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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铅中毒也不可能是罗马城于公元5世纪被攻陷的惟一原因。但东罗马帝国为什么能在西罗马被灭亡后，继续存在1000多年呢？虽然东罗马帝国仍然能存在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件事情也值得人们关注，那就是东罗马帝国境内的铅矿较西罗马要少得多，所以当地居民只得凑合使用自认为较低劣的瓦锅和陶杯。
若随着考古专家们的不断探寻，得出西罗马帝国覆灭的原因与此相近的话，那可真应验了一位资深法国营养专家的那句著名的“一个民族的命运，要看他们吃的是什么和怎么吃”的预言了。
而在21世纪的第六个年头、人们还沾沾自喜的沉寝在已经“创造了中国神话的中国，其水管80％还是用铅盐作稳定剂：因为目前铅热稳定剂在美国已被禁用，欧洲也正在制定相关的禁用条例，在美国有机锡热稳定剂早已全面取代了铅热稳定剂。国内一些ＰＶＣ水管等管材生产企业由于生产成本及技术方面的原
因，仍在大量使用铅热稳定剂。
而我国现在仍有3。2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还有一些农村饮用水存在高氟、高砷、苦咸、污染及血吸虫等水质问题。须知饮水安全也是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凸现并引起全球普通公众的强烈关注，则源于“9。11”事件之后，恐怖分子扬言要将食品和供水作为下一个生物恐怖攻击的目标之一。而其在中国成为政府、民众和传媒所共同关注的焦点和常用词组，却是在即将逝去的2004年里——2004年初，风传在北京的各大妇幼医院，由于吃所引发的儿童性早熟［sexual precocity＇的求诊现象非常严重，而这对当局来说的所谓的副面消息，就自然的被屏蔽进而成为风传了。
我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北京一家著名的妇产医院的大夫，才接触到这样一个案子：一天上午，我呆在这家医院的门诊室，只见一名30多岁的职业妇女，带着的女儿前来就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会相信站在眼前的这个完全可以用成熟来称谓的胖女孩年仅7岁半！
事后，这位女医生朋友告诉我：在诊治过程中，她发现这么小的女孩竟然来了“例假”，而且胸部发育也很异常——竟然长出了乒乓球大小的两个乳房，而大腿等部位的脂肪堆积也开始像十几岁的女孩一样。我问原由，女医生回答：其实性早熟儿童近年来在北京屡见不鲜，在这些前来就诊的小患者中，既有像刚才这位7岁就来了“例假”的女孩，更可怕的还有六岁的小男孩就长出了胡须的！这都是因为一些含激素的儿童食品，这些食品虽然比较迎合儿童的口味，但其中含有的激素，因儿童吸收能力有限，极容易在体内堆积，造成性早熟的发生。特别是一些含化学物质的海产品，对儿童的性早熟为害更烈。仅添加激素一项造成的危害，就已使得中国女孩月经初潮由20年前的平均14岁左右提早至现在的10岁左右。更有资料显示，中国人的生育能力已经降低，每8对夫妻就有一对不育。
随着我的调查更加深入这才发现，那些所谓大补的海产品，不但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影响严重，而且更为严重的影响着成年人的生育能力……
再让我们回到那些可怕的海产品上来：成年人吃鳝鱼、甲鱼等海鲜的原因，无外是为了滋阴补阳，而化高价钱给孩子们买海鲜吃更是为了孩子更加健康。可你若吃了这种用激素［hormone］催大的海鲜不但壮不了阳，反倒有断子绝孙的危险，而更可怕的是孩子得到的将是拔苗助长式的身心摧残！因为，笔者就亲眼在广东、浙江、江西、陕西等不同地区见到这样的骇人景况：每到年底，农民们清理整治鱼塘塘底的时候，除了要清理淤泥土之外，还会在塘底铺上一层厚厚的“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或避孕药。他们之所以给鱼塘的底层铺这些避孕药并在鱼虾的饲料中加大量的激素，是因为这些药品除了可以起到防治鱼类的传染病外，还可以加速鱼类的生长，也是一种促长剂。因而，那些不同地区的养殖农民，都用几乎相同的话对我讲：我们自己养的这种鱼类，我们当地人自己都不吃。我还不止一次的在广州的几个不同的饲养鱼类的池塘，碰到农民正放干水清塘时，塘底还有厚厚的一层没有化开的避孕药片！这还又一个原因，就是这些避孕药片是当地政府为了计划生育而免费发放的，故养殖户使用起来就没有成本。
现在价钱越贵的的海鲜越是不能吃的，这在北京的餐饮界人士中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特别是不吃鳝鱼和甲鱼。这是由于在正常情况下，一只2斤重的甲鱼的生长期应该是2年左右，而现在同样大的一只甲鱼的生长期只需短短的两、三个月！在地球越来越像个大村庄的今天，村东头患感冒村西头注定要跟着打喷嚏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中国作为农产品出口大国，这些恶劣而又危险的海鲜产品屡屡引起日、美、欧盟等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多次抗议也就见怪不怪了。而面对这些问题海鲜在大洋彼岸频频掀起的国际贸易风波，习惯于谎言搪塞的有关官员竟然说“我们出口的水产品中的“毒物”，是因为渔家姑娘们因为在打捞海鲜时手指被坚硬锋利的虾壳划破了，随意搽抹‘氯霉素［chloromycetin； chloramphenicol＇软膏’所致 ”的这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来搪塞并愚弄国际视听。
近年以来，全球有数亿人因为摄入污染的食品和饮水而生病。许多食源性疾病孤立地出现，甚至使大量人群受罹，这些都未引起有关公共卫生部门的重视。食源性腹泻仍然是儿童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成为发展中国家婴幼儿主要死因之一。据估计5岁以下儿童每年有15亿人发生腹泻，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300万。
