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
要求安定团结，是不是会妨碍百花齐放呢？不会。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这完全是歪曲。共产党员决不能够容忍这种歪曲，而且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歪曲。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就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
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过去，一些比较小的工资很低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有些发达的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了它们，它们的廉价产品在一定时期的国际市场上也比较容易钻空子。资本家把高额利润分一点给这些地方的劳动者，劳动者的生活就显得改善很快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走“捷径”。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林彪、“四人帮”提倡什么穷社会主义、穷过渡、穷革命，我们反对那些荒谬反动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反对现在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比如去年我们疏忽了一点，出了一股滥发奖金风，奖金一项发了约五十亿。其中大部分是发得对的，也有相当部分发得不对，不是小数。有些生产、利润都没有完成计划的单位也发了奖。有些商品乱涨价，也与一些企业追求多得奖金有关。好多地方工人的实际收入成倍地增长，就是由于滥发奖金长上去的。另一方面，好多行业得不到奖金，特别是教育、科学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和军队，这就造成不合理的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如果去年少发二十亿奖金，今年大家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基本建设的好多项目就可以不下马。这股滥发奖金风，“改善”了少数人的生活，但是增加了全国人民很多的困难。顺便说，我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措施是非常正确的，确实起了刺激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但是如果进一步总结经验，也许分两步走，对财政、物价的影响要小一点。在我们的工作中，今后还可能出现类似的问题。因此，必须再一次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我们是个穷国、大国，一定要艰苦创业。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收入，必须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多劳多得，也要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解决这类问题，步子一定要稳，要对群众很好地进行引导，千万不能不负责任地许愿鼓动。比如最近有个简报，讲到北京一个电视机厂，去年年产九英寸黑白电视机二万台，平均日产五十多台；后来搞了一条日本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生产线，设计能力日产六百台，现在已经日产四百多台。因此人们就议论要多得奖金。如果按照它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倍数来发奖金，那个奖金就发不起。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不能不给国家创造更多的利润，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来用之于其他方面，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用之于基本建设，进一步加快我们发展经济的速度。多劳应该多得，但是必须照顾整个社会。就这个厂的例子说，只是一条生产线，在本厂也要考虑别的车间。这样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地摆在我们面前，是任何人都不能不考虑的。
我们对于艰苦创业，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所以，我在跟外国人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这个回答当然不准确，但也不是随意说的。现在我们只有二百几十美元，如果达到一千美元，就要增加三倍。新加坡、香港都是三千多。我们达到那样的水平不容易，因为地广人多，条件很不一样。但是应该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一千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要好过得多，比他们两千美元的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
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煤产量，一九七八年，美国商品煤五亿九千九百多万吨，苏联原煤七亿二千四百万吨。我们去年的原煤也达到六亿三千多万吨，似乎不算少。但是，按每人平均占有量计算，我们就少多了。又如钢，日本差不多一个人一吨钢，美国和苏联是两个人一吨钢。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比如法国、英国、西德，大体上也是两个人一吨钢。如果我们要达到两个人一吨钢，到本世纪末，就算只有十二亿至十三亿人口，也要六亿吨钢。这不可能，也不必要。如果我们达到一亿或两亿吨钢，那我们也是十二个人或六个人一吨钢。总之，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也要认识到，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
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我们不是反对特殊化吗？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中央已经作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作更多更严的规定。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进行认真的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
反对特殊化只是艰苦创业中的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杜绝各种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不合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各种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要使大家懂得，我们的资金来之不易，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来之不易，任何浪费都是犯罪。生产有了发展，还要照顾到以后的发展，要搞基本建设，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补偿多年来的欠帐。比如，我们的城市需要建设，搞下水道、房屋、交通，办学校。我们的教师、科学工作者的生活有许多困难迫切需要解决；只有几十块钱收入的知识分子，很多很得力的人，能够有稍微好点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就可以为国家和人民解决好多的问题，创造大量的财富。如此等等。所以无论是在生产建设以前，生产建设过程中间，还是在生产建设得到了产品以后，都不允许有丝毫的大手大脚。去年增产节约有了很大成绩，这很好，但是浪费还是不少。这方面的责任主要在干部，包括刚才说的滥发奖金在内。前不久，国务院有关部门拟定了一个关于奖金问题的新章程，正式下达以后，要严格按照章程办事。现在这样各行其是不行，这样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我们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纪律。应该说，我们党内、国内本来就有一些非社会主义思想，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和其他种种原因，加上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反复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重申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