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但两者之间穿针引线的是小说叙事人“我”。这篇小说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就是女性视角，即“我”是个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一开始就写在战争爆发前，因为“我”是女性，才被团长安排到前沿包扎所，才引出了小通讯员的护送。小通讯员是个刚参军一年，只有十九岁的农村青年，质朴憨厚、不善言辞，特别怯于与异性的交往。为了突出他的后一特点，作者用较大篇幅描写了他与“我”和新媳妇两位女性的关系。在小通讯员送“我”去包扎所的路上，是初步展示小通讯员的性格的重要阶段。作者有意地把这段行军路程安排在白天而不是夜晚，安排在总攻之前而不是炮声呼啸的战斗之中，使得小通讯员不愿与女性接近的个性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微微有些女性特有的撒娇，如走不动路啦，主动与小通讯员认老乡啦，甚至带有挑衅性地问他娶媳妇没有等等，表现出一种战争年代思想感情开放的新女性特有的“泼辣”，以反衬小通讯员的外表腼腆淳朴和内心荡漾着对女性的喜悦。小说写了这么一个情节：小通讯员完成了任务（护送“我”与借被子）后要回团部，他对这次与女性接触的经历充满兴奋和感激。作家这样写道：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了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几乎没有任何议论和解说，小通讯员的一系列动作和那枝不知何时插在枪筒里的小龚，已经把一种性格的形象活泼泼地表现出来。新媳妇的出现是在小通讯员的形象初步定型之后，作品通过小通讯员借不到被子引出了新媳妇的形象，并成功地将作品的重心转移到新媳妇身上。新媳妇的出场十分自然而优美，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快感，正好与结尾时的庄严肃穆形成强烈的对比：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象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新媳妇的性格塑造，是通过她与小通讯员的关系，或者说是以小通讯员的最后牺牲为代价来完成的。起先是代表部队去向老百姓借被子，小通讯员去了，她不借，而“我”去了，她就借了。读者完全可以通过对小通讯员已有的了解想象当时两人初次接触的“窘状”。她心里觉得委屈了小通讯员，所以当小通讯员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把衣服的肩膀处挂了一个口子时，“那新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只有女性才会对衣服上的破口子那么敏感，这个口子就永远地留在了新媳妇心上。因此，当她从众多的伤员中一眼就看见那个露着的大洞时，立即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作品写道：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完全消失了，只是庄严而虔诚的给他拭着身子，……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她低着头，正一针一线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通讯员的心脏，默默的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象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的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的缝。作者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反复渲染小通讯员肩上那个破洞，一步步把新媳妇的感情闸门打开，也一步步把作品推向了高潮。当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要动手揭掉小通讯员身上那床被子时，新媳妇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作者用了一连串与新媳妇刚出场时感情色彩截然不同的词汇：“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气汹汹的嚷了半句”等，然后，为她心目中的“英雄”盖上了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作者正是通过这条精心设计和挑选的有着“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的被子，最终完成了作者对战争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歌赞。善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是这篇小说常为人称道的艺术特色，但这篇小说在叙事上的特色却很少被注意到。从结构上说，两个主人公是被言说者，他们的心理世界是通过叙事者“我”的眼睛看出来或感受到的，所以“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小说前三分之一是写“我”眼睛里的小通讯员形象，中间三分之一还是写“我”眼中的通讯员和新媳妇，而他们俩唯一的一次单独接触则完全被虚写，读者并不知道新媳妇对通讯员的真实态度。直到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小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的感情才汹涌澎湃地爆发。但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感到突兀，似乎只有这样表现才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这种读者心理上的逻辑，却是由“我”来完成的。小说写了一个小通讯员衣服被挂破的细节，这个细节先是出现在“我”的眼睛里：“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而新媳妇对那个破口子有什么想法并没有正面表达。可是当通讯员的尸体出现时，新媳妇正是从那破口子上认出了他。这以后，“我”反而退到了很不重要的位置上，重彩放在描写新媳妇缝衣服上面。这似乎是一个暗示：“我”眼中看到通讯员肩上的破口子而引起的“后悔”，也就是新媳妇心里的“后悔”，表面上叙事人在写自己对小通讯员的感想，其实是暗示了新媳妇的内心世界。虽然小说没有正面写新媳妇对通讯员的心里感觉，但叙事人的心理活动却处处起到了借代的修辞作用。以此类推，小说前三分之一写〃我〃眼中的小通讯员，也不仅仅是一般的介绍人物，而是通过〃我〃对小通讯员的接触方式和感想，读者可以联想到小说虚写的那个新媳妇与小通讯员初次接触的场面以及新媳妇对他的感想，有了这种借代作用，才会有新媳妇一出场时〃笑个不停〃的暗示。