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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第一章我4
总的说来，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摧毁森林，代之以汽车。他们制定这个计划并无任何意识，也没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更糟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目标在何处，但仍吹着口哨，向前进发。他们身后，即使是酸雨肆虐，也跟他们没有任何干系。地球史上，所有国家的公民第一次拥有了同一个目标：挣到足够的钱，以便能像广告里那样活着。其余的都是次要的，反正要承担后果时，他们已经不在了。
有一点我要说清楚，我并没有在进行自我批判，也不是在做一个公开的精神分析。我写的是世纪顽童的忏悔。我用“忏悔”一词，绝对是天主教意义上的。我想在滚蛋之前完成我的灵魂救赎，我记得圣经里的路加福音：“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从此，我惟一能接受与之签订无限期合约的，就是上帝。
我要让你记住，我曾经也试图去抵抗，尽管我明知参加这样的会议就等于同意合作。你只要在那些病态的、带空调的大理石会议厅里，在他们的桌边就坐，你就等于参与这愚民的过程。他们好战的字眼让他们露出心虚的马脚：他们谈宣传战、目标、对象、冲击力、计划目标、第一波攻势、第二波攻势。他们害怕被吞噬，拒绝被吸血。我听说，马尔斯（Mars）公司（是个巧克力生产商，马尔斯是希腊神话中战神的名字）那里，把一年时间分成十二个P，每个P有三个S；他们不说四月一日，而说“P4S1”！这简直是一帮匪军，正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请允许我提醒你们，广告作为毒害大脑的一门技术，虽然是由美国人亚伯特·戴维斯·拉斯克尔（A。D。Lasker）于1899年发明的，但它的高速发展还是得力于三十年代一个叫约瑟夫·戈培尔的家伙：为了说服德国人民去烧死所有的犹太人，戈培尔可谓是个杰出的广告文案策划人员：“德意志高于一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劳动赋予自由”……记住，不要拿广告开玩笑。消费与消耗本没有什么大区别。
有时，我觉得我也许能成为掉进齿轮里的一粒沙子，或者是繁殖力旺盛的巨兽胃里的一条蛔虫，甚至是摧毁全球市场的特种部队士兵。我说：不上飞机，就不能劫机，正如葛兰西 （A。Gramsci）【1937年逝世的意大利共产党著名理论家。】所说，“改变应从内部着手”。（葛兰西比托洛斯基来得潇洒，而且同样鼓吹渗透主义。我还可以引用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或六八叛逆分子丹涅尔·龚本迪【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的青年偶像，现为欧洲议会法国绿党议员。】的例子。）这样才有助于我完成这件麻烦的差事。不管怎样，那些六八叛逆分子先从革命起家，然后都进入了广告界。我想做的则正好相反。
我想我更像是切·格瓦拉式的自由战士，一个身着“古奇”名牌服装的叛逆者，对了，我就是副指挥官古切。古切万岁！这名号真棒，又好记。只是在认知上有两个问题：第一，它听上去像墨索里尼的称号杜切。第二，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不是切·格瓦拉，而是戈尔巴乔夫。
夜晚，我回到我宽敞的住房，因时而想到那些无家可归者而难以入眠，但实际上，是可卡因让我保持清醒，它那股金属味道直冲我的喉咙。我在厕所里自慰一番，然后吞下一粒安眠药。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中午。我身边已没有半个女人。
我想，最初我还是很愿意在我周围做些有意义的善事。可是最终没成功，因为人们阻止我，我也就势放弃。心怀好意的人最后常常变成禽兽。今天，我知道什么都不会改变，什么也不可能有改变，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这个潜伏的对手无所不在，而且让你不痛不痒，我们不可能与之抗争。与奥林匹克奠基人皮埃尔·德·顾拜旦所呼吁的正相反，我认为，当今最重要的是不参与，应该像高更、兰波和卡斯卡尼达一样，远走高飞到一个荒凉小岛，看安洁丽卡往朱丽亚娜的乳房上抹油，让朱丽亚娜给我抚慰，我们照管着种满大麻的花园，同时希冀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已一命呜呼。品牌已经打赢这场对抗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国家都是战败国。我向你们透露一条独家新闻：大卫从来没有向巨人歌利亚【在《圣经·旧约》中，以色列遭非利士人侵犯，少年牧童大卫巧用石子战胜敌方巨人歌利亚。】挑战。
我曾经天真幼稚，而这并不是干我们这行所必需的条件；我如今上当受骗，这正是我和你们惟一的共同点。
《￥19。99》第一章我5（1）
在麦多纳国际集团的厕所里，我吐出喝进的十二杯咖啡，然后又刮了一道白粉，让自己重振精神。我用冰冷的水泼了泼脸后才回到会议室。难怪没有任何创意人员乐意为麦多纳工作，这帮家伙的确不好伺候。不过，我好歹还有备用脚本：我建议他们模仿电影《霹雳娇娃》，三个美女上窜下跳、端着手枪瞄准镜头，伴着七十年代的灵魂音乐；她们抓到坏蛋就向他们朗诵波德莱尔的诗句（再加柔道、飞腿和跟头倒立），一个美女直视镜头，同时扭住一个可怜坏蛋的胳膊，他疼得呲牙咧嘴；美女大喊：“要是没有零脂肪的清丽佳人，我们就不
