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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与孟子正相反，他主张人性恶，认为经过后天的教育才能使人为善，以至变成圣人。但孟子的重民思想，也为荀子所继承。他还进一步发挥了儒家一贯的崇礼主张，在强调礼治的同时，又提出实行法治的重要性，这是他和以往儒家的不同之处。王霸并用，礼治与法治相辅而行，是荀派儒学的一大特色。
韩非，战国末韩人。和李斯都曾师事荀况。他是战国末法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一书，是其思想之集大成。他以为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应该根据当时的实际来制订政策，即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当今就必须依靠暴力和法治。在此基础上，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各个法家学派的经验，认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法固然重要，但君主要有一定的权力和威势，否则法令难以贯彻下去。除了势以外，君主还要有一套控驭臣下的权术，否则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他又以申不害、商鞅为例，说明只有法或只注重术都是有缺陷的。故韩非成为战国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荀子的人性恶为韩非所继承。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因此治国就离不开刑、赏，而且用刑越严越好。他又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即不允许法家以外各个学派的存在，彻底否定德化和教育的作用，使极端的专制主义贯彻到文化思想领域。以上的一些主张为促进秦统一和速亡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有关法治若干基本准则，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一直为许多王朝所采用。
出现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是当时文化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诸子的学说，是当时人智慧的结晶，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荣曾）
《战国策》
《战国策》
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有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们探讨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见合纵联横）。他们对于谈说之术非常注重，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时并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即因此而产生。
《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不过由于传闻不同，同记一事有时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拟作者对史事已颇茫然，其中许多都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谈形势则扜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不辨，《战国策》中的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说：“世言苏秦事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他人的事迹也有类似情形。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它们有《国策》（并非今本《战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几种不同的名称。刘向依其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著为《战国策》三十三篇。东汉时高诱为此书作注。隋代已残缺不全，今仅存十篇。
除刘向所见者外，当时还有不少在民间流传的纵横家说辞。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和《战国策》类似的书，由整理者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部帛书共二十七章，有十一章见收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十六章是佚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故《战国策》为后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司马迁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载入《史记》中。而且《战国策》所收多是优秀散文，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策》（部分
《战国策》在流传中颇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今天所见的《战国策》，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记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赵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这二百七十年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废墟发现了一张不晚于魏晋时代的《战国策》写本残片，其内容同于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开头，可见今本流传有绪，大体保存了刘向编订的原貌。
《战国策》的版本大致有两个系统。南宋初年，剡川（今浙江嵊县）姚宏校注此书，态度谨严，忠于原作，书成于绍兴丙寅（1146），不久就有刻本。此本在清代经黄丕烈影写复刻，收入《士礼居丛书》，流传极广，今通称姚本，其中包括东汉高诱的残注和姚宏的续注。和姚宏同时，缙云（今浙江缙云）鲍彪也为《战国策》作注。鲍氏改动原文，重新编次，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讥评。元代吴师道撰《战国策》注，对鲍注订误补缺，释疑解滞，甚便读者。《四部丛刊》初编曾把吴书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影印收入，其他的重刻本流传的也很多。此本今通称鲍吴本。此后，中外学者研究《战国策》的不少，或零篇短札，或巨制宏文，各有所获。
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诸祖耿有《战国策集注汇考》，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缪文远）
站赤
站赤
见驿传。
站户
站户
元朝户籍名称之一。因政府签发部分人户专门承担站役，故得此名。元朝为了“通达边情，布宣政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周密的站赤系统。站有水、陆之分，水道用船，陆道以马、牛、狗等作交通工具，故又有船站户、马站户、牛站户、狗站户等名称。各种站中以马站为最普通，马站户的数量也最多。据统计，全国驿站共有一千五百余处，以每站平均二百户计，站户约达三十余万户，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站户承担的站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陆站站户养马、牛、狗等，水站站户则备船；②马站出马夫，称为兀剌赤，水站出船夫；③部分站户需向过往人员供应首思（蒙语■sihüsün的音译，原义为汤汁，元代以此指驿站过往人员的饮食分例）。江淮以北农业区的站户，大致平均四户养马一匹，每户可免四顷土地的地税；江淮以南对养马户数没有限制，但规定同养一匹马的诸户总共可免税粮七十石。站马来源不一，有的由国家出钱购买，发给站户饲养应役；有的由驿站所在地区诸色户计共同出资购买，发给站户；有的则由站户自行购置。不管来源如何，一旦倒毙，都由站户赔补。站户除可以免税的田亩税粮之外，其余部分仍须纳税。供应首思的站户可以免除和雇、和买、杂泛差役，有一部分地区的站赤由官府供应首思，这些站赤的站户与民户一样承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牛站户、狗站户和船站户的情况与马站户差不多。
站赤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元朝政府规定，只有军政事务才许乘驿，而且必须持有铺马圣旨或圆牌，作为凭证。但是王公贵族、上层僧侣和各级官吏纷纷巧立名目，乞求铺马圣旨和圆牌，任意乘驿。站道上往来人员日益增多，站马因使用过度不断倒毙，马夫疲于奔命，首思供应不断加多，站户的负担愈来愈重。牛、狗、船等各站户的负担也是一样。再加上站官多方勒索，站户中的富户又与官吏相互勾结，逃避站役，把负担转嫁给一般站户，因而站户日益贫困化，许多人被迫逃亡。为了防止站赤制度废弛，元朝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发放救济物资，限制铺马圣旨和圆牌的使用，重新签发站户进行补充等，但是效果都很有限。元代后期，站户消乏和逃亡已成严重问题，站赤的运行受到很大影响。
（陈高华）
张伯苓
张伯苓
（1876～1951） 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他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进步师生。
“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
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6月，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曾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汪朝光）
张昌、石冰起义
张昌、石冰起义
西晋末年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开始的八王之乱加深了社会
危机，促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荆州地区的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为政严刻，蛮夷并怨”，导致了张昌起义。
张昌（？～304），义阳（今河南新野）人，出身于汉化了的蛮族。武力过人，好论攻战，年轻时曾为平氏县吏，永宁元年（301），在李特起义（见秦雍六郡流民起义）的鼓舞下，张昌纠合徒党数千人。晋王朝为镇压李特起义，在荆州强征“壬午兵”（因壬午日发布诏书而得名），调发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荆州百姓本不愿背井离乡远戍益州，加以张昌乘机鼓动，坚决不肯应征。诏书催遣严急，凡被征之人在所经郡县界内停留五日者，郡县长官撤职。这些武勇到处受到驱逐，走投无路，纷纷屯聚反抗。张昌改名李辰，于太安二年（303）五月在安陆北面的石岩山起义。各地不愿远征的丁壮和就食江夏（今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