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现在看，实现我们确定的宏伟目标有希望。
这些年总的发展不错，国家情况好，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学生们放假回家，可以看到自己家里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父母也要给他们上课的。所以，学生闹事这类问题对中国影响不会很大，更不会改变我们的现行方针和政策。至于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自己要求辞职，这与学生闹事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一人事变动对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影响，就是说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可能执行得更好。总之，我们是一切照旧干下去，我们的决心更加强了。
学生们闹一下的好处，是提醒我们好好总结这几年的发展经验，使我们更清楚了问题在哪里。几年来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成功的，但是在发展中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理想与我们的不同。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他们却提倡资本主义理想。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总之，我们在本世纪还要用十几年时间，下世纪还要用三五十年时间，继续向人们证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同时也认识到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能丧失警惕。斗争要求我们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注意经常总结经验。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
我们最近遇到的麻烦已经过去了。事实终将证明我们采取的方针、办法、措施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人民也会更进一步地理解我们现在采取的方针、办法、措施是合情合理的。拿中央的人事变动来说，我们历来对待这样性质的事总是过分，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这次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不搞运动，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分量。世界上有些议论，说中国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的。搞了八年了，既然是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改变？
有两条要讲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
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闹事就使我们不能安心建设，我们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这次闹事的学生多半是大学一二年级、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他们没有社会实践经验。今年放寒假回去后，几乎每个家庭都给学生上了课。他们看看左邻右舍，同时又跑了一些地方，看到这几年搞的事情对每个家庭都有好处。所以，很多人回校后承认他们原来的认识和行动不对。当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为了刹住一个时期的势头，例如对这次学生闹事，需要采取一些比较紧迫的办法，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搞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发展起来，就要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建设。这些是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这样讲的，从来没有变过。我们只是坚持既定的方针、政策，坚持原来的路线。
中国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并不算多，总的比较顺利。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确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这两个阶段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据这一方针，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的政策，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同时，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
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将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影响。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所以我们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方针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包括领导人逐步年轻化的方针也要继续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都将继续进行下去。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因为如果不讲，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是乱哄哄的。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总之，我们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便进行改革和建设。
我们实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最近我同美国人谈话时讲过，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这也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以后更要这样做。要用这个道理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这就是最近我们处理学生闹事的原则和方法。这类问题不但今天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会存在。
八年来，我们取得了建设的经验和可喜的成果，这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一个十年，一九八一至一九九○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估计不成问题，可以提前完成。第二个十年，即从一九九一年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从发展趋势看也是可靠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中人民生活确有明显改善。到本世纪末，尽管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到一千美元不算多，但是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一万亿美元。有了这个基础，再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希望的。
当然，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因此，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也要改革。大体前景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