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 第204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社接收了日本同盟社及汪伪政权中央电讯社在各地的机构。1946年4月中央社迁回南京，将人工发报机发稿改为用自动发报机发稿，每天发稿量一万五千至两万字。1948年极盛时，有分支机构（包括分社、办事处、特派员）国内五十二处，国外二十五处，员工两千六百五十三人。这时，它已完全是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工具。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溃败，1949年11月迁往台北。

　　（汪朝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下属的研究历史、语言的学术机构。1928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命傅斯年等三人负责筹建，同年于广州成立，傅斯年任所长。次年迁北平（今北京），所址在北海静心斋。1936年迁至南京鸡鸣寺。

　　傅斯年主张历史、语言的研究要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他认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应当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手段来整理现存的所有史料；唯有发现和扩充史料，直接研究史料的工作才具有学术意义。因此该所成立后，工作重点放在：①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研究整理；②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习俗的调查；③西北考古。目的在于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材料，该所先后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人类学四个组。设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助理员等职称。图书设备、出土文物资料都很齐全。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十年间组织殷墟发掘十五次，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重要出版物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至1949年共出版二十一本（每本四分册）。此外，还有《专刊》、《单刊》、《集刊外编》、《史料丛刊》、《田野考古报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辗转于长沙、昆明，1940年迁四川南溪李庄，1946年迁回南京。所长始终由傅斯年担任。1949年迁至台湾。　（何兹全）　
　


　　　　
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条例》，11月1日正式成立，资本额两千万元，以金融公债款充之。特命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总裁，陈行任副总裁。总行设于上海，全国各省市设有分支机构。它拥有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经办公债、管理外汇和黄金等特权，在全国银行界形成了独占的优势。1933年4月，宋子文辞去总裁之职，由孔祥熙接任。翌年1月成立国库局；4月利用发行公债增资为一亿元。1935年颁布《中央银行法》，并增设副总裁一人，简任张嘉■为副总裁（未就任）。同年8月增设中央信托局，专办购料、储蓄、保险等业务，11月实行“法币政策”，该行奉准发行法币。到1937年，中央银行在全国各地设有分行达四十七处。抗日战争爆发后，该行先迁南京、武汉，后于1938年8月迁至重庆。1939年10月被委代理国库，又握国库经管权。1942年7月，该行奉命接收中国、交通、农业三行钞票及准备金，并集中办理法币之发行，所有外汇、黄金均集中于中央银行。战时各地分行达一百一十余处。1945年7月，孔祥熙辞职，由俞鸿钧接任总裁。抗战胜利后，总行迁回上海。1946年2月，俞鸿钧辞职，由贝祖诒接任总裁。战后各地分支行有九十余处。从1946～1949年三年间，该行无限制地滥发纸币，至1948年8月发行法币达六百六十三万亿元；至1949年5月发行金圆券六十七万九千多亿元，对于业务的经营、资金的调拨、外汇的统筹、金融市场的管理与调剂，该行均穷于应付，日趋没落。继贝祖诒任总裁的有张嘉璈、俞鸿钧、刘攻芸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总行及各地分支行均由人民政府接管，清理结束。

　　（熊尚厚）　
　


　　　　
《中英藏印条约》及续约
　　　　《中英藏印条约》及续约

　　《中英藏印条约》为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关于结束第一次侵藏战争的不平等条约。1888年（光绪十四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清政府屈辱求和。1890年3月17日，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与英国印度总督兰斯敦在加尔各答签订，共八款。主要内容为：确认哲孟雄（今锡金）归英国保护；划定中国和哲孟雄边界；并规定通商、游牧等问题随后另议。

　　《中英藏印续约》，又称《藏印议订附约》，或《中英藏印条款》。为英国根据《中英藏印条约》的规定强迫清政府续订的不平等条约。1893年12月5日清政府代表何长荣与英政府代表保尔在大吉岭（Darjeeling）签订，共十二款。主要内容为：开放亚东为商埠；准许英国在亚东设商务公所一处派员驻扎；藏印来往贸易免税五年；限制中国西藏人民在哲孟雄的传统游牧权利，若仍在哲孟雄游牧，依英国所定游牧章程办理。

