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蕲州 （今湖北蕲春县）人，他生活的时代，正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衰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起义不断高涨，阶级
矛盾尖锐，农业、手工业生产关系正在发生着变化，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
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进步，李时珍的药物学巨著《本
草纲目》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李时珍从青年时代就随同他父亲全力从事医学工作、他对医药学刻苦钻
研，精益求精。由于多年的医疗实践，又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的医术
是很高明的，博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仰和一些知名人士的钦佩。他广泛地接触
群众，一方面为群众治病，同时又向群众学习以丰富他的医药知识。有一位
患习惯性便秘已30年的老妇人，经过多人医治不见效，李时珍从群众中听
说，“牵牛子有下泻作用”，他就用适量的牵牛子给那位老妇人试服，大便
果然畅通，此后他还用牵牛子治好了许多病人。这件事给他很大启发，使他
深深地认识到在群众中有丰富的医药知识，需要把这些零散的知识很好地集
中起来，于是促使他更广泛地虚心向群众学习。如萍、苹、尊、 和蓬草的
区别，是请教农民解决的；各种鱼类和兽类的生活习性和繁殖状况，是从渔
民和牧民那儿学来的；矿物的采集和制炼知识及铅中毒、煤气中毒等疾病，
是访问矿工获得的；旋花有益气作用，是从“北土车夫”学来的。
他还很重视收集单方和验方工作，一面整理前人遗留下米的，一面收集
散失在民间的，做为临床实践的参考。凡有显著疗效的，均加以总结推广。
李时珍通过大量的医疗实践，认识到药物学知识在医疗上的重要性，深
刻感到有重修“本草”的必要。我国的药物学始自《神农本草经》，记载药
物365种，梁陶弦景增药一倍，唐《新修本草》又有所增附，直到宋朝的《证
类本草》已记载药物1000多种了。但是，这些旧本草问题很多，名目混乱，
分类不科学，其中还掺杂有方士、巫医的迷信事例。此外，从《证类本草》
（1082年）到李时珍时代已经过400多年，在此期间人们对药物的性质、效
能有了新的认识，新品种也不断增加，矿业的发展和中外交流也引进不少新
的药物。因此，重新编写“本草”已成为当务之急，李时珍适应药物学发展
的迫切需要，乃下定决心编著《本草纲目》。
李时珍在给群众治病的同时，即开始专心研究本草。多年来，他研读了
经、史、子、集各种书籍，尤其是医书、药书等800种，手头又积累了大量
单方、验方和自己写下的医案、读书札记等，需要进行整理了。但如何进行
整理？他深感只读书不接触实践的研究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到实际中
去，他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他为了证实前人对鲮鲤认识，在
其“集解”内说：“腹内脏腹俱全，而胃独大，常吐舌诱蚁食之，曾剖其胃，
约蚁升许也”。为了证实曼陀罗花有使人笑舞的作用，他亲自作了实验，并
吸取前人经验同火麻子花配合，作为外科手术麻醉剂。他说：“八月采此花，
七月采火麻子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皆昏如醉，割疮炙
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这两种药物的麻醉镇痛作用，已为现代医学
实践及药理所证实。他为了了解贵重药材白花毒蛇的特性，置生命于度外，
曾不畏艰险，几次攀登高山，观察白花蛇的活动，并捕捉解剖，将白花蛇与
蛇对比，写成了《 蛇传》这一科学著作。
他从朴素的唯物观点出发，从1565年起的十多年间，他几次走出书斋，
远出旅行进行调查研究；历尽了千辛万苦，先后走访过现今湖北、江西、安徽、
江苏、河南等省的山野、矿山。每到一处他都得到当地樵夫、药农和猎户的
帮助，采到了许多没有见过的新药草，同时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李时珍这
种重视实践的精神，是他在药物学上获得成功的关键。
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将各种药物进行分类、比较，并着手编写和
绘图。直至1578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名驰中外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
它凝结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李时珍终生的辛勤劳动。全书共52卷，分
为16部62类，共载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加374种，附方11096个，并附
图1160幅，规模比过去任何一部“本草”书都大。对每味药物均有集散、叙
述、产地、形态、气味、主治、发明以及附方，并有正误、栽培方法和生产
过程。这部巨著曾博得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本草纲目实在是极其宝贵的”，
“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药品的功用，却由历史的经验，才能够知道
这程度。”世界上把 《本草纲目》看做是伟大的医药学宝库和自然科学的百
科全书。
李时珍早在青年时代就专心钻研医药。当他医术闻名之后，被推荐到明
朝最高医府——太医院作为补缺。李时珍不愿与院内的方士、巫医同流合污，
并坚决反对他们“服丹成仙”的邪论。他向太医院提出要重修“本草”的建
议，遭到太医们的攻击，说他“擅动古人经典，狂妄已极”，并讽刺他为卑
贱者的“草泽之医”。李时珍在愤怒之下，即辞职南归了。
他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首先打破了历代御医、官医为封建帝
王、王宫大臣服务而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的旧框框，创立了为人民群众
容易接受的分类系统，采用“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分类方法。在药
用植物方面，把植物分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和木部五部，30类。如把
