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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２），即使通货膨胀使储蓄额增加，这也不会使通货膨胀停止，除非储蓄金被储藏起来，或者用以代替更多的新货币来作为一直在造成通货膨胀的投资资金。因此，如果企业家像他们乐于做的那样将其新获得的利润用作更多的新投资的资金，这对资本形成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它也可以使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如果在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利润去购买公债，政府就能停止发行新的货币来为它的计划提供资金。
（或者，如果从银行借钱的企业家制造了通货膨胀，那么如果现在获得利润的企业家用它们支付银行贷款，或者将它们储藏起来，或者购买正在进行新的投资的企业家的证券，通货膨胀将得到制止。）农民用他们的利润偿还债务，购买更多的土地，其效果如何取决于放债人和出卖土地的人将这些钱派什么用场。放债人也许把它储藏起来，等待“更好的”日子（即农民再次缺钱的日子），出卖土地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如果政府希望通货膨胀尽快停止，同时又保持其较高的（实际）开支新水平，如果它不能依赖将自己的储蓄金贮藏起来的储蓄者，那么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这些储蓄金，不是以征税的方式把它们拿走，就是通过出售公债的优惠条件把它们拿走。
储蓄金是贮藏起来还是投资于公债的可能性取决于通货膨胀率有多高，通货膨胀的时间持续多长。如果价格迅速上涨，或者持续时间相当长，那么人们就会对货币丧失信心，既不会保存货币，也不会保存公债。他们宁愿保存不动产，因为不动产的价格是随着通货膨胀而上涨的，人们普遍抛出货币而购买货物，这会加剧通货膨胀。人们是否抛出货币而贮存商品或固定资产，这部分是一个调节问题；总是有人抛出货币而购买商品或固定资产的。做股票投机对经济是有害的，因为它使原料更加短缺，甚至可能使生产缓慢下来，从而使价格上涨得甚至更快。购买固定资产的结果会使一些新的资产建立起来——建造房屋，改善农场，还可能出现许多新工厂。通货膨胀使固定资本形成增加；即使是恶性通货膨胀，例如１９１９—１９２３年德国的通货膨胀，也会产生这种结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结果，因为它使实际产量增加，使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在这种创造资本的方式发生的时候，它会使通货跟着膨胀，甚至可能像购买股票那样，由于从消费品工业抽走资金，使消费品的产量暂时下降，因此使价格更加急剧地上涨。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它就可以用规定最高价格、配给基本消费品和发放新投资许可证的办法来防止通货膨胀失控。如果这些政策获得成功，它们也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因为人们往往把他们不能用于购买配给商品的钱储蓄起来，所以储蓄将同投资保持均衡。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战时财政获得成功的秘密之一。在此期间，尽管作出巨大的战争努力，物价只上涨了５０％左右。（另一件重要武器是很高的边际税率，它吸收５０％或更多的支出，其速度和它产生收入一样快。）目前，管理通货膨胀使其不致于失控的方法，比２０年前得到人们更深切的理解。然而这些方法只有拥有有效行政机构的政府才能使用，这些政府主要是先进工业国的政府。欠发达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效率相当低，它们控制通货膨胀的尝试所造成的害处往往和它们带来的好处一样多，尤其是如果这些尝试的主要效果是使得毫无控制地生产非基本必需品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或者建立黑市网和鼓励贪污腐化的话。
通货膨胀的最严重后果是物价大幅度上涨或者持续时间很长，以致使人们对货币丧失信心。短时间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在二三年内物价每年上涨５％，人们是不会感到恐慌的，因为他们相信，物价不久会再次下降。管理得比较好的国家的货币当局维持了这种信心，它们的习惯并不是逐年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而是使短期货币膨胀阶段与严格限制阶段交替出现。银行信贷上升三步，下降一步，而不是连续上升。这样，创造新货币有助于资本形成，而不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也不会严重影响人们对货币和公债的信心。原则是，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那么最好是一次用一点，而不要连续使用。
至于（３）我们已经看到，在任何情况下，用于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因为到适当时候，新资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消费品，这些消费品不但会制止物价上涨，甚至还会使物价下跌。此外，实际产量的这种增加也可能使储蓄增加，因而提供了使投资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储蓄金。储蓄增加不一定意味着实际产量也增加，因为储蓄水平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而不是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可是我们无需马上讨论这一点，因为我们一会儿就要讨论决定储蓄的各种因素了。
