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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始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至南京（今北京）每五十里置一驿，又令置驿于上京至春州、泰州。后诸路并置。给驿用牌符。乘驿者按官品规定其随从人数、给马数和饮食钱数，从一品以上随从八人、马十匹、食钱三贯十四文，下至八、九品随从一人、马二匹、钱四百六十文。泰和六年（1206）始置递铺转送文牒，十里一铺，每铺设铺头一人、铺兵三人，从所辖军射粮军内差充。凡元帅府、六部支移，凭勅递、省递牌子入递、日行三百里。
元 元代驿传又称“站赤”，为蒙古语■amu■i的音译。站，■am的音译（最初曾音译为“蘸”），即汉语“驿”的意思，元代汉文文献中有时兼用汉、蒙语，作“站驿”或“驿站”；站赤，意为司驿者，元代汉文文献中除用于称站官和站户外，还混用于称驿站。
成吉思汗时即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设立驿站。窝阔台即位后，又命各千户从所管百姓中签发站赤、兀剌赤（ulaha■i，马夫）承当站役，出备马、牛、车具等物，选地立站；增设了从蒙古本土通往察合台和拔都封地、从国都和林通到中原汉地的驿站；颁布了乘驿的规定等。元朝建立后，全国遍设驿站，据至顺二年（1331）成书的《经世大典》记载，总数达一千五百多处（不包括西北诸汗国的驿站在内），构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驿路东北通到奴儿干之地（今黑龙江口一带），北方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南通到乌思藏宣慰司辖境（今西藏地区），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驿站分陆站和水站，陆站又有马站、牛站、车站、轿站、步站之分；辽东黑龙江下游地区则置狗站，用狗拉雪橇行于冰上，运载使者、货物往来。至元二十六年（1289），为了运送外国使臣进贡的奇异货物，特设从泉州到杭州的海站，二十八年罢。陆站两站之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百数十里不等；如相距路程较长，则于中间置邀站以供使者休息。每站当役站户和所备马、牛、舟、车数目，视其交通繁闲程度而多寡不同。繁忙的站，站户多至两三千户，一般为百余户至数百户，江南轿站则只有一二十户。步站置搬运夫，专为运送货物而设。
管理站赤的中央机构，世祖初年为中书省右三部，至元七年（1270）设立诸站都统领使司，后改名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以汉地驿站事属中书兵部，通政院只管蒙古驿站。延祐七年（1320），仍命通政院统一掌管全国驿站。地方管理体制也几次变化。初，各地驿站由本处府、州、司、县官兼管；至元元年，命路达鲁花赤、总管亲自提调站赤。十一年定制，各站皆直隶于路，革去州县一级的管理，其站户家属依军户、奥鲁例仍属原籍州县管领。至大元年，离路城远的驿站复命当地州县长官就近提调；延祐七年，又改由路直接管辖，州县官不得干预。提调长官要时常检查所辖各站，督责站官人等勤慎奉职，务令人马、舟车、馆舍、饮食一一完备。各站设置站官，称驿令、提领。大站设驿令一二人，提领二三人；小站一般只设提领。驿令以杂职人员担任，受敕，颁给俸禄；提领由地方提调长官从本处站户中选任，只受部劄，即充本人身役，不给俸。江南地区的驿站，为防范南人，特命以色目人或汉人一名任提领，给俸；另选本处站户一名为副使。此外，每一百户站户设百户一名，每站设司吏一至三名，皆以现役站户承当。在重要都市或交通枢纽处的驿站设脱脱禾孙（检查官），专职稽察过往使臣真伪及人员、物品是否违反乘驿规定，因此这些站又称为脱脱禾孙站。
乘驿凭证有圆牌、铺马圣旨和劄子。圆牌也称圆符，按规定专为军情急事遣使之用，由朝廷铸造、掌管（掌管部门为典瑞院），诸王公主驸马及出征、守边军帅和地方官府，各按其地位或需要颁给若干面，以备随时差遣。朝廷所遣使者佩金字圆牌乘驿，诸王公主和地方官府所遣使者佩银字圆牌。初，圆牌上铸有海东青图像，因称海青圆牌；至元七年改换牌面，不用海东青，改铸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据现存圆牌实物，牌面文字汉译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违者治罪。”佩带圆牌的使者，有择骑良马、兼程驰驿、马乏时可以夺骑官民马匹等特权。一般公事差遣人员，皆给以铺马圣旨乘驿。
元站赤腰牌
铺马圣旨也称御宝圣旨，用蒙古文字书写，每道圣旨上都分别标明起马数目，从一匹至十几匹不等；通常经由中书省奏准，颁发给诸王贵族以及中央、地方各官府，并填写领受官府名称，以限定在职责范围内使用。各官府领取的圆牌和铺马圣旨，由担任长官的蒙古人掌管、遣发。元初，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行省、行台等官府有公事差遣，都可以自出铺马劄子给驿；至元十九年定制，一律凭铺马圣旨乘驿，诸官府不得自出劄子，仅经行水站者不用圣旨，仍从中书省出给船劄。此外，诸王也可以自发铺马令旨给驿，但他们滥发令旨遣使，严重扰害站赤，朝廷曾多次下令限制或拘收，始终未能禁绝。诸官府以圆牌或铺马圣旨遣使，一般需随附差劄（或称印信文字、别里哥文字），开列差遣事由、正使和随从员数、起马数目等项。站官验看圆牌、圣旨和差劄后，方能应付铺马、饮食。使者应按其使命由规定的驿路行走，不得绕道驰驿、乘机探亲访友或游玩，公事完毕，即将所领乘驿凭证纳还原发官司，不得稽留。乘驿人员应给的马、舟、车数目，视其官品高下、公事大小而多寡不同。其饮食分例（元代文献中常称为“首思”，系蒙古语■ihüsün的音译）也有规定：在驿馆住宿者，正使每日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肉一斤，油盐杂钞三十文，随从只给米、面；过路者减半。冬月每日另给炭五斤。