　　英国依据《中英藏印条约》及续约侵占了哲孟雄，并在中国西藏地方开始取得开埠通商的特权。

　　（金宗英）　
　


　　　　
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

　　见蒋阎冯大战。　
　


　　　　
钟会
　　　　钟会

　　（225～264）　三国时期魏国谋士、将领。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出身名门，父钟繇位三公。钟会有才干，精通玄学。魏齐王芳正始年间（240～248），由秘书郎迁中书侍郎。正元二年（255），毋丘俭作乱，钟会从大将军司马师东征，迁黄门侍郎。甘露二年（257），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反于寿春，又从大将军司马昭讨之，被委以腹心之任。出谋划策居多，时人比为张良。迁司隶校尉，仍参与朝廷重大决策。名士嵇康被杀，便是他的主意。景元三年（262），司马昭欲大举伐蜀，朝臣多以为不可，会独赞成。被任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四年，统十余万人，与邓艾、诸葛绪分三路进军。蜀将姜维等合兵守剑阁，钟会攻之不克，拟撤军还。赖邓艾取道阴平，先攻下成都，蜀亡，会乃得继续前进。蜀主将姜维归降。钟会进位司徒，忌邓艾功名，密告邓艾有反状。咸熙元年（264），艾被收捕。钟会独统大军，威震西土。钟会谋反，欲倚姜维割据蜀地，但部将不愿反者发动兵变。兵变中，钟会被乱兵所杀。（祝总斌）　
　


　　　　
钟明亮
　　　　钟明亮

　　（？～1290）　元代前期农民起义领袖。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自以为统治已经巩固，便接连发动了对占城、日本、交趾等邻国的战争。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化，西北、东北的蒙古贵族不断举兵，反对忽必烈。元廷为应付内外战争的需要，在民间征发大量人力和物力，肆意榨取，各级官吏乘机从中渔利，各族人民被迫起来反抗。当时，江南人民所受压迫最重，因而反抗也最烈。13世纪80年代，相继起事的有广东陈良臣、黎德、欧南喜和福建黄华等。至元二十四年（1287）冬，福建汀州（今福建长汀）钟明亮起义，把斗争推向高潮。汀州一带，山深林密，广东、江西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千百成群，移居到此，开荒种地，称为畲民。钟明亮就是畲民之一。他发动起义后，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万人，活跃于福建、江西、广东三省边界地区。在他的影响下，广东董贤举、江西丘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纷纷起义，互相呼应，对元朝统治形成很大的威胁。元朝政府集中大批军队围攻，钟明亮采用流动作战的方法，出没无常，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逸，使元军疲于奔命。为了在军事上取得主动，他曾两次假降，但一当形势有利，便重新举事。元军围剿数年，始终未能取胜。至元二十七年，钟明亮病逝，起义趋于失败。（陈高华）　
　


　　　　
钟相、杨么起义
　　　　钟相、杨么起义

　　南宋初在洞庭湖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北宋末，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1130），在家乡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凡加入他的组织——乡社的农民要交一点钱粮，社内实行互助共济，因此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他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代表了农民要求财富上平均、社会地位平等而提出的政治主张，比北宋初王小波“均贫富”的思想又进了一步（见王小波、李顺起义）。钟相以此深受群众拥护，被称为“老爷”或“天大圣”。周围数百里的贫苦农民加入乡社的不计其数。如此二十余年，其影响扩大到洞庭湖周围各县。

　　靖康二年（1127）初，钟相组织民兵三百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这支队伍未与金兵接触，就被刚即位的宋高宗赵构命令遣返。钟相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筹划起义。金兵渡江南犯，所过残破，官兵和溃兵到处烧杀抢劫，南宋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烦赋重”，南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江西、福建、荆湖各路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建炎四年（1130）二月，钟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长沙）、孔彦舟军队犯澧州（今湖南澧县）、鼎州危急之时，率众起义，保卫家乡。建国号楚，年号为天载（一作天战），钟相称楚王，立子钟子昂为太子，设立官属。起义军“焚宫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并占据地主的土地，归为己有。他们把杀官吏等称为“行法”，把平分这些人的财产称为“均平”，斥宋朝国法为“邪法”，对于“执耒之夫”和“渔樵之人”，则加以保护。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缚。这些主张和行动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认为是“天理当然”。起义军攻占了鼎、澧、荆南（今湖北江陵）、潭、峡（今湖北宜昌附近）、岳（今湖南岳阳）、辰（今湖南沅陵）等州十九县。

　　农民起义军的浩大声势，使鼎州的地主豪绅十分恐

　　钟相、杨么起义图

　　惧，他们勾结孔彦舟军队进驻鼎州，镇压农民起义。孔彦舟在屡遭失败之后，派奸细混入起义军作内应，于三月末偷袭攻破钟相营寨，钟相及钟子昂被俘遇害。

　　钟相牺牲后，部众在杨么等领导下，仍继续坚持斗争。杨么（？～1135）名太，在诸首领中最年轻，楚语称幼为么，故称他为“么郎”或“杨么”，逐渐成为起义军共同拥护的领袖。

　　杨么在洞庭湖周围建水寨，造战船，实行兵农相兼，“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使起义军得到迅速发展。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登舟作战。从武陵、龙阳到沅江县的沅水西侧建立水寨二三十所，尤以上沚江（沅水支流，在今汉寿县内）的夏诚、刘衡两寨最为险要。他们还充分利用河港交错的地形和自己善于操舟的特长，采用水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