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战同年三月，林总率领红一军团打乐安县城43师刘绍先部，却留下这样的记录： 3月25日：指挥部队奇袭乐安县城，因敌预先有所准备，未得手。
3月26日：指挥部队改用强攻战术攻击乐安县城，因敌预先有所准备，仍未得手。
3月27日：指挥部队采取夜袭战术攻击乐安县城，因守敌预先有所准备，仍未得手。
3月28日：指挥部队采取坑道作业攻击乐安县城，因守敌预先有所准备，仍未得手。
3月29日：国民党军五个师的增援部队先头已进至崇仁。
根据方面军命令，指挥部队撤围乐安。”
所以，柏天民能守住宜黄并非一个奇迹，但他确实并不容易，因为，无论在赣州，还是乐安，围城的国军都很快迎来了援军，而在宜黄之战中，由于饱受红军围城打援的折磨，蒋中正这个日本初级军事学校毕业的领袖在大败之后，无力发兵支援，所以，命令柏天民率部突围。但让国军跑出城外和运动战老手红军打野战无疑是自杀之途，正在这时候，王团长耀武发挥了他的关键作用，献计曰：“红军善于攻点打援，我若突围，必遭全歼，如若死守或可幸存。”
柏天民是新调来的旅长，此时大概也心中无底，只好以死马当活马医，从了王团长。…同时，还要注意到，此次红一军团的攻城仅仅持续了两天，在赣州一战吃了大亏后，红军已经汲取了教训，而林总也非彭总死拼关家垴的牛脾气，所以，在最激烈的两天未能攻取之后，红军很可能采取以地方部队围城钓鱼，主力部队待机设伏的战术。因之，守城的压力并非那么艰难。
而这个态势下，王耀武的建议恰恰是最合理的，因为，高树勋的失败正是中了林总“围三阙一”之计，弃城逃跑，所以被追而歼之。王团长劝柏旅长像乌龟一样，守而不出，所以林总也无奈而何。
结果，城守住了，围解了，旅长负伤住院了，（王团长立了那么大功劳，肯定在代理旅长呢。），所有的因缘际会合在一起，使王耀武一下成了宜黄之战最大的收益者。因为，在解围之后，没料到宜黄能够守住而惊喜，又为自己未能及时派援兵反而出馊主意让守军突围的蒋中正满怀愧疚地去医院探望被打伤了腿的旅长柏天民，而来自云南，憨厚老实的柏旅长并不居功，将王团长关键时候的献计向老蒋汇报。于是，老蒋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对自己说“不”并守住了宜黄的山东小伙。
1933年10月，蒋中正于南昌召见王耀武，慰勉之后，任命其为补充第一旅少将旅长。是年，王少将刚刚而立。
补充第一旅对于王耀武少将而言，是一个人生的飞跃。因为，他从此拥有了一个独立的，全新的军事单位，而不是调到另一个师或军充当一个有婆婆管的高级媳妇。而这，在那个社会里，在当时国军的体制下，是至为关键的。
因为，当时的国军还是有一个军队私人化的问题。无论是何应钦，陈诚，还是胡宗南，汤恩伯，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小集团和起家部队，没有这个基础，就无以发展他们的势力。而这一点，正是国军和共军的本质区别，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后来两者的成败。
在眼下的网络间，整编七十四师由于她末代师长的英俊脸蛋，而受到极大的吹捧。但事实上，王耀武，才是这个王牌部队的灵魂和铸造者。而补充第一旅，恰恰是整编七十四师最重要的起源。该旅是1933年冬由保定编练处的三个补充团编成的。士兵大多数是北方人，而军官都是中央军校的学生，装备较好，战斗力很强。
第一团团长刘保定，资料不详。第二团团长周志道是来自井冈山的牛人，后来七十四军的五十一师师长，100军军长。淮海战役突围而出的就是他。第三团团长李天霞，是纨绔子弟出身，很有克妻命，前后四个老婆，个个是未满20岁的美少女，但前三位夫人都红颜薄命，被他克死，最后一位和他在台湾离婚。然而，这位《南征北战》里的李军长打仗确是好手，而且长的也是颇为英俊，俺的感觉并不比张灵甫同志差。
有了手下这一批强兵悍将，王耀武同时还和上头拉上了关系。在南昌行营期间，他结交了好些后来成为方面大员的将领。同时蒋介石委员长左右，又有许多幕僚如熊式辉、贺国光、晏道刚、邓文仪、贺衷寒、萧赞育、王世和等，王耀武都应付得头头是道，人人都对他发生好感。而最重要的是，王耀武找到了他后来仕途的一条通天之路，那就是蒋中正的亲信，人称“俞缺子”的兔唇名护院，俞济时。
俞济时，乃蒋中正奉化老乡，长期担任蒋的警卫工作。所以能随时向蒋中正进言，潜移默化之功很大。此时，任浙江保安处长兼剿共指挥官。由于剿匪不力，刚受了处分。但正好俞王两人八字很配。王旅长刚刚划归俞济时指挥，就立了大功一件，那就是谭家桥大破红十军团，打死副军团长寻淮洲…。
这一战，网上的详细介绍文章已有，王耀武本人也有专文记述，俺在此就不重复了。值得注意的是一点，不到一年，王耀武已经把他手下的新兵训练成能够在仓惶之下在红十军团前赴后继的冲击中“不动如山”的劲旅了，所以，王之名将风采，可见一斑。
此后，王部继续追击，后来俘获红军师长胡天陶。这两桩大功，不仅让俞济时甩掉了剿匪不力的处分，让王耀武初试啼声就赢一大片喝彩，还让补充第一旅获得赏银10000元。顺便说说，这时候，前饼干店学徒王耀武已经在汉口开了个饼干厂了。
剿灭红十军团之后，补充第一旅被调到汉中。1936年被改编为新第十一师，后来，原滇军范石生部第五十一师，由于师长范石生，（也就是朱德元帅的救命恩人）辞职，后继者柏天民就职后也离去，该师的番号撤销，于是1936年九月，王耀武的新第十一师就继承了这个番号。
