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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增写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在正史中是第一次，为《宋史》以后诸史所沿袭。兵志简略记载唐代军事制度及其变化。选举志主要记载唐代官吏的来源、学校科举和官吏铨选、考核等方面的内容。
《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设表的传统，立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共十五卷。四表对唐代宰相的任免，地方藩镇势力的消长离合，宗室支派的兴衰，以及曾任宰相的姓族升降等情况，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其中《宰相世系表》尤有特色，颇便于稽查人物。但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指出，它采用各家谱牒，多有谬误与遗漏。
新、旧《唐书》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各有所长。《旧唐书》保存了唐实录和国史的大量原始素材，《新唐书》则广泛利用宋人所能见到的各种历史资料，丰富和补充《旧唐书》的缺漏。因此，两唐书的史料价值互有短长。
《新唐书》最早刻于北宋仁宗时，现存八卷（每页十四行）；另有北宋十六行本，现存一百二十四卷；南宋刊十行本，现存两卷。涵芬楼百衲本《新唐书》即据上述诸书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流行较广。1975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是以百衲本《新唐书》为底本，并参考其他刊本整理而成，其中地理志部分校勘最好，校点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张泽咸）
《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
记载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七十四卷，内纪十二卷，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北宋欧阳修撰。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907～960）五十四年的历史。原名《五代史记》，为与薛居正撰《五代史》（见《旧五代史》）相区别，故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它是唐代以后唯一的私修史书。薛居正之书系五代分叙，该书则将五代融而为一。其本纪连叙五代，诏令全删去，事迹简净。传皆用类传，有家人、死节、死事、一行、唐六臣、义儿、伶官、杂传等传目，多为此书创立。书中将专在某代为官者，列入某代的大臣传中；唐六臣传皆唐末大臣助朱温篡唐者，名为唐臣，意在讽刺；杂传指历仕各代，无类可归者，实为贬斥。十国称为世家，并有《十国世家年谱》。关于典章制度，只有司天（即天文志）、职方（即地理志）二考，较简略。全书仿效春秋笔法，多所褒贬。突出尊王思想：强调君臣、父子封建秩序，史论常用“呜呼”二字发端，发表感慨议论。作者是著名古文家，该书文字简洁流畅。材料多本薛居正《五代史》，加以删削，并兼采小说、笔记资料、补充了薛史之缺，有一定史料价值，可与薛史互相参考。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该书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书原有徐无党注，多发挥义例。宋吴缜撰《五代史纂误》，为纠举《新五代史》谬误的专著，原本已佚，今辑存三卷。清彭元瑞、刘凤浩有《五代史记注》，引书两百余种，皆可作此书的补充和订正。
（刘乃和）
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
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发生的用通俗化的乐府体写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运动。乐府诗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和王建等人。
西汉设置乐府，掌宫廷和朝会音乐。由乐府采集和创作的诗歌遂被称做“乐府”。乐府诗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入乐几个特点。后来文人也仿作乐府诗，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作古乐府。
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乐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或“寓意古题”，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进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积极从事新乐府诗歌的创作。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是他们的代表作。张籍的乐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筑城词》、《贾客乐》等诗歌，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谣》中描写了驿船纤夫的悲惨生活。《田家行》、《簇蚕辞》则揭露了封建赋役的残酷。李绅曾作新题乐府二十首，惜已无存。他的《悯农》诗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诗。
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为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所继承。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和《三羞诗》，聂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统治者的残暴、腐朽和唐末农民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吴宗国）