可能将他们抓获。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这个方案也未获成功。以下几个方案如：模仿某种模式的印度电影、007女郎接受精神分析、法国名导演让·吕克·戈达重拍《神奇女侠》、摄影名家大卫·汉弥尔顿拍摄有关著名女批评家朱莉雅·克斯特瓦的研讨会，等等，也同样都遭到了被唾弃的命运。
我们这位地球村的白痴杜勒继续他对幽默的抨击：
“你们这帮创意人员，自以为是艺术家，你们想的就是怎样在戛纳得奖。我可要有交代。对我来说，要知道行还是不行，要能迅速清仓出货。我们有迫切需要，您明白吗？奥克塔夫，我特喜欢您这个人，您讲的笑话让我特过瘾。但我不是一个中年家庭妇女，我们针对的是市场，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判断为基础，应该考虑到目标对象的需求，想想超市里的那些展示台，难怪人们管它们叫维苏斯的贡多拉船头。”
“是威尼斯，”我反唇相讥，“让贡多拉留在威尼斯吧。”
这位宝洁公司出身的家伙可没有一丝笑意。他转变话题，对市场调查大加赞赏。他的领带部下们继续忙着在他们的本子上涂抹。
“我们集合了二十名消费者，她们对您的奇思异想一点都摸不着边，不能整理出任何观感。她们要的是信息，要看产品和价格，就这些。另外，我要求的视觉重点您放在哪儿了？您的点子很有创意，不错，可是，我是个卖大路货的生意人，我需要能随时变成市场营销广告的东西。另外，您让我怎么通过互联网做宣传？人家美国人早就发明了垃圾邮件，就是通过电子邮件寄广告。而你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二十世纪！别跟我来这一套。我已学过最基本的，实际经验才是真格的。我是准备花钱买些让人震动的东西，但它们应该考虑到我们的急需。”
我极力保持自己的镇定：
“先生，请允许我向你提个问题：如果您事先就征求消费者的意见，您怎么才能给他们一个惊喜呢？难道您让您的太太自己选择您要送给她的惊喜礼物吗？”
“我太太不喜欢惊喜。”
“她是为了这个才跟您结婚的吗？”
让·弗郎索瓦像是被呛着了，发出一阵干咳。
我虽然在对杜勒礼貌地微笑，可心中想起的却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话：“要想赢得大众的好感，你就要告诉他们最愚蠢、最粗俗的东西。”这是一种对人民这个模糊群体的鄙视和憎恨……有时，我甚至觉得为了让消费者吞食他们的产品，那些工业巨头差点准备再次启用那些让无数犹太人丧命的囚车。让我再给你们引述另外三句话：“我们寻找的不是真理，而是产品效应”。“宣传如若变得显而易见，它将不再具有实效”。“谎言越大越真实”。这些都来自戈培尔棗又是他！
阿尔弗雷德·杜勒继续他对幽默的追击：
“我们的目标是今年完成一万两千吨的销售。您那些跑在沙滩上、大谈哲学的女孩子太知识了，给巴黎的《花神咖啡厅》倒挺合适，但消费者懂个屁。至于引用尼采的《看！这个人》，我倒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可在普通观众眼里，恐怕有同性恋之嫌。说实在的，这不行，得给我重来。您知道吗，宝洁有句名言：“别把大众当成傻瓜，但也别忘了他们就是傻瓜。”
“您刚才说的也太恶劣了。这意味着民主将导致自我毁灭。就是这些极端看法才会让法西斯回归：我们先说人民大众愚蠢，然后再将他们除尽。”
“嗬，您不是想给我来一段叛逆创意人员的高调吧？我们聚集在此，是为了卖乳酪，而不是干革命！他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昨晚人家没让他进那家有名的‘澡堂’迪厅？”
气氛有些嘈杂混乱，让·弗郎索瓦试图转变话题：
“不过，说实在的，性感女郎大谈柏拉图的宗教解释学，这种反差不正表达了你们的意思：美丽和智慧……”
“广告语太长，车篷可没这么多地方。”一个戴眼镜的杜勒部下说。
“请允许我提醒你们广告的原则：制造幽默反差（我们的行话称‘创意跳跃’），来引观众发笑，从而与消费者产生买卖默契。另外，你们这些所谓的宝洁出道的人，你们的策略还真有些蹩脚，请原谅我这么说。如真想把苗条和智慧作为唯一卖点的话，还就必须这么干！”
让·弗郎索瓦示意我别再坚持。我差点儿建议用“麦多纳高于一切”来做广告语，但我最终还是泄了气。
你们会觉得我有些过分，会觉得情况并不那么严重。但看看这天上午这个小小的会上所发生的。这不仅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广告文案讨论会：它可比慕尼黑条约还重要得多。（1938年，在慕尼黑，英法首脑内维尔·张伯伦和爱德华·达拉第就是这样，在桌子的一角，将捷克斯洛伐克遗弃给了纳粹。）每天都有几百个麦多纳这样的会议将世界遗弃，每天签署的慕尼黑条约成千上万。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至关重要，他们在谋杀思想，禁止变化。你面对的是一些鄙视公众、并想把他们置于一种愚蠢的、限定了的购买行为当中的人物。在他们眼中，他们是在跟五十岁以下的低能儿打交道。你试图向他们提供一些有意思的建议，对大众表示些尊重，并让他们有所提高，因为打断人家正在欣赏的电视片是个礼貌问题。但你却受到阻止，而且，天天如此，次次如此。每天都出现成千上万次的尾巴夹在化纤西服底下的屈服投降；每天都出现成千上万次的“怯懦的如释负重”。而且，逐渐地，通过成千上万的这种低能会议，工于心计和蔑视一切的愚蠢与荒诞，最终战胜了为人类进步所做的对纯朴的探求。本来，民主时代最理想的是，我们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