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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针是由于经济加速增长而受害的那些人的行为产生的。首先，有些人所掌握的技能只适应于老的技术或需求，他们无法适应日益变化的条件。有些手艺人建立了工会保护自己，他们对学徒或增添新手施加种种限制，坚持严格划分哪些是只有他们才可以做的工作。还有一些小店主对大规模零售业的发展感到愤慨；因此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联合起来对制造商施加压力，或者到处游说要通过法律来控制联号商店。还有许多各种不同的集团受到变革的影响，其中有许多集团组成协会和施加压力，以制止或减缓使他们深受其害的变革进程。因为我们每个人作为生产者都有可能受到变革的影响，所以经济增长所招致的敌人同所吸引的朋友一样多。当社会制度建立不久、并显示出具有提供商品的能力时，人们对它热情支持。但是，随着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增多，统治阶级再也得不到被统治者的忠诚。社会出现分裂，出现一场新的权力之争。在斗争过程中，统治阶级往往对自己失去信心，并放弃它形成时所依据的原则，为了保护将受到变革损害的那些人的利益而设置障碍。于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减慢下来。
毫无疑问，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同样，我们不能说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如果存在着周期，由于我们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原因，这个周期在某一些社会中比在另一些社会中完成得更为迅速。如果我们问：为什么“Ａ”社会能如此长期地保持着自由，而“Ｂ”社会却如此轻易地丧失了自由，我们常常不得不作出这样的解释：“这些人不那么走极端”，或者说“这些人政治意识比较强”，等等。但是，如果“Ａ”社会能比“Ｂ”社会坚持的时间长的话，它也许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从经验教训中懂得存在着哪些隐患。也许这种“无限期”的1差限太长；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显然无法预言这种周期将有多长或多短，如果制度变革的时间推迟得太久，那么，经济增长可能由于不是由制度变革拿本身所引起的许多原因中的这个或那个原因加速或减慢。总之，制度有可能以有利于经济增长或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对往事的一种反作用，也可能不是。如果它是对往事的一种反作用，可能会很早出现，也可能拖延很久。关于变化的方向，我们所能说的大概就是这些了。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四章 知识
促使经济增长的近因是：努力节约、知识积累和资本积累。在前两章中，我们从价值以及从制度两个方面对努力节约进行了论述，价值大的节约看来是值得履行的，制度既能鼓励努力节约也能使这种努力不起作用。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下一章将论述资本的积累。在序言中，我们业已着重说明，这三个因素所以分开论述仅仅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这三者是同样重要的，是相互依存的。
经济的增长既取决于有关事物和生物的技术知识，也取决于有关人和人际关系的社会知识。前者往往在这个范围内加以强调，而后者也是同样重要的，因为增长取决于学习如何管理大规模组织或创建有利于努力节约的制度之类的事情，就像增长取决于培育新的种籽或学习如何修建更大的水坝一样。
本章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论述知识积累的过程；第二部分论述知识在生产上的应用；第三部分论述培训。这样划分也仅仅是为了分析起来方便一点。知识的积累和应用是相互促进的，有一方面落后，另一方面也必然落后。
第一节 知识的增长
知识的增长是因为人生来就有求知和喜好实验的本能。
人的求知欲使得他要探询事物的究竟，因为这些事物引起他的注意，虽然它们与他遇到的实际问题并无直接关系。正在实施的实际任务和他们提出来寻求解决的种种问题，也大大刺激了他要求进行实验的愿望。
因为每一代人都要靠其先辈遗留下来的知识，有助于知识积累的最重要的发明就是文字的发明。在文字发明之前，每一代人只能把头脑中能够记忆的事情传下来——如果我们拿在有一个特别指定的历史学家阶层的原始社会中文盲历史学者留传下来的多少历史，同文明社会留传下来的历史的数量相比——例如比较一下１９世纪的这两种历史——我们就能发现口传下来头脑能记忆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文字艺术在描述抽象概念时的差异。譬如，数学的进步要是没有文字是不可能的（许多未开化的社会甚至没有词汇来描述十二以上的数字），而在其他每个研究领域，目不识丁的人的知识必定停留在抽象的最初阶段。