信苴日
信苴日
（？～1284） 元代云南大理土官。姓段氏，名实，也作段日。僰人（今白族）。大理国末主段兴智之弟（一作其子）。1253年，蒙古军灭大理，俘兴智，释不杀，仍命他主持当地政事。兴智卒，信苴日入觐，元世祖忽必烈赐以虎符，诏领大理、善阐（今云南昆明）、威楚（今云南楚雄）、统矢（今云南姚安）、会川（今四川会理）、建昌（今四川西昌）、腾越（今云南腾冲）等城，自万户以下，皆受他节制。至元元年（1264），白族僧人舍利畏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势力遍及滇中、滇东，发展至三十万人，准备以十万人袭取大理。信苴日配合蒙古军参与镇压，使起义归于失败。至元十一年，赛典赤·赡思丁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大理改设路，信苴日出任大理路总管。这时舍利畏领导的起义声势复振，信苴日派人伪装商人混入起义队伍，刺杀舍利畏，起义军因而瓦解。至元十三年，缅人出象骑数万，入掠金齿南甸（今德宏自治州梁河境）一带，将袭大理，云南行省派信苴日和万户忽都领兵出援都元帅纳速剌丁，共同抵御，大败缅军。信苴日因有功任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后升为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信苴日治大理凡二十三年。以后段氏子孙世袭大理总管，至明平云南时，共历十一代。
（方龄贵）
兴庆府
兴庆府
西夏都城，今宁夏银川。城长方形，周十八余里，护城河阔十丈，南北各两门，东西各一门。后周时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所属的怀远县，宋初废县为镇。西夏奠基者李继迁夺取宋灵州后，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统治中心。子李德明继位后，认为西平府地居四塞之地，不利于防守，不如怀远形势有利。1020年派遣大臣贺承珍督率役夫，北渡黄河建城，营造城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定都于此，名为兴州。李德明子李元昊（即西夏景宗李元昊）继位后，1033年又广建宫城，营造殿宇，升兴州为兴庆府。并于此正式立文武班；建立西夏统治机构。筑台城南，于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十月十一日在此受册，即皇帝位。西夏历代皇帝皆以此为都城。西夏崇宗李乾顺时期进行修建，主事者为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先后建有戒坛寺、高台寺、承天寺等。13世纪初，蒙古兵进攻西夏，退兵后，桓宗纯佑修复被破坏的城堡，大赦境内，改兴庆府为中兴府。此后的十数年间，蒙古又接连围逼中兴府。1227年，末帝睍出降，中兴府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参考书目汪一鸣、钟侃：《西夏都城兴庆府初探》，《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史金波）
兴中会
兴中会
清末由孙中山创立的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894年（光绪二十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被拒绝后，于秋间出国，前往他早年曾求学的檀香山。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已三月余，中国的海陆军连遭败绩，日军已侵入中国东北。怀抱“改良祖国”大志却痛感报国无门的孙中山愈益忧愤，遂在华侨中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残暴，倡议集结团体，共谋救国大计。11月24日，二十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聚议成立兴中会，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参见彩图插页第118页）。《章程》斥责清王朝昏庸误国，招致严重的民族危机，申述该会以“振兴中华，挽救中局”为宗旨。岁杪，孙中山离檀香山返国，抵香港后，约集志趣相投的旧友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会商，拟在港、穗筹建兴中会机构。
1895年2月，孙中山等与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达成联合协议，成立兴中会总会，设机关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筹划在广州举行起义。兴中会已完全不同于反清的旧式会党，而是一个以在中国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职志的政治集团。为筹划起义，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多次往返港、穗间，在广州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对外称农学会；并相继建立秘密据点数十处；在防营、水师和广州附近会党、游勇、绿林里，进行策反及联络活动。同年秋，诸事大体就绪。总会几次集会，先后议决：定九月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义；推杨衢云为会长，约定起义者臂缠红带。以“除暴安良”为口号。同时，加紧制备青天白日旗，草拟《讨满檄文》、《安民告示》等。重九前夕，清两广总督谭钟麟得英国当局电报，又有知情者告密，获悉兴中会起事消息，于是出动军队、差弁搜查起义据点，四处缉捕，重九至十一日（26～28日），先后捕去七十余人。陆皓东和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于旬日后被惨杀。事泄后次日晚，孙中山逃离广州，偕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创立兴中会横滨分会。不久，孙取道檀香山去美国。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