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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年（唐天宝十载）为争夺石国（今塔什干），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发生一次“怛逻斯之战”，唐败，唐军有大批人员被俘往西亚。其中，杜环回国后撰有《经行记》，原书已佚。其叔父杜佑所撰《通典》中有他介绍伊斯兰教情况的片断记载。
中唐时，为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向大食等国借兵。两京收复后，肃宗允许大食兵世居华夏，可与中国妇女通婚。据传天宝以后留居长安一带的蕃兵胡贾几达四千人。
宋代与阿拉伯之间的交往绵延不断，来华穆斯林有增无减。为扩大贸易，宋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港口专设市舶司。五代、北宋之际，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到15、16世纪，在新疆地区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元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1219年起，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大举西征，占领了今中亚及东欧、伊朗北部大片土地，建立了横跨亚、欧的蒙古大汗国。其孙旭烈兀举行第三次西征，攻陷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建立了伊利汗国。蒙古贵族把上述被征服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组成“西域亲军”，率之东来，并把他们编入探马赤军，参加忽必烈在中国各地的征战；战后就地屯聚牧养。这些东来的“回回”在中国各地定居后，与当地居民通婚，繁衍子孙，逐渐形成回回民族。元代“回回”属色目人，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不少穆斯林在中央政府任重要官职，穆斯林人口也急剧增加，遍及全国各地，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伊斯兰教得到元统治者的保护，同佛教、道教等有同等地位，称为“清教”、“真教”或“回回教”。
明朝开国功臣中有不少是穆斯林，如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等。明朝历代统治者对穆斯林采取怀柔政策，穆斯林在朝中为官的不乏其人。七次下西洋、到麦加朝圣并带回天房图的郑和就是其中之一（见郑和下西洋）。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穆斯林到明代正式形成了民族共同体——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在明代也相继接受了伊斯兰教。
清朝统治者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实行歧视和高压政策，各族穆斯林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
明清时期是形成带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阶段，创办了经堂教育，开展用汉文结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阐发伊斯兰教义的译著活动，出现了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与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的伊斯兰教门宦制度。
中华民国时期，当局经常挑起和制造民族纠纷，并采用“以回制回”的策略，扶植、利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反动上层和封建势力，对广大穆斯林进行残酷统治，并多次挑起教派之争。各族穆斯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共同创建新中国。这一时期，随着时代前进，伊斯兰教自身也有革新，如倡兴新式教育，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伊斯兰教典籍和刊物，组织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回教学会和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出现宗教革新的派别，等等。
（张伟达）
伊尹
伊尹
商初大臣。名挚，尹是官名。传说伊尹出身奴隶，生于伊水边，原为有莘之君的近身奴仆，听说商汤“贤德仁义”，而心向往之。商汤与有莘结亲，他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来到商汤手下，成为汤的“小臣”。他身为庖人（厨师），便乘机用“割烹”作比喻向商汤陈说，要他“伐夏救民”。据《韩非子·难言》载，伊尹曾对汤“七十说而不受”，可见耐心陈说之情形。后伊尹受汤的赏识，被任以国政，帮助商汤攻灭夏桀，并潜入夏王朝内部以“间夏”，在商汤被夏桀扣押后，伊尹等人又给桀送去大批珍宝，使汤得以释放。
