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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改革，我们走了第一步，开了个头。党政先行了一点，军队后了一点。总的来说，搞得比较顺利。军队经过这个会议，在座的同志思想认识一致了，大家都同意了，这就好办了。现在看，可能第一步目标的完成，军队还会快一些。因为军队的特点是，一行动起来就快。当前，所有党政军机构改革，都叫做第一步。按照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那就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要建立很多规章制度。比如讲责任制，什么责任，归哪个部，归哪个人承担，都要明确。国务院合并这么多部，如果照老的方法可不行啦！副总理减到两个，这就要随着机构改革，加强部委的工作，加强部委处理问题的责任和能力，部里要加强司局的责任和工作能力。相应地，也要加强厂矿企业、一些公司的责任。不改革，不行。
军队也有这个问题。将来军委和各个总部，不简化看来不行。怎么简化，现在还不成熟。军队目前的体制、领导方法、制度，不是那么好的，很繁琐。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然后几个总部。真正来说，就是加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的工作责任，上面有一个小的协调机构就行了。领导太繁杂，不但下边不好办，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画圈圈都难，都是些麻烦事情。过去打仗的时候，负领导责任的，一个野战军几个人，一个兵团几个人，一个军几个人，一个师几个人，有的师还是师长兼政委，有个把副政委，搞得蛮好。一野、三野的司令员和政委都是一个人，彭老总、陈老总，其他野战军都是两个，方便得很嘛！现在是一大堆人。机构改革，算第一步，以后还要继续做的。成熟一件做一件，不成熟宁肯慢一点。这次机构改革，军队是后了一步，但也有必要，酝酿得更成熟些，大家思想更一致，更容易解决问题。
尚昆同志讲了军队体制改革的四点内容。我今天着重讲两点。一是提高工作效率。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也有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另外一点，体制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有利于选拔人才。过去那样臃肿，根本无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干部年轻化，军队提了多年，要求选拔比较优秀的、年轻的，台阶可以上快一点。但应该说这件事情这几年做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帐。我看在座的，没有六十岁以下的人了吧？这个问题推一年，欠的债就更多。如果拖五年，怎么办？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军队、地方一样，党政军一样。选拔一些政治上好又比较年轻的干部，把他们一步步地提升上来。发现人才，可不容易呀。我们一般老同志，脑筋里的框子还是局限在我们同等年龄的人，一谈干部问题，都还是这个圈圈里的。拿我们军队来说，“三八式”上来都不容易。军队确实有一个传统的习惯，还有“老上司”这些问题在里面。一大堆老红军压在上面，其中包括我在内。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聂荣臻同志提出步子要稳当，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从全军来说，现在团以下干部还比较年轻，师以上就不年轻了。这次办公会议准备了一个《军官服役条例》，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大家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必须搞，不搞不行。
人才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平常同下边接触太少，还有些习惯的想法，所以不容易发现。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着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个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岁。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右倾翻案风”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选拔人，第一个是政治条件。我们军队有这个问题。尚昆同志讲了，有的团的干部、有的营连干部，那种思想状态、政治观点是不好的，应该看得清楚。相应地，好的也应该鉴别出来。我曾经建议，军委、各总部领导同志，现在还请各路“诸侯”，每一位选十个人，搞出一个名单。光在座的六十几个人，就可以提出近千把人的名单。政治条件的标准，必须不是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那“三种人”。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大多数还是比较好的。这些人应该好好地培养。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快一点。
总之，体制改革，除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这些毛病外，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我们有好多事情就是做得比较晚，现在耽误不得。关于体制改革问题，我就讲这点意见。
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
我本来没有什么话讲了。现在准备把两个文件提到全会审议。这两个文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我看都是比较成熟的。当然，其中有一些地方还要推敲，做不到的，不仅是胡乔木同志刚才讲的党章第十八条中规定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要提前一个月发到全党讨论，做不到，类似的还会找到一些，如开代表大会要在三个月之前通知代表。总之，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写，本来也不需要规定得那么细。总的来说，这两个文件是比较成熟的文件。
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六十岁的就是七十岁，七十岁的就是八十岁，八十岁的就是九十岁。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中青年干部有的是，问题是过去我们老同志眼睛长期不是向着他们，不从他们中间去选拔接班人，总是在老的圈子里面转过去转过来，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军队特别严重，解决起来难度更大，现在地方上还好一点。这个问题关系到军队建设的前途。体制调整，国务院、党中央机关都做得不错，军队就比较差。当着我们真正找人的时候，人还是可以找到的。当然，总要过渡一下，总要想办法。反正我们这一代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要欠帐的。最近组织了个小组，摸索将来新的中央委员会里边多吸收一些中青年干部参加，经过几次研究，现在大体上维持了上一届开始时的年龄。过去我们年轻，八大的时候我和陈云同志都是五十二岁，当时中央委员平均年龄并不算大。现在比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大。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正常，造反起家的人，那是年轻的。我们现在采取过渡形式是适当的，但是在过渡时期当中，比如说过渡时期是两届，十年，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对外政策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不仅今天如此，建国以后，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我们国家的时候就是如此。所以，国际上许多朋友都信任我们。我们对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境遇也是理解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难道是美国、苏联？美国和苏联是搞霸权主义的，他们不是受害者。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受害者。东欧有一点受害。如果世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是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小战在哪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还不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插手！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尽管第三世界本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受害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害关系决定的。
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从联合国的角度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霸权主义还要继续横行下去。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大大增加，这是任何人不能忽视的。当然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目前协调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在这方面要做工作。至于中国，我们的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我们历来不大相信裁军谈判会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