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忽视而逐渐湮没。公元前181年的一块碑文就提到一个陂池如何起不了作用，结果使一个城镇遭受了洪水（文献四，28）。
新的基本经济区逐渐发展了起来。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为这条富含泥沙河流的经常泛滥所困扰，但人们也继续在利用洪水带来的大量肥沃淤泥。由于居民日益在过于靠近河岸的地方耕种，由于引水灌溉导致了黄河流速的减缓，黄河的水患变得越来越严重（文献四，27、29、30）。黄河支流及淮河沿线的水利系统最为发达，当地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开凿了灌溉渠道234（文献四，31）。据冀朝鼎统计，两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兴建的56处治水工程，有18处位于陕西，19处在河南，4处在山西，5处在河北，还有1处在安徽。235黄淮流域的大多数水利工程都是在东汉兴建的。236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水工程出现在公元69年，当年政府组织了数十万劳力，在一段长达千里的距离内筑堤、挖渠（文献四，32）。
汉水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南阳、汝南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这里的降水比原来的畿辅地区关中要充足得多，气候总体上是处于稻产区与麦产区交界线附近的状态。因而水利灌溉在决定农作物的选择方面非常重要。237这一地区在汉代修建了许多不同规模的陂池。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召信臣最早在当地大兴水利。南阳郡有数十处农田因渠道的开通而受益。不过，虽然总的灌溉面积颇为可观，达到了3万顷，各个分散的独立工程的规模却并不大。现存最早的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是一块关于为避免纷争而规定如何分配水源的碑文。郡府官员在此似乎只是起到了仲裁者的作用，而没有直接介入管理（文献四，33）。
农业资源 水利灌溉（2）
另一个重要的陂池是汝南的鸿隙陂。它初建的年代已不清楚，但大约是在公元前15年，后来它由于自身引发的洪水而遭到废弃（《汉书补注》卷84，第20页）。人们抱怨说这个陂池的毁弃使他们只能以豆、芋为食，表明这一陂池原本是给比豆、芋需要更多水分的作物提供水源的，这种作物很可能就是稻。大约50年后，这个陂池又得到修复。据说在东汉大部分时间内，汝南都是一个水利灌溉非常发达的地区。水渠、陂池与水门构成了这一水利系统的主要特征，它的功能可能就在于灌溉稻田（文献四，35、36）。
修建水利工程的做法在各地得到普及。在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更南方，远至主要种植稻谷的今越南，都开凿了水渠、兴建了陂池，用于灌溉（文献四，37、38、39、40、41）。然而，粟麦产区同样没有忽视水利，原有的灌溉系统不时得到维修。例如，中央政府在公元2世纪就对今山西境内的水利工程进行了修复（文献四，42）。北方之所以需要水利灌溉工程不仅是为了弥补降水的不足，而且也是为了改良盐碱地（文献四，43、44）。
汉代人民的治水技术已经非常精致。例如，白渠在水流到达大坝前有一段至少五十里的输水道，在这段水道上修建有提高水位的滚水坝，从而能确保水流有相当距离的冲程，同时也使能重浊的泥沙沉淀在这段水道中。238汉代水利工程的精致在天井堰的设计中也得到了体现，天井堰建有一系列墱，通过它们水又能回到原来的水渠（文献四，45）。另一个水利工程能在大雨时节阻止池水的外流，而用灌溉渠道排泄农田中多余的水分（文献四，46）。即便是水流在农田内部的分配，也是通过相当复杂的沟渠系统完成的（文献四，47）。机械设施在汉代也有了发展，在需要将水从低处引往高处的地方，已经开始使用翻车与渴乌。这两种设施现在在中国的农村还看得到（文献四，48）。
水利灌溉工程的规模当然相当悬殊。大型的工程都是由国家下令建造的，需要数万劳力修建好几年。小型的工程则由地方官府组织修建。某个工程就用了四万个工作日（文献四，49）。某些地方工程由官府组织，而由民间出资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文献四，50）。西汉时期中央有专门负责水利的部门，由它向各地派遣主管官员。不过，东汉的建立者光武帝却下令负责水利的官员改归郡级行政部门管辖。239这一管辖权的变更，与其说是官僚结构的改变，不如说表明兴修水利已经变得相当普遍、平常，从而有必要将建造它们的主动权交予地方官员。
事实上，民间兴建水利工程的情况也不罕见。正如南阳樊氏所做的那样，富人会修建陂池来灌溉自己的农田。虽然樊重是皇太后之父，但其陂池是在东汉建立前修建的，因而属个人行为。240有则碑文记录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有个小里邑的居民集体开凿了一口义井来获取地下水，有九十一个人捐了钱，总额是几十万钱，但捐款者的名单中没有一个被标明是官员。可见，兴修水利不仅是政府关心的问题，而且也为普通百姓所关心，他们联合起来主动行动，共同分担开销与负担，并享有其效益（文献四，51）。
大约二十年前，考古学家在洛阳出土了九十七个陶井模型，它们大多分别单独出自八十六座汉墓。这种现象表明汉代每个农户可能都有各自的水井。陶井通常都是狭长形，并配有滑轮、辊子与吊桶。井架正下方建有水槽，水槽的另一端有出口。因此，整个组合显得不仅仅只是用于汲取饮用水。那对并列于狭长井口的吊桶，能够轮流卷上卷下，有出口的水槽更像是一道灌溉沟渠的开端处。241