《管子·地数》称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他辅佐商汤先后灭掉葛、韦、顾、昆吾等方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伊尹被商汤尊为“阿衡”（相当于宰相）。商建国初，伊尹总结海内万邦存亡的教训，制订出君臣之间的关系准则。汤去世后，他又历佐汤子外丙、中王两王。中王后，汤之孙太甲继位，商朝实权落到身居相位的伊尹手里。因太甲不理国政，破坏了商汤之法制德行，伊尹将他放逐，囚禁于桐，自摄行政当国。太甲居桐三年，悔过自新，伊尹还政于太甲。太甲死后，伊尹作《太甲训》三篇（今佚），并尊太甲为“中宗”。据说伊尹活了一百余岁，卒于沃丁时，沃丁以天子礼葬之。伊尹在商代受到诸王隆重的祭祀，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祭祀伊尹的卜辞，可见他的地位之高。
春秋时期叔夷钟铭文（摹本）
另一种说法是，伊尹为篡夺王位，将太甲放于桐而自己亲政。他自立为王统治了七年，因得不到拥护，太甲便乘机从桐逃回王都，将他杀死。
（胡厚宣）
伊州
伊州
唐在今新疆境内所置三州之一。领伊吾、柔远、纳职三县，治伊吾（今新疆哈密）。贞观四年（630）初置时名“西伊州”，六年去“西”字。天宝、至德时改名伊吾郡。
伊州地处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今甘肃敦煌县城西）与西州之间，是戈壁滩上一片较大的绿洲，农业开发较早。东汉明帝时击败匈奴，取其伊吾卢地，筑伊吾屯城，置“宜禾都尉”，于此屯田。此后，大多为屯田镇兵所居住。隋朝在伊吾屯城之东新筑伊吾城，为伊吾郡郡治。隋末又为杂胡所据，依附于西突厥。贞观四年，唐派西北道安抚大使李大亮运去粮食，对伊吾地区杂胡进行招慰，伊吾城主石万年以伊吾等七城归唐，唐因此置州。
伊州居民除汉人外，有西突厥、昭武九姓及杂胡，最多时达万余口。景龙四年（710）唐置伊吾军，驻兵三千，马三百匹。先天二年（713）隶属于驻北庭都护府的伊西北庭节度使。为了补充给养，伊吾军在这里进行了营田。代宗宝应元年（762）伊州陷于吐蕃。宣宗大中四年（850）沙州张议潮收复此地，重建伊州。
参考书目
羽田亨著，万斯年译：《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川、伊州地志残卷考》，《唐代文献丛考》，商务印书馆，北京，1957。
（陈国灿）
衣食客
衣食客
两晋南朝时官僚贵族、地主豪强荫庇的依附人口。衣食客之名最早出现于西晋，太康元年（280）颁布的户调式规定了各级官僚有荫族、荫客的权利。衣食客即荫客之一，在贵族官僚庇护下获得复除，可免去承担国家赋役。各级品官荫占衣食客的具体数量是：第六品以上官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诸低级武职皆一人。此后，东晋南朝也规定，“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六品官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官各二人，第九品官为一人。
衣食客的身分地位历史记载不明确。品官占有衣食客的数量多至三人，少则一人，不仅绝对数比佃客少得多，而且从西晋到东晋一直没有增加，这反映出衣食客的需要量很少。衣食客往往和佃客、典计等相提并论，说明他们既不同于从事耕作的佃客，也不同于管理家务的典计，可能是一种由主人供给衣食办理杂事的随从。他们虽然不是直接生产者，但要听主人的差遣，并且只能注籍于主人的户籍上，不得独立为户，因而对主人也有依附关系。
（赵凯球）
《仪礼》
《仪礼》
中国古代记载典礼仪节的书。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据考古材料及古文献所知，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日益繁缛复杂，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订，成为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汉末郑玄用刘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唐贾公彦撰《仪礼疏》十七卷，南宋时与郑注合刊为《仪礼注疏》。当北宋熙宁（1068～1077）中一度废《仪礼》不为经，元祐（1086～1094）间又恢复。历宋、元、明，续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胡培翚《仪礼正义》为世所称。
（刘起釪）
夷
夷
先秦时期非华夏民族泛称之一。夷又有诸夷、四夷、东夷、西夷、南夷、九夷等泛称。一般多用以泛称环渤海而居，南至江淮的中国东方各族，亦称东夷。先秦时，东夷民族众多，主要指以传说时代的太皞、少皞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及其后裔，《禹贡》称为鸟夷。太皞，风姓，建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少皞，赢姓，自穷桑（今山东曲阜北）登帝位，后徙曲阜。相传禹拟授“帝位”的皋陶也是东夷人，生长在曲阜。皋陶早死，其子名益。或传禹死启立，“益干启位，启杀之”，然后建立起夏王朝。夏与东夷屡有斗争，曾夺取夏太康王位的“有穷（在今山东德州）后羿”，就是东夷的一支。相传商汤先世活动在今山东、河北的渤海湾一带，学者多以为商人本亦为东夷民族。商王朝建立后，仍与东夷斗争不绝，史载“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渐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故殷末帝乙、帝辛（纣）都多次征皻方、盂方、夷方（皆东夷），驻跸之地，遍及济、汶以东。东夷被征服，商王朝也国力耗尽，后为周所灭。周武王建立周王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