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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由于成书仓促，而且出于众手，出现了不少谬误，历来就遭到学者们的非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
《元史》（明递修本）
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太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太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
但是，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①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②《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去全书一半，而本纪占全书近四分之一，《文宗纪》竟多达一年一卷。有人批评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这种作法却起到保存上述失传史料的作用。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可资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无从搜寻，因此立传有详于文人，略于蒙古将相大臣的现象。如丞相见于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传的不及一半。太祖诸弟、诸子仅各有一人有传，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可是就见于列传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③纂修者违反了修史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如有人批评“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又批评它“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元史》中保留或增加了这些内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史实。此外如《地理志》附录河源、西北地、安南郡县等项，《祭祀志》附国俗旧礼，《食货志》增创岁赐一卷，这都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留下来的重要史料。
书成不久，就有朱右作《元史拾遗》，解缙作《元史正误》。解缙还奉旨改修。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留传到现在的，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曾廉的《元书》，柯劭■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元史》原书。
《元史》于明洪武三年（1370）冬刻成（参见彩图插页第87页）。嘉靖时南京国子监用洪武旧版重印，损坏的版页则重新补刊，称为南监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元史》，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影印的，但其中有描修的错误。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元史》标点校勘本，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了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除本书互校外，又参考有关史料进行了校勘，并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翁独健周清澍）
元世祖忽必烈
元世祖忽必烈
（Qubilai，1215～1294）元朝的创建者。庙号世祖，蒙语尊称薛禅皇帝（Secěn qahan）。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的第二子（参见彩图插页第81页）。
蒙古灭金，据有中原地区以来，习惯于游牧的蒙古贵族，把他们原有的落后制度强加于汉地，造成了政治混乱，生产破坏的恶果。这种情况，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蒙古的统治，因而需要有所改革。忽必烈为藩王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热心于学习汉文化。先后召僧海云、僧子聪（刘秉忠）、王鹗、元好问、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问以儒学治道。1251年，长兄蒙哥即大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雨驻爪忽都之地。先后任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屯田唐、邓，都收到积极效果。1253年，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忽必烈又在这里任诸儒臣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使关陇地区的吏治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些成效更加深了忽必烈采行汉法的认识，并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通过交相引荐，聚集在他的幕府里，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同年，忽必烈受命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灭大理国。年底，班师北还，留兀良合台继续经略云南诸地。1256年，命僧子聪卜地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建开平城，修筑宫室。忽必烈采行汉法的活动招致了蒙哥的不满。1257年，蒙哥遣使勾考关中、河南财赋，藩府诸臣都受罗织致罪。忽必烈采用姚枢建议，送家口前往和林，以为人质，并亲身入觐，始取得蒙哥谅解。蒙哥停止了勾考，但仍尽罢其所设置的行部、安抚、经略、宣抚、都漕诸司。1258年蒙哥兴师伐南宋，忽必烈初以足疾家居休养，后因负责东路的诸王塔察儿进攻襄、郢地区无功受谴，蒙哥授命忽必烈代总东路军。1259年九月，忽必烈率师抵淮河，蒙哥在合州前线病逝的消息传来，忽必烈仍挥军自阳逻堡渡长江，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并以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这时，得悉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擅自征兵，图谋汗位的消息，忽必烈立即采纳汉人儒士郝经的献计，与宋约和，轻骑北返燕京。
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部分诸王的推戴下，即汗位于开平，建元中统。在诏书中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提倡“文治”的政治纲领。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更改蒙古旧制，采行汉法，建立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制封建政权。忽必烈在中央设中书省，以王文统任平章政事，在各地分设十路宣抚司，任汉人儒士为使。同年五月，阿里不哥也在部分留居漠北的诸王拥戴下，称大汗于和林。忽必烈以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的依托，出兵击败阿里不哥。在与阿里不哥鏖战的同时，中统三年（1262）春，益都行省李璮乘机叛乱，被忽必烈迅速镇压。这两件事都对当时的政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阿里不哥的失败意味着草原诸王保守势力受到挫折，使忽必烈能较少牵制地推行仪文制度改从汉法的基本政治纲领，而李璮的叛乱又强烈地引起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除汉人诸侯的世袭制度，削弱这些家族的军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等等，一方面以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可严密对汉人的防范。此外，又在各级政权中引用色目人分掌事权，使与汉人官僚相互牵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政治意图下兴建的新王朝，其创制立法，始终着眼于在保持蒙古贵族统治特权的前提下，对旧制作必要的更改，使政权机构能大体上符合汉地的统治需要，又足以确保蒙古贵族的既得利益。
中统五年八月，忽必烈又改元为至元。经过从中统元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损益，新王朝的各种制度大体上确立下来。至元八年（1271），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次年，确定以大都为首都，标志着新王朝的政权建设已全部完成。元朝政权在总体上是取法于中原前代王朝的体制，与中原的封建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也保留了不少蒙古的落后旧制。因此，这个政权本身是充满矛盾的，作用也比较复杂。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恢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对人民的赋役剥削限制在一定的数额之内，较之前此的黑暗混乱是一大进步。忽必烈很重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立司农司，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等。在他统治期间，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有些地区有所发展，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个政权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落后旧制。如：分封采邑制度（投下二五户丝制）；遍及于各生产领域的驱奴制；手工业中的官工匠制度；商业中的斡脱制；贵族世袭的选举制度以及民族压迫政策等等。这些制度在元朝一代始终保留下来，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元朝的社会矛盾愈益激化。
在建成新王朝、稳定对北方统治的同时，忽必烈又积极着手统一南宋的战争，至元十一年，命伯颜大举伐宋。十三年，下临安，十六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发展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南北方的统一也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前景，其影响都十分深远。
全国统一以后，忽必烈的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了发展。采行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这时，早年追随忽必烈，并在元王朝的创制中起过重要作用，对忽必烈具有影响的汉人官僚或逐渐被疏远，或相继谢世。忽必烈所依任的是回回人阿合马。阿合马从中统初便主管中央财政，多方搜刮，权势日重。至元十二年右丞相安童出镇西域后，阿合马独擅朝政。汉人官僚不满于阿合马所为，斗争一直很激烈。忽必烈始终左袒阿合马而逐渐疏远汉官，朝政进一步向黩武嗜利的方向发展。十九年，大都发生了王著、高和尚刺杀阿合马事件，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加剧。此后，忽必烈又先后任卢世荣、桑哥专理财政，都以失败而告终。同期，忽必烈接连派遣军队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缅甸与爪哇，都遭到失败。外侵战争不仅给邻国造成破坏，带来痛苦，而且对本国人民也是极大的灾难，因而受到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但抗击海都、笃哇等西北诸王的侵扰和平服东北诸王乃颜叛乱，却保护了东北和西北广大边疆的安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按照蒙古习俗，忽必烈置四斡耳朵，分处四皇后。大斡耳朵属长妻弘吉剌氏察必皇后。十八年，察必去世，继娶其妹南必为皇后。忽必烈素有足疾，晚年体弱多病，相臣常不得入见，往往通过南必奏事，因此南必皇后颇干预国政。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病逝，年八十，在位三十五年。子十一人。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