第51师在汉中成立时；为3团制剿匪师。副师长李天霞；参谋长刘耀增（保定8期）；辖第301团吴克定；第303团周志道；第306团李天霞 （后改为邱维达）。王耀武升任师长之后锐意整军；并成立军官训练班；轮训师内连排长；并招募学兵充任军士。
1936年12月的一天，王耀武忽然接到南京政府的命令，说是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叛变，扣留了蒋介石，令王火速率部北上，去西安讨伐张、杨。当时命令急如星火，王耀武匆匆从汉中出发，急行军向北奔去。部队到了泽县，王耀武忽然又接到“停止待命”的命令。在“待命”期间，王耀武见泽县城垣坍塌不全，街道高低不平，便命令部队加固城墙、整修马路；颇受人民好评。 1936年11月军政部以陜西警备旅1个团并入第51师；使该师成为两旅四团制甲种师。
上面一段，似乎仅仅介绍了王耀武起家部队从旅到师的经过，但其中却有文章。补充第一旅原来仅是三个团的编制，而后来的两旅四团制甲种师却是当时整军后的最高标准编制，在短时间内，王部的规模能够如此快发展，除了他出身黄埔嫡系之外，更得益于王耀武和上层的良好关系。同时，队伍壮大了，对干部的需要自然也就大了。所以，此时因为杀妻案刚放出来的张灵甫正好来投奔，于是，等第五十一师的第四个团成立时，张灵甫就做了这个305团的团长。
说到这里，提一下俺特地说这些王部建制变化的缘由。后来的第五十一师编入第七十四军。成为声名赫赫的抗日铁军，这其中有些原因往往容易被忽略那就是第七十四军由于良好的上层关系，得到了及时的兵员补充和武备保障。这点至为重要，要成为王牌军，自身的素质无疑是最关键的，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配合，很难到达顶层。
举个反面的例子，萧毅肃上将，是号称“军中两参谋”的牛人，同样在王耀武大出风头的淞沪抗战中，他所在的川军43军第26师虽然战绩排名在70个师里第五，全师战后打得只剩600人，战前却还要贿赂上峰才能得到少量补给。后在湖口抗击日军，几乎整个43军被打光，萧毅肃差一点就殉国了，更让人寒心的是，由于没有补充，43军的番号就被取消了。所以，纵然萧毅肃也算一代名参谋长，但无论他个人能力有多强，他所在的43军，是根本不可能做“抗日铁军”的。
和很多热血青年只爱看七十四军大砍日本鬼子不同，俺的看法，王耀武之所以能够把第五十一师以及后来的第七十四军带成抗日铁军，决不纯然是其个人军事上能力超群，而在于他完成了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繁复，并非那么简单。众所周知，第七十四军真正的腾飞在于她被选定直属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攻击军，从此，七十四军才能在1940年率先换装美式装备，和其他部队大大地拉开差距。
当时，国民党抗战众多军队，第一批选定为四支战略攻击军的只有北方的第一军（胡宗南部），第二军（李延年部），以及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五军（杜聿明部）；而七十四军的入选虽是因为他们在上高战役的优异表现，但在更深的层面，却有更深的历史渊源。
在“国军”嫡系部队的内部，向来存在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何敬之派，这一派在蒋委员长打江山的阶段，由于何应钦是黄埔大教官，又是后来的第一军主官，加上老蒋那时候政治，外交一把抓，在军事这一块，忙不过来让给何敬之打理比较多。故在国民政府前期，何应钦的影响非常大。但何和蒋的地位差距并不大，何敬之当时也不是自甘寂寞的人，在几次关键时候，都对蒋中正起了动摇，尤其是西安事变，他以为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积极组织讨逆军，企图逼死蒋中正，谁知人算不如天算，老蒋幸而回来，于是何应钦从此被疏远了。
其实，刘经扶的命运也在此刻转折，虽然此公后来的军事才能实在迟钝，但早期是颇有名将之风的。可关键时刻站错队，犯了“路线错误”，运势就急转而下了。与何应钦相对立的，就是陈辞修一派，由于陈的资历比何敬之浅，又是蒋介石的干女婿，所以，蒋就有意地栽培他，特别在他的叛徒儿子在苏联还没回来时，陈诚还真是一个女婿半个儿。
但蒋深知三足才能鼎立的道理，在选拔谁将率先换装美式装备的节骨眼上，他并没有选择陈诚的第十八军，而是选了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原因就是他还要培植自己的一部“亲兵”。俞济时，是长期给他看家护院的“大警卫员”，外派带出了七十四军之后，就调回委员长身边做侍从室主任。
因此，选七十四军作直属军事委员会的攻击军，其实是蒋培养一支他能直接控制的精兵，同时，王耀武早年就和何应钦有良好的互动，所以，王的入选也得到了何派的支持。这才促成了七十四军作为王牌军的诞生。
看过了这么多的背景之后，我们才会明白，带出战斗力强的队伍并不难，但想要把她带成超一流的王牌军，却必须要仔细把握形势，充分用好各方面的关系，再加上好的运气才能做到，从这一点讲，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山东人在乱世里长袖善舞的能力。
这个时候的王耀武，已然不是如张灵甫这样的战术出群的带兵将领，而是能够跳出简单的军事层面，从政治层面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