使知识增长率出现各种差别的第二个发明是科学方法的发明。这确实是哲学家们的功绩。逻辑和玄学的发明起源于古希腊，但是直到近两千年以后，文艺复兴重新打开这些研究领域时才得到发展。从那时起，知识的增长率比之以前出现过的任何增长率都是非常高的。
因此，人们在考虑知识增长时必须区别三个时代，即文明前时代，有文字而无科学方法的时代和科学方法的时代。同样，我们还必须根据社会是否开化和社会的文化与哲学是否具有科学观点来区别各个社会。
关于适合知识增长的条件的论述，有很大一部分涉及第二阶段的社会——开化而处于科学前的社会。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国家在这个阶段的进步比另外一些国家的进步要快，或者在同一个国家里，某几个世纪的进步比其它世纪的进步快。关于处于开化前阶段的国家，也可提出类似的问题，虽然我们对这类问题不提得很深，因为开化前的各族人民的技术成就没有那样大的差异（他们发明）同样的工具、农业、熔炼和其他技术工艺，主要差别是他们是否使用轮子，是否有本事用石头造房子），也还因为实证太少。在开化而处于科学前的社会，差别比较大，实证也比较多。不过，要回答问题同样不容易，由于它们对我们时代的实际问题没有什么影响（现在各个国家都可分享科学革命的成果），我们在这类问题上将不花费大量的时间。
（一） 科学前的社会
广义地说，科学前社会，在识字人中知识增长率似乎取决于他们的哲学态度和他们的阶级结构。
知识的增长要求具有推理、提问、实验的头脑。这一态度也许在一定的环境中得到最好的发扬，但是什么样的环境最有利，我们只能猜测了，我们不能希望在这一问题上得出靠得住的结论。在宗教信仰具有竞争性的国家，就是说有多种宗教信仰可供公民自由选择的国家，善于探索的头脑也许比在宗教是专制和垄断的国家更加活跃。同样，在政治和经济权力分得很散和自由行使的国家，爱问根究底的头脑将处于最活跃的状态；这对于社会制度领域内的自由思索确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经常遇到多种多样经历的环境中，头脑也会保持和发展询问的习惯；在游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城镇而不是在乡村中，头脑以不同的方式保持和发展询问的习惯；在从事对外贸易经常得知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办事方式的社会中，或者在拥有各种各样资源，提供各种各样职业，从而产生不同世界观的地区也是这样。知识通过各种文化的交流而大大增长起来，所以我们应预计到地理位置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能还有一种长期的模式：据说一个年轻的怀有抱负的民族善于实验，然而随着它顺利成长起来，它会墨守陈规，会为它的过去、它的种族、它的宗教和它的制度感到自豪，并对自由探索的美德失去信念。我们并不知道科学前的社会发展探索头脑的条件是什么，而且我们现在要找出这些条件同样是不可能的。
阶级结构对知识增长的影响也具有同样的情况。在这方面，人们根据他们认为新的工序是由上层阶级发明和应用的，还是由农民和工匠发明的，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至于上层阶级，有人认为科学的进步依靠有闲阶级的存在，他们有时间从理论进行思考并进行实验，但这种见解是值得怀疑的，其部分原因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在农活做完以后，几乎人人都有半年的闲暇时间，另一部分原因是在这种技术水平上，进步来自人们在干活过程中进行的观察和实验，而不是来自理论上的思考。也还有人认为，奴隶社会上层阶级对采用节约劳力的装置感兴趣的可能性不如自由社会的上层阶级大，但是我们已经提出（第三章第四节（二）），这个论点在商业奴隶社会是不成立的。至于农民和工匠的态度，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允许他们保留多少劳动成果。如果地主和王公贵族不管他们生产多少产品，除了留下糊口部分之外，肯定会把他们的劳动果实统统拿走，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积极性从事发明或采用增加生产的办法了。这大概是在那种社会中影响技术进步的最大的一个社会因素了，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或许比有闲之士进行理论上推测重要得多。另一个“阶级”因素在这类社会中也许是重要的，那就是知识受垄断到什么程度。虽然我们称这些社会为开化社会，但事实上仅有一小部分人是有文化的，主要是僧侣、行政官员和商人。在许多社会中，有文化的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守他们的秘密。没有文化的人也组成了行会，不让他们的手艺外传。如果知识成了少数人的秘密，知识就不会迅速增长了。
不管可能出于什么原因，各个社会赋予学者的地位，以及学者受尊敬和爱戴的程度大不相同——例如，考虑一下学者在中国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处的有利地位。不过，技术进步是否由于学者所处的地位的这些差异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看来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