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更是把民谚中“俗话就是实话”坐实了。监狱里的死刑犯们，不知多少年延续至今的临刑前那句：死了也要做个饱死鬼！的吆喝更是把“吃”的问题推到了人生的极致。
既然老百姓已经用自己的生存经验将“食”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宗教形式“天”崇拜相齐并论，况且“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委实也起过不可小视的作用：
五谷作为中国人的主食已经由来已久，从古代以来，人们都以“社稷”二字来代表国家，这二者当中的社字则为社神，而稷的解释就更加明了，例如《白虎通？社稷》：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仅此足见吃在中国历史的绵延和更替中的重要和醒目了。
在《诗经》所有囊括的300多首流传于周朝的诗歌中，其中数百次都提到了食物的类目，其中44种可确定为食物性植物，而《圣经》只指出了29种。
史载，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要出任地方长官，临行前向孔子请教治理政事的方法和秘诀。孔子说：“曰食，曰兵，民信之矣”。
《老子》第十二章也有记载：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
楚汉相争，战到第四个年头的一场战役中，刘邦的军队退到荥阳（今河南省信阳）一带。这里是当时的战略要地，附近的敖山上有秦朝遗留下来的粮仓。项羽的大军围攻荥阳，刘邦恐怕抵挡不住打算撒退。刘邦的谋士郦食其（音力异基）当即反对，他说：“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敖山粮仓储藏了大量粮食，放弃了荥阳，也就放弃了敖山粮仓，对战局非常不利。”他劝刘邦立刻进兵，攻取荥阳，坚守粮仓。刘邦认为郦食其的说法有道理，采纳了他的战略最后打败了项羽，做了开国君主。
鼎盛的“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唐太宗深知获得民心的重要。《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蝗虫就抓住了几只，愤怒地说：“百姓视粮谷为生命，而你们却吃了它们，宁肯让你们吃了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啊 。”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灾难？”于是便吞噬掉蝗虫。唐太宗在《务农篇》中还说：“夫食为人大，农为政本”。籍此杀兄逼父的李世民在青史上得“千古明君之誉”。
清代乾隆帝治国之道的核心也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历代帝王诗词》），故而其在清史中也是个了得的“真龙天子”。
再如“民国之父”的孙文，在其青年时代的《上李鸿章书》中就明确地提出 ：“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
比历史上这些明智君主和能臣精英更能领悟“食”对老百姓的重要性和诱惑力的人，就要数那些竖旗造反的农民首领了：
如果尚在田头卖苦力的陈胜、吴广在鼓动起义前所发出的“苟富贵，无相忘”的相互承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明朝末年以“闯王”之名炽热一时的李自成，可谓深灸个中三味：在他羽翼渐丰、进而进军河南时，就命令手下士卒四处散布“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明季北略》卷23）的歌谣，也就是这首风靡一时的歌谣中最通俗易懂且直指人心的“吃他娘”和“不纳粮”才拨动了崇桢制下“国统区”百姓们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最终逼得崇祯在北京景山的歪脖树上“吊了挂面”。虽则冷静下来谁都明了，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不征税催粮这个理的，可这种“灯下黑”式的蒙骗成功个案更是一个相关“食”之重要性的有力佐证。
太平天国洪天王的《天朝田亩制度》中设计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暖”，虽说是一套唬人的空想式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可刚打下几个小县城，洪天王自己就八妻十妾的享淫乐，但这套“同吃同穿”的乌托帮式的口号，在把洪天王抬到南京去座草头王的过程中，还是起到不可小视的作用。
纵观历史，对“吃饭问题”的重要性认识最清楚的莫过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了。他在被父亲毛顺生当众骂道：“这个家伙真是好吃懒做！！”（见毛泽东与安娜？刘易斯？史特朗对话）不过几年后，毛泽东便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这足以看出，初出茅庐的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即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结构是何等的明白。也正是籍于此，毛泽东不但能用星星之火把蒋介石烧到了台湾；而且在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中也是稳操胜券。
综上所述，既然满世界的老百姓一直都把食物当成无尚崇高的天一样的尊敬，而“吃”或者说是“食”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又起着载舟覆舟的重要作用，那么在人们已经开始在火星上打洞的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食品安全的现实究竟又是何状况呢？
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中信奉“吃什么补什么”，这在“长腿的除了桌子不吃，长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的广东人中尤为风行：各种各样的珍奇异兽、鲜血淋漓的生猛海鲜……