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表达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感情交流，显得含蓄优美，令人回味。＇＇注释：＇＇1参见《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29页。2参王愿坚《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谈几个短篇小说的创作经过》，原载《解放军文艺》1959年6月号，此处依据《中国当代文学丛书·王愿坚研究专集》第5～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3〃政委…草莽英雄〃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题材的电影、戏剧中也很普遍，较著名的有《杜鹃山》、《独立大队》等。4《红日》自1957年7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审定，作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7月初版。初版后，先后于1959、1964和1978年作了三次重大的改动，其中1964年的改动最大，1978年第四版时，基本恢复了1959年第二版的原貌。本教材依据1978年版。5《林海雪原》，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9月初版。6〃五虎将〃在《三国演义》里是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五个角色构成，以后在古典小说里多有这样五个角色的配置，甚至考虑到〃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在当代战争小说里，有些作家不自觉地运用了〃五虎将〃人物关系的模式。除了《林海雪原》外，还有如《铁道游击队》中刘洪、王强、林忠、鲁汉、小坡的〃五虎将〃，《烈火金刚》中史更新、丁尚武、萧飞、孙定邦、孙振邦的〃五虎将〃，等等。有关这些英雄人物性格塑造的美学规律，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7引自曲波《关于〈林海雪原〉》，作为《林海雪原》附录收入书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8参阅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收《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9《百合花》，初刊于《延河》1958年第3期。10引自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载《青春》1980年11月号。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章 重建现代历史的叙事
第一节 确立现代历史叙事模式现代历史题材创作是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创作现象，它的特征是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叙事文学作品。这些基本历史观念逐渐成为当时的时代共名，即人人都在政治教育中达到的“共识”。广义地说，现代战争小说也是现代历史题材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本教材为了强调战争文学的特殊表现手段，才有意识地把现代战争史题材与一般现代历史题材分为两个章节来分析。后者的范围可能更加广泛些，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时期以外，还包括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描写从戊戌维新失败到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腐败政治的话剧《茶馆》（老舍著），描写四川保路运动的长篇小说《大波》（李劼人著），以及从戊戌变法写起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著）等，都可以归纳到本章所要讨论的内容中。现代历史题材创作的主流是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重大历史事件，比较突出的艺术体裁是长篇小说，不但数量可观，而且也拥有比较强烈的个人风格。代表作有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冯德英的《苦菜花》和《迎春花》、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艾明之的《火种》、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等。其他文艺体裁也有比较成功的创作，如叙事诗有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和《一个和八个》、闻捷的《复仇的火焰》，话剧有于伶的《七月流火》，电影有于伶等编剧的《聂耳》，夏衍编剧的《革命家庭》等等，而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在吸取民歌乐曲的基础上创作的现代歌曲在当时家喻户晓，除剧本以外，歌词创作也达到了较高的成就。这一时期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之所以发达，首先与当时普遍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有密切关系，大多数作家都自觉将文学创作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使文学作品体现强烈的政治目的。如李六如在谈《六十年的变迁》创作时说，他的创作就是想帮助人们“从这些历史经验中中吸取一些‘观今宜鉴古’的教训。”1梁斌谈创作《红旗谱》时直截了当地承认：“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2像这样的自我表白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但是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者，既有来自革命斗争实践的解放区作家，也有许多“五四”新文学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有着较丰富的的生活经验，虽然这些生活经验是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