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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形形色色的宇宙万物，都是这个本体的表现，即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把宇宙的全体看成是由万物自身所构成的，即所谓“始生者，自生也”，“总混群本，终极之道也”。
发展阶段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按照东晋史家袁宏的划分，夏侯玄、何晏、王弼为正始名士；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名士；裴頠、王衍、庾■、王承、阮修、卫玠、谢鲲为中朝（即西晋，往往特指元康年间）名士，将玄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当代学者基本上承认这一划法，但认为西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应是裴頠和郭象，并提出东晋也自成一个阶段。
正始玄学（约240～249年）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教（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应当反映自然。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老子》，著《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玄学家的著作也多采用问答辩论的文体。王、何等人出自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辨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玄学在短时间内蔚然成风。
竹林玄学（约255～262年）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阮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嵇、阮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腐败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一致。向秀与嵇、阮相反，认为自然与名教不相矛盾，用“称情”、“得性”解释“自然”，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的主张，认为人的欲望与自然“不得相外”。在有无关系上承认有一个“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为万有生生化化的根据，但引进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为玄学发展中从王弼的贵无向裴頠、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
西晋玄学（约263～316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頠和郭象的崇有论哲学。裴頠（267～300），裴秀之子，作《崇有论》，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哲学上提出“至无者无以能生，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反对在万有之外去寻找事物的本体，认为万物是“自生而必体有”，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从而完成了从贵无向崇有的过渡。郭象（252～312）进一步发展了裴頠的崇有论思想，提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等新的命题，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独化”的概念，把崇有论推向极端。
东晋玄学（约317～420年）以张湛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进一步导致思想上的空虚。因此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张湛注《列子》，综合崇有、贵无学说，提出“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的思想，把世界和人生视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虚伪无常，主张采取“肆情任性”的纵欲主义人生观，把玄学引入了绝境。这在政治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东晋以后，玄佛合流，般若学各宗大都以玄学语言解释佛经。因此，讨论非有非无的佛学取代了讨论本末有无的玄学，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李中华）
玄奘
玄奘
（600/602～664） 唐初佛教高僧，杰出的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南缑氏镇）人。十三岁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法名玄奘。武德元年（618）至成都从道基、宝暹等受学，崭露头角。后又游历荆州（今湖北江陵）、吴会（今苏南、浙东地区）、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讲学、问难，颇有心得。武德末到长安大庄严寺挂褡（游方僧人于所至寺院歇住居留）。他游历各处，接触各派理论，深感其中疑难问题甚多，疑原有译经讹谬，遂发愿亲至印度，广求异本，以为参验。恰逢印度僧人波颇密多罗到长安，向他介绍了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腊贡村与旧王舍村之间）戒贤老师的讲学规模和他所讲授的《瑜伽师地论》，更坚定了玄奘赴印度求法的决心。
贞观元年（627，另有贞观二年、三年说），他从长安出发，经凉州（今甘肃武威），违反当时出关禁令，偷越玉门关，孤身穿越沙碛，历尽艰辛，到达高昌，而后取道焉耆、龟兹，越凌山，经粟特（昭武九姓）诸国境，过铁门（今苏联乌兹别克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国境，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入北印度。他在印度各处游历，到过尼泊尔南部，转而巡礼佛教的六大圣地。贞观四年到达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学习五年。又向附近的杖林山胜军论师学习。他遍访五印度，沿恒河东经孟加拉，至迦摩缕波（今印度阿萨姆邦的西部），循印度东海岸南行到达达罗毗荼（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和僧伽罗（今斯里兰卡）隔海相望。折向西北经摩诃剌陀，瞻仰阿旃陀石窟（在今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西北，瓦哥拉河曲）。最西经历狼揭罗（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东南一带）。他曾进入印度半岛的腹地（今昌巴尔河流域东南地区），又西行沿印度河北上至钵伐多（今克什米尔南部查谟；一说巴基斯坦旁遮普哈拉巴）。贞观十四年重又回到那烂陀寺。戒贤法师命他在寺讲学，他撰述《会宗论》三千颂（今佚），调和分歧，阐明“空”“有”两宗异途同归，声名传播五天竺（古印度的别称，今南亚次大陆）。迦摩缕波国童子王和羯若鞠阇国戒日王（即中国史籍中常见的摩揭陀国王尸罗逸多）在曲女城举行佛学辩证大会，邀请玄奘参加。玄奘在会上为论主，提出《制恶见论》一千八百颂，博得极高荣誉，被称为“大乘天”。次年春，他携带搜集到的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返国，自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东北，折向东，穿越帕米尔高原南侧的瓦罕山谷，取道天山南路，经于阗、且末，于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回到长安。玄奘取经之行，历时十数年，行程五万里，是中古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由玄奘口授、弟子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是玄奘亲见亲闻的旅行记录，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此书记载正确，故为近代学者在中亚、印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的指导书，故有人将其作用比拟为鲍桑尼乌斯（Pausanias）书之于指导雅典考古上的作用。
玄奘负籍图
陕西西安兴教寺石刻
那烂陀寺
玄奘西行图
唐太宗非常重视玄奘的胜利归来，命令宰相率领朝臣远出迎接，并在洛阳接见玄奘。随后命宰相房玄龄选取、调集硕学高僧，组成规模宏大的译场，协助他翻译佛经。这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一次译经活动。他与后秦的鸠摩罗什、陈朝的真谛和唐中叶的不空齐名，成为四大翻译家之一。译经工作组织严密，有“译主”，就梵本用华语进行翻译。有“笔授”，将译主翻译之义用文字记录下来，又称“缀文”。有“润文”，对所录文字进行润色。有“证梵本”，以译出之文，核对梵本。有“证义”，推敲已译出之经文是否合于佛义。有“校勘”，核对文字。有“正字”，检查书写的文字是否合于规范。玄奘自为译主，笔授、证义者都是名僧。以直译为主而适当采取意译，不损原意而又便于理解。共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作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通过这次译经活动，玄奘培养了一批弟子，著名的如圆测（新罗人）、窥基、慧立、玄应等。
玄奘在佛教理论上属于法相宗（见唯识宗），主张“唯识论”，认为“识”（人们内心存在的真理种子）是一切自然事物和心理现象的起源。他是一个主观唯心论者。经过他的宣传，法相宗在初唐成为最显赫的宗派，但为时不久即告衰落，唯在日本、朝鲜等地有所发展，日本的法相宗一直存在到今天。玄奘又介绍了印度的因明学，即逻辑推理的方法。因明学在印度本非佛教徒所创，但后来佛教徒也精研这种逻辑理论，特别是法相宗的大师陈那（印度人）深有成就。玄奘译因明二论，即是介绍陈那之学。它在中国学者中立即引起广泛兴趣，唐初人吕才曾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与玄奘进行讨论。
玄奘死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旧唐书》本传作显庆六年，661），葬于长安兴教寺（在今西安市南郊）。生平事迹见慧立、彦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于他的取经活动受人钦佩，使他后来逐渐变为神话中的人物。唐中叶就有关于他的传说，宋代出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代又有《西游记》，使唐僧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参考书目
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校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北京，1983。
（杨廷福）
薛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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