的早晨，我总能看见母亲替我新缝制的衣服放在我的床头。就在那个新年的早晨，当我醒来，我又看见一件蓝色哔叽的新上装。与往年不同的是，母亲在这件新衣上镶了几颗“海员扣”，是从已故的父亲的一个老朋友那里要来的。同那块黑色的绸布一样，那几颗闪闪发亮像金豆子一样的“海员扣”，也从此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
童年的记忆中，还有一些事情同样难忘。放学了，我一个人独自回家。在离家不远处的地方，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站住，因为我又看见母亲在生煤球炉了。烟把母亲包围，我听见母亲在剧烈地咳嗽，空洞而连绵不绝的咳嗽声把我的心揪得紧紧的。于是，我听见自己在说：妈妈，我要成为你的另一棵树！
（本文作者：王志文）
一个死后生还的博士自述
任何与我有类似体验的人都会明白我们在生活中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爱。爱大自然，爱人们，爱动物，爱我们所创造的一切。
姓名：乔治罗多尼夫博士
姓别：男
年龄：25岁
职业：心理学研究员
时间：1978年
地点：苏联第比利斯
下面就是罗多尼夫博土的自述：
我母亲出生在伦敦，父亲生于苏联格鲁吉亚。他们相信人生而自由，并为此进行过坚决斗争。他们被克格勃（KGB）暗杀时，我只有7个月。
我被格鲁吉亚的一家人收养。我非常幸运，因为养父母疼我、爱我、无微不至地关照我，给我最好的教育。他门并不是狂热的宗教分子，但他们非常热心地帮助我。我9岁时，养父不幸死于肺癌。我12岁那年，养母因胰腺癌去世了。
12岁的我就在格鲁吉亚养父母留给我的房子里独自生活了。一些邻居常过来接济我。我认识到自己必须快点长大，只有聪明、能干、强壮，我才能养活自己。因此我努力学习，勤奋写作。我曾给莫斯科大学学报写过文章。大学校长非常喜欢我的文章，以致于邀请我去那儿上大学。那年我14岁。
在莫斯科大学，我爱上了关于人体的科学，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腺样增殖体磷酸盐，也就是ATP，一种使大脑兴奋的物质。我那时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年轻科学研究者，敢于质疑，不信任何宗教。我是无神论者。我坚决认为没有灵魂存在，肯定没有。
1974年，我18岁，得到了去耶鲁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去耶鲁上大学、在美国生括的想法让我激动不已，但是我在苏联没有妻子或家人，KGB是不会放我走的，到了1976年，我结了婚，还有了个小儿子，这时苏联政府极不情愿地同意我去美国了。
就在我准备动身去美国的时候，KGB（克格勃）试图暗杀我。一天，我在第比利斯的街道旁等车，我看见一辆小轿车越过人行道，绕开几棵树，径直向我冲来。一切都在瞬间发生了。首先，我看见车直冲过来，接着就感到它从我头上压了过去。我估计我滚了十米远，脸朝地趴着，然后小汽车又从我身上压了过去。从那时起，我就毫无知觉了。
我能记起自己濒死体验中的第一件事是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全黑的世界中。我一点都不疼，只是隐约感到我仍在格鲁吉亚。四周一片漆黑，全然漆黑——比什么黑暗都还黑暗。我周围除了黑暗还是黑暗。这种让人害怕的黑暗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另一件超乎我想象的事是我仍然还活着，虽然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念头不停地滚过脑海：如果我不再活着，我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渐渐地，我回忆起发生过的事情，我努力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处在这样的黑暗之中，现在该怎么办。笛卡尔曾说：“我思故我在”。这句话让我宽心不少，至少，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活着，只是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
要是有亮光该多好！我想着。突然之间，我周围都明亮了，明亮的光芒无处不在。它有点像照相机的闪光，但是并不闪烁。刚开始我觉得这光太亮，人不敢直视。渐渐地，我开始适应了，感到温暖、舒适，一切都变得美好了。
接下来，我看见分子们四处飘飞，原子、质子、电子，纷纷扬扬。它们完全没有秩序。让我快活的是在混乱之中还有对称。对称的飘飞物体看上去紧凑、完整、漂亮。在我眼前，又出现了宇宙中的生命和大自然。就是这时，我对于躯体的担忧完全消失了。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再也不需要躯体了，它对我只是束缚和羁绊。
时间似乎已经停止了。过去、现在、未来都共存在这里。我看见我的一生，从最开头到最末端，一闪而过。我看到的现实生活，在过去、现在、将来，从我眼前滑过。其中并没有先出生，后去莫斯科上大学的先后顺序，而是同时出现的。我的一生就在那里。对于我曾经做过的事，我一点也不后悔，甚至对过错和成功之处都没有什么想法。我所感知的就是：那是我的生活。我心满意足，无怨无悔。
光明逐渐在我心中送入平静和愉悦。我深感欣慰，同时也知道这光明意味着什么。与这光明相比，人们一生中所受躯体的限制真是太可悲了。而且，黑暗也是这个光明世界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每样东西不仅是紧密相连，而且就是一体。我尽情地感受着这光明中的和谐统一，心中满是从未有过的喜悦。
我就在那里，细细体味这奇妙的体验。这时，有人割开了我的肚子。你能想象吗？车祸之后我被送进了一间停尸房。医生都以为我死了。我在停尸房整整躺了三天。后来由于要做死因分析，医生们决定对我进行尸体解剖。就在他们割我的肚子时，我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推倒。我睁开了眼睛，觉得浑身都疼，全身冰凉，颤抖不止。医生们立即停止了解剖，将我送进病房。在以后的9个月中，我一直戴着呼吸器躺在病床上。
我逐渐恢复了健康，但再也不是以前的我了。现在我想做的，就是在余下的生命中寻找智慧。我进了格鲁吉亚大学，研究宗教心理，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我成为一名东正教神父。1989年，我们来到美国，我在德克萨斯州内德兰的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担任牧师。
任何与我有类似体验的人都会明白我们在生活中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爱。爱大自然，爱人们，爱动物，爱我们所创造的一切。
许多人向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询问生命的意义，他们以为我们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中间没有谁会在达到永恒之前完全理解生命的真实而伟大的意义。在现实生活的世界里，有时我们也能瞥见生命意义的闪现。对我来说，这就够了。我喜欢问问题，探求答案，可我知道最终我仍会生活在问题之中。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们有爱，全身心地爱一切，那些问题存在又有多大关系呢？或许，我最好引用诗人雷克的话来表达我的想法：“耐心一点吧，对你心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你会爱上问题本身。不要费时去寻求永远不会出现的答案，重要的是与问题一起生活，有一天你会带着问题进入答案。”
（本文作者：逢尘）
“玩物丧志”快哉快哉
“玩物”的心态会让你对万物充满了爱和兴奋，也许你能试着同样以充满兴趣的态度重新认识自己的本职工作，把工作也玩出花儿来。
人们历来认为：“玩物”一定会“丧志”，而香港凤凰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窦文涛却说——
快乐的人，他不会碰到什么事情是不好的，因为关于好与不好，有太多的衡量标准。而一次次被自我证实的是心情好了就什么都好，心情不好看什么都不顾眼。对人类的最高幸福来说，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心灵。
有个后人难以理解的艺术家叫杜尚。他成年后不加入任何门派，一生不好跟人争辩，总是说：“没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说他是个艺术家，可他作品极少，事实上他把最大精力用在下象棋上，玩了40年国际象棋。我喜欢这样的人。
我现在的生活态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