草部又分山草、芳草、湿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九类。
这种形态、特性、生态和应用相结合的分类方法，是世界上分类学的创举。
是从人为走向自然分类法的尝试，比欧洲公认的植物分类学家林耐的《自然
系统》还早175年，而且内容还丰富得多。在药用动物方面，将动物分为虫、
鳞、介、禽、兽和人六部，基本符合动物的进化顺序。在全书的分类安排上，
先水、火、土、金石，其次是植物，最后是动物，这充分表现出由无机到有
机、有低级到高级的进化思想。
他对使用有毒药物主张辩证论治，既要看到有毒的一面，也要看到如利
用恰当可以治病的一面：他一方面批判方土服水银以求民生的迷信说法，“岂
知血肉之躯，水谷为赖，曷能堪此金石重附之物久在肠胃乎？求生而丧生，
可谓愚也矣”。“方士之言不足信”。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其药效说：“其治
病之功不可掩也”，“此乃应变之兵，在用者能得其荣，而执其枢机焉”。
意思是说，此药在病变时可作应急之用，关键在于用药者要了解性能善于掌
握运用它。他有一定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既
指出药物性能有它本身的物质基础，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加以改
变，关键在于认识药物性能和它的发展规律，不然就不可能对它们进行改造，
这就是他所说的：“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意思是说，
若不能了解自然规律，想达到其对掌握运用，是做不到的。
李时珍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这是他在科学上
能做出卓越贡献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初步认识到很多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
他说：“物理万殊若此，学者其可不致知乎”，“物之理性万殊，从之用舍
宜慎”。又说：“故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肤学之士，岂可
恃一隅之见，而概指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务为迂怪哉？”意思是说，自然
界变化无穷，社会事物变化也是无穷的，学识浅薄的人，哪能以个人孤立静
止的看法，就认为宇宙古今的无穷变化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呢？这些分析是对
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观点的有力批判。
《本草纲目》写成之后，李时珍到处活动都找不到刻印的地方，迫切需
要这部书的人便只有用手传抄了，12年以后，南京一个出版商看到有利可
图，才刻印这部书。1593年，《本草纲目》还未全部刻印完毕，李时珍便与
世长辞了。他逝世之前，还希望明朝廷帮助刊印，使这部书能流传更广，造
福于人民。但当 《本草纲目》第一版（金陵版）刻印完以后，李时珍的儿子
李建元将书献给明皇朝时，明神宗朱翊钧只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七个
字，便被搁置起来。清代陈念祖在《医学三字经》中，诋毁它是“杂收诸说，
反神农本草经之旨”，并大肆叫嚣要把《本草纲目》烧毁，“方可与言医道”。
《本草纲目》的“金陵版”本是历史上极珍贵的文物和科学资料，但在国民
党统治时期，“金陵版”在国内几乎绝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
草纲目》才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本草纲目》早在明末及清初就传到日本和欧洲，视为自然科学的宝库。
1659年，波兰传教士布弥格首先把该书的植物部分译成拉丁文，称为《中国
植物志》，对欧洲植物学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久这部巨著就有日
文、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俄文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流传世界各地。
在《本草纲目》中也有些缺点和错误：奴番木瓜（马钱子）有毒，而李
时珍说它“苦寒无毒”；还有“烂灰为蝇”、“腐草为萤”等错误论断。有
的地方还有些迷信色彩。这些，都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苛求于
前人。
瘟疫新理论
明末（17世纪中叶）集瘟疫学说大成的吴又可，他突破《内经》、《伤
寒论》等书关于瘟疫流行、治疗的理论，根据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写出了
有不同见解的《温疫论》（这里的“温”字和现在的“瘟”字意义相同），
这本书我国杰出的流行病学专著，给流行病防治理论和建立中医瘟病学说，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又可名有性，明朝末年江苏震泽（今江苏省吴江县）人。当时，由于
大规模农民起义，震撼了封建朝廷的反动统治，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
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文化科学的发展。崇
须十四年（公元1461年），瘟疫流行。山东、浙江、南北直隶（今河北、江
苏两省）流行更为严重。当时医家按经典方法治疗，多不见效，死亡颇多。
吴又可沉痛而深刻地批判医界泥古不化的害人思想说：“守古法不合今病，
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遵守古代的医法，不切合今
天的病情，把今天的疾病去同古代医书对号，根本得不出明确的论断，所以，
这样开方给药就不见效）“病愈急，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于是
他自己便总结同瘟疫作斗争的经验，“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
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之方”，经二年时间，写成《瘟疫论》二卷。
这是他勇于创新的胜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