总之，汉代农民利用水资源的途径不止一种，不过总的趋势有过变化。开始主要是由政府主持兴建水利工程，想利用它来改良土壤，增加耕地面积。后来则转向了为数众多的民间小型工程的兴建，通过为降水不均的地区提供稳定水源，或者通过为高产或高价值的作物提供充足水源，来增加农田产量。前一种行为，的确如木村正雄所指出的，与次级可耕地的开发有关。不过，后一种行为应该被视为农业技术的进步，可能与农民在自己的农田上追求最大产出的意图有关。
这一章试图探讨汉代农民大概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发展其农业技术的。他在可种植的农作物方面有相当广泛的选择，可以只种一种，也可以选择一组作物进行轮作。土壤的质地与条件多种多样，气候环境也各不相同。但他认定人类的努力能够改良土壤，使其更适宜种植。利用水资源的各种经验，也使得在能否得到与能得到多少这种农业生产最珍贵的要素方面，农民不至于完全听天由命。如果不是相信人类至少可以部分地控制自然条件，汉代农民不可能如此坚持不懈地寻求提高生产力的途径。
耕种方法与技术 农作规模
汉代农作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农史学家估计在秦统一前夕，秦国农民平均占有土地的数量要远远小于108小亩的理想状况243（文献五，1）。而在人口更为密集的关东诸国，农民已经开始开发沼泽及丘陵向阴面等边缘土地。但由于人口压力太大，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仍然要小于秦国。244托名《管子》的那部汉代著作注意到了人口稠密地区与人口相对稀疏地区在土地使用情况方面的差异（文献五，2）。郭文韬依据《管子》的材料估计，当时农户平均占有的土地最多是150小亩。245公元2年及2世纪时耕地与人口数的比例反映，总的来说，每个农户占有的土地大概是70亩，这大约相当于168小亩。246
每个农户的平均农作规模是20到30亩，每人5到7。5亩，或者说每个劳动力6。6到10亩。247这些数字比《管子》提到的数字要小得多，可能是因为佃农的农作规模要小于自耕农。也可能是南方稻田农作的规模要比北方旱地农作的规模小，同今天的情形一样。按照晁错的说法，一般每个农户只耕种100亩土地。
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开销需要使用现金，例如购置衣物与缴纳赋税。这种需要可能推动了农民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土地。当时的田租虽然名义上要根据产量的多少缴纳，但实际上是按照土地面积征收的，因此农民在尽可能多地进行生产时不会有所顾忌。结果导致了连作制的发展，或者是连续种植同一种作物，或者是对不同作物进行轮作。而且还从一年一熟制逐渐发展出了一年多熟制。
耕种方法与技术 多熟制
最早提到作物轮作的是《吕氏春秋》，该书完成于秦统一前夕。其中写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248
最早谈到一年两熟的言论是：“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益数盆，一岁而再获之。”（《荀子》卷6，第5页）汉初，黄河下游地区也曾出现过复种制，能四年五熟249（文献五，3）。
现存最早农书《氾胜之书》的辑文提到在收割完禾后即可种麦，这指的是公元前1世纪晚期的作物轮作250（文献五，4：7。3。1）。东汉时期，农民在收割完禾后即种小麦，而在收获小麦后又立即种禾或豆。于是这三种作物在两年的时间内就被轮作了。251（文献五，5，6）从《四民月令》提到的工作安排也可以获得一些有意思的发现。《四民月令》所描述的农户在一年的不同时段要同时买进、卖出谷物，至少在八月是要卖出小麦、买进黍的。如果农民买进黍是因为正当其收获时节价格较低，那么卖出小麦则可以解释为是满足种麦对种子的需求252。（文献三，1：8。7）
除了作物轮作外，土地的集约使用还表现为对各种蔬菜进行间作套种。《氾胜之书》提到了瓜、薤、豆之间的间作套种（文献五，4：7。5）。黍与桑树也可以一起种植，烧过的黍杆灰可以给桑树苗提供养料，由于桑树苗只需要很小的空间，这样做还能充分利用桑树苗之间的空地（文献五，4：4。13。1－4：4。13。3）。
西汉时期对土地集约使用的情况，当然在农业发达的关中地区和黄河流域东部平原地区相对更为普遍，在黄河与汉水上游之间的地区也一样。而在农业不太发达的地区则仍然存在粗放式经营。例如，在南方长江流域的肥沃土地上，整个西汉都没有改变简单的刀耕火种农作方式。在更多移民到来前，该地巨大的生产潜力不可能得到充分利用。253
耕种方法与技术 新的耕种方法——代田
各种作物的复种与轮作是通过对种植次序的规划，以求最经济地利用土地。与这种时间上的优化安排相应的是对空间的最优化利用，通过尽可能地密植，同时又使作物不至于密集到丧失适当的养分和生长空间，来达到单位面积的最高产。公元前1世纪初期，在赵过的提倡下，一种称为“代田”的耕种方式受到了汉王朝关注。班固在《汉书》中概述了这一农耕方式，不过，由于原文非常模糊和简短，所以史学家对它的解释也各不相同。
采用代田法，一亩农田要被划分为若干条甽，沟中犁起的土壤则被堆在甽旁形成一尺高的垄。种子播种在甽中，在其生长过程中不断将垄上的土推入甽内苗根上。最终，垄上的土全部被推回沟内。次年，则在原来甽之间的土地上开挖新的甽（见示意图1，略）。赵过还改进了农具来适应这一新耕种方式的需要，并在政府公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