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不但增加了额外负担，还消耗了有限的卫生资源，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而近年来，在每一大洲均已出现许多极其严重的食源性疾病的暴发，大部分是由于食品生产和流通发生改变。
在我国，猪肉中“瘦肉精”［ clenbuterol在养殖者中的俗称 ］引起的多起群体性食物中毒与蔬菜中农药残留［residue of pesticide］超标的“曝光”，再加上媒体所报道的谷类食品和腐竹中“吊白块”［ sodium formaldehyde sulfoxylate 在中文的俗称］、水产品中甲醛［formaldehyde］等“新闻”，引起了空前的广泛关注。“我们还能吃什么？”这种普通百姓的责问，确实至少是给政府部门感到了压力。
“民以食为天”，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自己民族重视“吃”和“吃”在日常生活与历史传统中的重要地位的一种妥贴而形象的表达。我的一位周姓朋友的父亲，1940年代远在英伦留学时，有英国人问他：中国人普遍信什么宗教？他想都不用想就答曰：信“吃”。真正的精辟简洁！
然而，随着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席卷中国的抗击萨斯（SARS）中的杰出表现而举世敬重的两个中国人之一的钟南山院士（钟院士是以精湛的医术和敬业精神而名标青史）的一句相关食品安全的石破惊天的话，使得一直以来对此都懵然无知的老百姓在惊悚激愤的同时，不禁责问：是谁把我们的“天”捅了个大窟窿？我们还能相信谁？！还能相信什么？随后便在全国刮起了一股强劲的食品安全问责风暴，而在这场关乎种族存亡的食品安全问责中，钟院士严谨理性的科学精神和讲真话的人格尊严，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我们这个种族正在不知不觉中集体无意识地进行着的慢性自杀。
事情是这样的：2004年暮春，在南国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越秀区人大代表的分组讨论会上，做为全国人民代表的钟院士的一句“食品安全日趋严重，50年后广东的大多数人将丧失生育能力”，再次引起传媒的强烈关注，随后一批颇具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的媒体纷纷将钟院士的如下讲话公诸于众：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广州很多疾病发病率的快速增长都和食品安全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广州的肠癌［intestinal carcinoma ］、妇女宫颈癌［cervical carcinoma］、卵巢癌［ovarian carcinoma ］的发病率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而这些和农药、添加剂、防腐剂和促长剂的过量使用都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近年来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男性的精子浓度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男性精子浓度是五千万到一亿算是正常，现在三千万都算正常了。现在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
世界范围内严重的药物灾难屡见不鲜，刘经棠、朱正芳先生编译的《现代医药中的错误》一书，举出多个例子，其中，反应停（妇女早孕反应时使用）就曾于上世纪50年代造成巨大的灾难，服药者生出的婴儿手脚都直接长在身体上，形如海豹，死亡率50％。不完全统计，德国有8000个海豹儿，日本有1000个……
随后，科研人员给兔子和猴子服用了反应停，它们便100％发生了畸胎！药物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往往不与剂量比例相关，有些会在极微量时便对敏感的人群造成极严重的后果。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大闸蟹风波”，据说就是在蟹身上验出“氯霉素”。可氯霉素的毒性也是一点点足可致敏感的人于死地。
有毒食品在千百年来，不仅侵蚀着普通人的身体健康和性命，而且对那些名扬百代、为人类文明做出过贡献的卓尔不群之士也不放过，甚或在他们付出生命代价之后，一直还要使他在生前视若生命的名誉蒙尘含羞——以伟大的《命运》交响曲震撼并激励过世界角角落落几代人的乐圣贝多芬，便是一个不幸的个案：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都把贝多芬的死亡原因归于足以令任何男子耻辱的性疾病——梅毒，尽管人们也一直好意的用中西通用的“才子风流”之因为其辩解，但近二百年来人们还是有美玉微瑕之感。
幸而，最近一个由基因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医组成的科学家小组的一个研究项目，却意外地为贝多芬洗脱了一直以来强加在他头顶上的恶名。该项目正如其负责人吉诺？福尔纳恰里所说的“此计划并不是对疾病的简单研究，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调查。因为隐藏在这些骸骨背后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秘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所说这项计划，是为了向世人揭示50名代表人物是如何生活以及如何死亡的。他们吃了什么？有什么习惯？有什么样疾病的困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将在科学家对尸体进行基因研究之后得出答案。
科学家们对贝多芬的死亡研究就是这样取得了进展的：科学家在对已经保存了近两个世纪的贝多芬的一绺头发研究后发现，这位伟大的音乐家生前并未服用过大量镇静药和含砷的药片。因为在贝多芬死后，他的私人秘书曾指责
医院“让贝多芬服用了太多药品从而导致他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