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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期间每天由专线车接送，伙食丰盛，午间休息时有电影招待，每天晚上安排观赏戏剧、杂技、歌舞演出。会场内特设的商店货物充足，质优价廉，大多是外面需要凭票供应，或经常脱销的，像久违的大白兔奶糖、花生、生梨等，还有同样紧俏的书籍、邮票。我买了不少书，包括《现代汉语辞典》，也买了一些商品孝敬父母。这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待遇，但除了听报告，发言表态，鼓掌通过外，实在没有什么代表人民的内容。最后选举新的一届市革命委员会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也是完全等额，照单通过如仪。在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想不到一年后我成了他的研究生。有一位女性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一年后也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成了我的同届同学。市外办主任李储文（后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现为上海市政府顾问、市社联主席）与我同组，第二次会议期间他得知我考上研究生，而他的儿子也成了研究生，使彼此间增加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不过从第二次会议开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逐年发生变化。例如，领导人出场不再奏乐、全场起立鼓掌。晚上的演出改为自己购票，一般只安排一两次。记得有一年是看关肃霜的京剧，我买了票与列席会议的谭先生一起观看。随着市场供应的好转，会期的内部购物也只是提供便利了。市革命委员会撤销，恢复为市人民政府，由人代会选举正副市长。对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开始强调审议，不再先表示坚决拥护，具体意见增加，有的还相当尖锐。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人民代表的职责，并且不限于大会期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全面展开，一些情况反映给我们这些代表。我尽力而为，总算解决了两件。一位住在长宁路的周某给谭其骧先生写信，他因冤案被判刑，现虽落实政策返回上海，却一直没有安排工作，请全国人大代表转达要求。那时我已担任谭先生助手，就代他回信，并将材料整理好，让谭先生带到北京，交给全国人大。但会后仍杳无音讯，周某不断来信。到下次大会时，我与谭先生联名上书，又直接找市人大反映。周某也知道了我的身份，有的信直接写给我。大约经过两年间多次反映，终于收到周某来信，他被安排到一所大学（或许是他原来的单位）工作。他要求与我们见面，当面致谢，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觉得他恢复工作是理所当然，而且远远弥补不了他所受的损害，我既不忍听到他的感谢，更怕当面推辞不了他可能做出的表示。
另一位给我写信的是所在区一位中学教师，“文革”期间因邻里纠纷，被对方串通公检拘捕，长期没有平反。我虽已离开该区，但在公检法还有不少熟人，包括几位领导。有人劝我不要管此事，因为牵涉到某领导，当时就是他办的案。提了一年毫无结果，我直接找了区委书记，经他批示，让我与公安局、教育局领导直接讨论商谈。在这种场合与熟人见面颇为尴尬，我只得公事公办，据理力争，驳斥公安局的种种借口，最后达成一致，为这位教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多年后，我回母校作报告，结束时一位教师来见我，问我还记得他吗？原来他就是那位教师，后调入我的母校。校长向我介绍，他现在负责全校的电化教学，成绩突出。想起往事，我十分感慨，这样一位优秀教师的命运很可能就断送在“文革”之中，我曾经尽过代表的责任，自然感到欣慰。
“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资调整进行时，复旦大学的几百位研究生中有一大半是属于加工资的对象，但因为有的是在原单位拿工资的，有的已与原单位脱离关系，纷纷找我反映情况，要我向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为此我开过几次座谈会，提出了确保在职或带薪研究生的权益的提案，以后又将政府的答复张贴在宿舍区。因此很多外系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市人大代表，王沪宁等见面时一直戏称我为“代表”。
人大会恢复提案制度时，大多数代表不知提案为何物，更不会写提案。我除了自己提出外，又增加了帮助其他代表写提案的任务，一般由他们告诉我具体要求，我整理为提案文本，然后交他们签字。我自己写的提案，也找合适的代表签名后递交。当时对提案没有严格规定，只要有人提，一般都立案。会后发下两厚本提案汇编，我提的数量名列前茅。其中一项要求电影院恢复学生场的提案被采纳后，《光明日报》还在头版作了报道。但有些牵涉范围稍广，或有实质性内容的提案往往无疾而终，或者仅仅得到圆滑有礼的答复。当学校出现竞选所在地区宝山县人大代表热潮时，也有几位研究生同学打出竞选旗号，有的还配上大幅漫画造势。看到有的竞选宣言中出现“改善教师待遇”等口号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复旦教师的待遇宝山县人代会管得了吗？这说明我这个市人大代表没有白当，至少我明白了哪些事哪一级人大代表能管，市人大代表该做什么。其实，只有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时才会立竿见影。谭先生的家从复旦宿舍迁入淮海中路新居后，一直装不上电话，工作很不方便，学校出面反映了几次都没有解决。我在会期直接找了出席会议的市电讯局局长，特别强调谭先生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记下了姓名地址。当晚我到谭先生家去，得知午后电讯局已来人安装电话，立即开通。