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它只应间歇地和少量地使用；除了这条原则，我们不妨再加上这样一条原则，即它只应当用于很快就能完成的，此后利润率很高的投资。要说明用新资金资助一项农业推广业务，传播高产新技术知识的例子，或者那些向农民提供更多的水而又不涉及在河流上修建工期长、造价高的工程的措施，或者使新的肥沃地区迅速可以耕种的清理土地、排水和开垦土地的计划的理由，是比较容易的。而需要大量外汇的计划（例如为工厂购买机器），或者实施起来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计划（例如多用途河流流域工程），或者资本和产量的比率很高的计划（例如建造幼儿园），用创造新货币的办法来筹资是不适当的。人们可能认为，这条“原则”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所有投资来源于全部储蓄，所以从一个规划中挑选出几项计划是没有用处的，这些计划被说成是通过自愿储蓄来集资的，而其它计划则被说成是靠创造新货币来集资的。因此，也可以认为，比较好的“原则”将是避免所有这样的计划，它们与产出相比费用很高，或者实施时间很长，或者需要大量外汇，在这种情况下，边际计划将是那些从这些观点来看最不可取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新货币来提供资金的永远是这些边际计划。可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许多计划不顾这些标准都在一项投资规划中找到了一个位置（例如公共卫生计划或工业化计划），实际情况并不是不包括在内的计划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永远比包括在内的计划大。因此，考虑这样一项投资规划是有意义的，即在制订这项投资计划时首先假定不创造货币，然后再加上这样一点，即如果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那么现在加到规划中去的计划在要不然不包括在内的计划中是最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除了通货膨胀，如果最后的收获是丰硕的，那么就不应当排除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的投资；这些投资和其它投资之间的抉择，仅仅取决于利率的高低。）
（二） 国内来源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看到，人均国民收入不增加的社会，每年的投资占它们国民收入的４％或５％或更少，而进步的经济每年将１２％或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主要问题是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５％变为储蓄１２％的过程——以及伴随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方法的变化。
人们习惯于从进一步履行节约和更有效地使用储蓄金的角度来说明这种转变。进一步履行节约是事实，但是如果因此认为主要的变化是社会上所有阶级都变得更加节约或者减少了浪费，那也会使人产生很大误解。因为主要变化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营利企业家——它比所有其它阶级（地主、雇佣劳动者、农民、领薪金的中产阶级）都更节约，与所有其它阶级相比，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了。在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企业家赚取私利并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它们用于再投资；而在苏联，大幅度增加的利润作为“营业税”被掩盖起来了，为了公众的利益，计划人员将这些利润用于再投资。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从储蓄５％转变为储蓄１２％的主要特点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幅度增长。
利润的相对增加不一定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增加是一样的，因为这种增加同租金收入相对重要性的相应下降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收入分配得极其不公平的社会，并不是那些具有巨额利润的富裕社会的经济，而是那些交纳巨额租金的贫穷、人口过剩的国家的经济。在斯里兰卡或波多黎各，１０％收入最多的人，他们的收入大约占个人收入总额的４０％，而在英国或美国，这部分人的收入在纳税之前接近３０％。这些数字是有点令人误解的，因为公司未分配利润不包括在个人收入的估计数字里；如果将未分配利润考虑进去，那么两者不可能有多大差别。无论如何，就不平等现象而言，不可能对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欠发达的经济进行一般性比较。
欠发达的经济之间是有差别的，这要看土地是多还是少，所有权是很分散还是很集中，还要看在它们内部，矿山或种植园等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很发达。比较发达的经济也是有差别的，它们的个人收入的分配今天也比２０年前公平（在纳税之前。虽然这主要是由于与分配的利润相比，未分配利润增加了）。然而，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欠发达经济之间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的差别这个事实，只对我们的结论有利。储蓄金和国民收入的比率不仅是与不平等现象密切相关，而且更确切地说是与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密切相关。
巨额租金收入不会被储蓄起来，因为拥有土地的贵族并不考虑将他们的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无论如何，在有一个资本主义的例子可以仿效之前，他们是不会有这种考虑的。
租金收入历来用于购买更多的土地，雇佣大批侍从（如果中央政府很弱，则包括一支私人军队），建造教堂、庙宇、陵墓和纪念碑，创办慈善事业，寻欢作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这些习惯改变了。租金要征税，再加上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投资的例子，往往使得地主变得更加节约；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租金甚至可能成为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储蓄来源（次要的来源）。可是这是在事件以后发生的；所以不能以地主变得更加节约来解释社会从储蓄５％转变为储蓄１２％这种变化。
农民阶级的情况也是如此。农民是一个阶级，他们既有节俭的美德，又动辄就要借债，这是自相矛盾的。农民之所以学习节约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离灾难的边缘是多么近。在某些社会里，差不多年年发生水灾、旱灾、蝗灾、牛疫或某种其它天灾，除了那些有点积蓄可以礱e补的农民以外，使得全体农民变得一譬如洗。这些经常发生的灾害是农民动辄就要借债的部分原因。与此同时，那些有积蓄的农民，往往不是将钱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