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试，中秀才。1903年官赞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宪法和政治理论，开始萌发反清思想。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被举为评议会议长，一度主编《民报》。1905～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汪曾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影响。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设立同盟会支部、办报、募集捐款。1910年3月，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在袁的指使下，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汪最初表示拥护，但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1月，随孙中山北上，图谋召开国民大会、抵制军阀专政。1925年3月孙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汪辞职赴欧洲。1927年4月初回国。他一度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主持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南京国民政府合流。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汪再次合作，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被刺受重伤，出国就医。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返国，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回南京后，汪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汪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在汪周围早已聚集了一批随时准备向日本投降的民族败类，他们宣传抗战必败的投降主张。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他对内残酷杀害爱国人民，搜刮民脂民膏；对外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并追随日本参加德、意、日《国际防共协定》，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效力。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参考书目
黄美真等：《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出版社，上海，1943。
（丁贤俊）
汪伪“国民政府”
汪伪“国民政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共亲日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在日军卵翼下建立的傀儡政权。
1937年12月及1938年3月，日本在沦陷区北平和南京两地，分别组织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7月，日本向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透露，日本拟认汪精卫为和谈对手。同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11月，日本再次发出诱降声明。于是，汪精卫集团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在上海举行秘密谈判，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议定：缔结反共协定；中方承认“满洲国”，日方于恢复和平后两年内撤兵（内蒙古等地除外）；日本享有开发中国资源的优先权等条款。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等进入上海，着手组织伪中央政府。经日本策划，北平、南京两地伪政权取消，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参见彩图插页第146页）。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为“国旗”，另加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其组织机构仍用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汪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等。
汪伪政府的辖区包括苏、浙、皖等省大部，沪、宁两市和鄂、湘、赣、鲁、豫等省小部分。在政治上，他们收编国民党降日部队并收买流氓地痞建立“和平建国军”和特务组织，在其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杀抗日爱国人士。配合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日阵线。1941年3月，成立清乡委员会，集结大批伪军伙同日军实行反共清乡，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公然开征鸦片捐。在文化教育上，推行“新国民运动”，施行奴化教育。在外交上，1941年11月，追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1943年1月，对英、美宣战，号召效忠日本盟邦。同年11月，又伙同伪满洲国和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伪政府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其位由陈公博继任。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处决。
参考书目
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蔡德金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
（丁贤俊）
王安石
王安石
（1021～1086）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赵顼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的认识论路线属于唯物主义，他还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得到了发展。《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仅在彭耜《老子道德真经集注》等书中还保存了若干条目。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