五年后市人大换届，我早已脱离了中学教师和这个区，自然不会连任，但这一段经历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记忆。2000年我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次年大会期间，我正在南极考察。直到2001年初出席市政协大会时，我列席市人大开幕式，并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又回到了同一会场。想起22年前初次出席人代大会的情景，不胜今昔之感。
李银河 中国性文化的30年变迁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译作有：《现代社会学入门》、《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性社会学》、《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性的问题》、《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等。
中国有句老话：饱暖思淫欲。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在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之后，人们就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要追求肉体和精神上的快乐，性的问题于是变得重要起来。从1976年到2006年这30年间，性文化的变迁是我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有的社会都认为性是重要的，即使在性受压抑的社会。有人以为这是因为性能够导致生育，但是，在那些不了解性与生育关系的部落社会中，性也是重要的。性之所以重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性能带来巨大的肉体快乐；第二，性与人的自我有极密切的关系；第三，性与人的自由权利有关。因此，它是所有的权力都不会忽视的资源。由于性是权力要加以管制的领域，因此性也就成为个人自由与权力斗争的前沿。
对现代性文化变迁影响最大的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性革命。性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包括：性规范大大放松；两性首次性交的年龄大幅度下降，其中女性更甚于男性；婚前性活动显著增加，特别是在女性当中，大多数女性在结婚时仍是处女的情况已不复存在；青少年怀孕和非婚生育剧增，但是非婚生育率的升高被已婚生育率的下降所抵消，其结果是总体生育率的下降；每个人的性伴侣数量增加；人工流产的合法化；性教育的增强；避孕工具的普及；结婚率下降；离婚率剧增；未婚同居增加；由于非婚性行为的普遍存在，婚外通奸一词已不再被当做法律用语使用；对于兄弟姐妹之间乱伦行为的处置从逮捕逐步改变为帮助教育；由于大多数“体面”女性不再反感婚前性行为，卖淫活动的规模有缩小的趋势；淫秽色情品广为传播，很少受到法律干涉；社会对于非强迫性的自愿异常性活动的宽容度增加，例如发生在成年人之间的自愿的异性恋夫妇的肛交活动和同性恋活动，在许多国家和美国的许多州已经非罪化；夫妻感情联系的增强；邻居亲属的关系减弱；个人独立感和追求快乐的个人自由权利增强；性快感与罪恶之间的联系感减弱；个人身体隐私欲望的增强。上述行为和观念首先在西方社会形成，随后通过广播、录像等大众传媒手段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婚前性活动
在所有的性活动中，婚前性活动在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在内的变化是最大的。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性革命，那么其中最主要的指标就是婚前性行为的增加。
婚前性行为增加的过程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从20世纪初年就开始了。例如，金西美国调查的数据表明，1900年以前出生的女性中只有8％在20岁时有过婚前性交；出生于1910至1919年间的女性在20岁时有过婚前性交的比例就已经增加至23％，是过去的3倍。《花花公子》杂志在70年代初的一项以已婚女性为对象的调查表明，55岁以上年龄组中只有31％有过婚前性交，最年轻的年龄组中有过婚前性交的比例却高达81％。最极端的数字来自瑞典，男女两性中有过婚前性交的比例均高达95％。
我在1989年所做的一项北京市随机抽样调查表明，无论两人确定关系与否，有过婚前性关系的占样本的15。5％。这一数据与日本70年代的情况接近，可能与我们两国的文化背景接近有关。根据最新调查，婚前性行为在上海达到69％，在广州更高达86％。
随着广大人群婚前性行为方式的改变，人们结婚时对童贞的要求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在美国，对18项择偶标准的统计表明，在30年代，童贞的重要性被列在第10位；到1977年，女性将其列为第17位 （倒数第2位），男性列为第18位 （倒数第1位）。另据对33个国家约10000人的调查，最看重童贞的有亚洲人、中东人和南美洲人，如中国、印度、印尼、伊朗、以色列；最不看重童贞的有瑞典、挪威、芬兰、荷兰、德国和法国。美国也不太看重童贞，但其程度不如北欧国家高。
对婚前性行为持肯定态度的人们认为，婚前性交的有益之处包括：在性交存在的意义上，它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是有利于健康的，因为人的迫切需要不可以被拖延至成年期，人从进入青春期到成年期还有大约10年的时间。有些人结婚更晚甚至不结婚，很难要求他们保持童贞。目前在美国和法国，保持单身的人群都要占到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