元代驿传的弊端更甚于前代。泛滥给驿的情况一直非常严重，圆牌常被用于非军务差遣，如僧道宗教祈祭、捕猎、采办珠宝异物等，甚至发给斡脱商人往来贸易；诸王贵族官吏更常以铺马圣旨、令旨差人乘驿办理私事。使者往往恃势勒索站户，多取铺马、饮食；或违制急驰，超重驮载，以致损伤车马，却逼令站户补置。政府常不按时发下祗应官钱，至有连续三年不支者，遂令站户轮当库子（负责供应物资的驿站司吏）赔办供应；加以管站官吏聚敛侵克，差役不均，迫使贫难站户卖妻鬻子以应役。这些都造成站户逃亡，铺马短缺，驿传制度因而日益衰败。
传送公文的邮驿，称急递铺（简称递铺），基本上沿用宋、金之制。中统元年（1260）置燕京（今北京）至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开平至京兆（今西安）急递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每铺置铺兵五人，于各州县取不能负担差发的贫户及漏籍户充役，免其差发。不久即令各州县依例设置，与邻境所置铺相接，路府州县委正官一人提调。至元三十一年（1294），于大都置总急递铺提领所，秩九品，设提领三员；各路置总铺，设提领一员。至治三年（1323），又于每十铺置一邮长。初定中书省、六部、御史台、枢密院及各行省、行台行下公文及地方申省公文方许入递，其后扩大入递范围，凡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官府来往公文均可入递。传递办法：省、台、院及边关紧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锁，用黑油红字书写号码，并标明发送、承受衙门及入递时刻，随到随送。一般公文皆付承发司，按所投下处分类装封，每件系一牌，用绿油黄字书写号码，交铺传递。各铺收到入递公文，由铺司（铺兵头目）于铺历上登记文目及到铺时刻、传递人姓名，即令铺兵装裹停当，随带回历一本，急速送递至前铺交割；前铺铺司验收后于回历上签押，付来人持回，随交本铺兵送往下一铺。如此依次传递至目的地，一昼夜需行四百里，急件五百里。铺兵腰系铜铃、持枪、挟雨衣，夜则持火炬，沿途其他人闻铃应为让路。除大都、上都间可递送御膳菜果外，其余急递铺只递公文，不许将物件及十斤以上帖册入递。
（陈得芝）
明 明代驿传机构，在京城设会同馆，地方分别设水马驿、递运所和急递铺。
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正统六年（1441），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在北京；南馆三所，在南京。设大使一员、副使二员，总辖馆务。内以副使一员，分辖南馆。弘治（1488～1505）中，添设礼部主客司主事一员，专一提督。凡各王府差遣人员、辽东建州等卫、西北诸国使臣及云贵四川湖广土官番人等，俱于北馆安顿。瓦剌、朝鲜、日本、安南等国进贡使臣，俱于南馆安顿。馆夫额设四百名，南馆一百名，北馆三百名。
①水马驿。两京十三布政司共设水马驿一千处以上。马驿六十里或八十里一置，冲要去处，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不等，其余亦设马二十匹、十匹，以至五匹。各驿马匹分上、中、下三等，马膊上悬挂小牌，明写等第。马夫备有铜铃，遇有紧急公务，悬铃身上，前路驿听候铃声，随即供应，不致妨误。水驿设船，使客通行正路每驿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每船设水夫十名。
②递运所。在陆路者设置车辆大车能载米十石者，每车人夫三名，牛三头，布袋十余。小车人夫一名，牛一头。在水路者设置船只，船俱用红油刷饰，每船置牌一面，开写本船字号、料数、水夫姓名及樯、柁等一应浮动什物数目，以供点视。六百料者，每只水夫十三名；五百料者，每只十二名；四百料者，每只十一名；三百料者，每只十名。递运所或置或革，时有变动，据万历会典的统计尚有一百四十余处。
③急递铺。每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长一名，铺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四名，专一传送公文。每铺设日晷一个，以验时刻。递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三百里。公文到铺，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铺司预先出铺交收，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赍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以凭稽考。
明弘治年间驿马符验
乘驿需凭符验。传送文书亦须盖有印信，以防作伪，这种印信为加盖骑缝半印，以凭板勘对合，故称“勘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