哈尔滨市一家饭店将民间传说为具有“神奇大补功效”的胎盘［placenta］引上餐桌，并且打出醒目广告。当地市民众说纷纭：质疑者责问并斥责——这不是吃人肉吗？简直也太变态了。而这些胎盘都是从当地一家医院买来的，这家医院在出售婴儿胎盘时很有“职业道德”，专门为购买者出具胎盘的化验单，以证明胎盘没有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和其他传染病病原体［pathogen］。
？？？？ 一位从事妇产研究的人士认为，吃胎盘只是民间的一些说法和做法，从医学角度看，从来没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一家北京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胎盘到底有无神奇的营养，是一个有待确证和澄清的医学问题。但是，婴儿胎盘毕竟来自人体，无论从伦理角度还是卫生角度看，它都绝对不能作为食品摆上餐桌，这是毫无疑问的。 为进补竟至于打人体胎盘的主意，某些国人变态到极致的‘进补观’由此而活现。？其实这类事件，在重庆、陕西、南京等不少省市的各地医院人体胎盘的去向都发生过不小的风波。
最近，发生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变态杀人狂魔案，又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吃什么补什么”的一个极端注解：这个以前因强奸幼女罪被判了8年、现在出狱3年的罪犯已向警方交代他已经杀死28人，其中大部分是未成年的男孩。这么多小男孩都是在一个叫“天麒”的网吧认识并被他勾引走，然后杀害的。 在杀人狂魔家中的炕上，警察一共发现四具尸体，他们死去的样子是一样的，都是面目全非，要么耳朵没有了，要么眼睛被挖掉了，全部被剖开腹部，内脏全被取出，生殖器无一例外被割掉了……因为在中国传统的饮食习惯中一直就有所谓的吃“鞭”补“鞭”的习惯——君不见遍布中国各地大小饭馆招牌上的烤羊鞭、炖牛鞭、煲狗鞭等张扬喧嚣的字样。
这也可能是因果报应吧：也正是广东人最爱吃的野生动物之一的果子狸［masked civet］，把足可以令广东全省路断人稀的萨斯（SARS）病毒首先在广东境内爆发、流行并向世界各地传播！而SARS在短短的半年里就攻击了29个国家，约9000万人因此染病，800多人死亡，仅亚洲地区直接经济损失就达400多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因之在漫长的将来带给人们精神方面的损伤与潜在危机。而从1997年就开始的令整个世界谈虎色变的禽流感病毒［viruses of Bird flu］，也是从广东这个野生动物消费大省流传全世界的。仅今年开始，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一亿五千万只鸡鸭因恐传染禽流感而被自保的人类活活烧死或者集体屠杀掉！
也同样是针对广东省，最近又爆出这样的消息：广东省心血管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人近一千万；在全中国发病人数为最多 ——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广东人的“头号杀手”，每年死亡患者占全省总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其上升速度是中国大陆平均水平的三点六倍。这不能不说是上帝对那些贪婪的饕餮之徒的一个警示。
朱镕基当上海市长时差点被甲肝［hepatitis A］累死了：1988年春天，上海甲肝大流行引发了中国的第一次城市公共安全危机。 当年4月，感染甲肝的人数达到了高峰。那个月的其中16天，日报告发病数超过了1万例。 放到朱镕基办公室桌上的报告简直让这个新市长寝食难安。就是上海人爱吃的这个小小的毛蚶［ark shell］，竟使40多万上海人卷进了“甲肝飓风”的旋涡中。一时间，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店停业。据悉，这次“毛蚶飓风”造成了30多亿元的损失。上海1988年流行甲肝时，一盒平时仅几元钱的普通板蓝根冲剂［一种中草药制剂］，就可以换台在当时还颇为稀罕的电视机。而在十多年后的广州，当萨斯流行时，一瓶白醋就能卖到200多块钱！可就是在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后的今天，野生动物在广东、毛蚶在上海的餐桌上仍是供不应求。 “记吃不记打”是我们常常用来嘲笑狗的德行的口头禅，而自以为是万物灵长的人类在吃的问题上又能比狗高们高明多少呢？
在人脑愈来愈离不开电脑的现在，只要随便打开一家中文网站的搜索引擎搜索“食品”或“吃”等字词，结果与之最多的关联词便是“安全”和“中毒”，这对素以美食大国自负的国人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当年曾断言：“我中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的民族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若泉下有知，也会惴惴不安的，我想。
因其在历史上的强大与奢侈放纵而闻名的西罗马帝国，其突然消亡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是萦绕在历代西方史学家脑间的一个千古悬疑。而他们千百年来穷思苦究的结果，杂芜得就象人们一直以来用以形容罗马城道路四通八达的那句俗语“条条大路通罗马”中数不清的“条条”一样。
而1969－1976年，在英国南部赛伦塞斯特展开的挖掘工作，却意外地提供了一种信史的佐证：那是一座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的罗马人的墓群，考古学家们从这里找到了450具骸骨，其中多数骨头中的含铅量，都是正常人的80倍之多，儿童骸骨的含铅量则更高。这些人可能全部死于铅中毒［lead poisoning；plumbism；saturnism＇。
西罗马人对他们的优良供水系统一直引以为傲，他们通常都以铅管输送饮用水。罗马人用铅杯喝水，用铅锅煮食，甚至用氧化铅［lead oxide＇代替糖调酒。吃下如此多的铅，一定会全身无力。而连续吃下大量的铅还有另一个恶果，就是丧失生育能力。后期的罗马皇帝经常鼓励夫妻生育更多子女，可能是为预防人口减少，虽然并无精确详细的人口消长数字证实有这种现象。现代科技证明即使吸收微量的铅，对生殖能力也会有影响，所以罗马人很可能因为喝了含铅的酒和水而致死及致帝国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