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希腊教会因过分恐惧土耳其人，而向罗马作出名义上的归顺。这样一来教廷在政治上
声势大振，但同时它的道德威望却大大地削弱了。
威克利夫（大约公元1320—1384）以其生平和学说，说明了十四世纪教廷权威的衰
落。他和以前的经院学者不同，既非修道僧，又非托钵僧，而是一个俗世的祭司。他在
牛津享有盛名，并于公元1372年获得了牛津神学博士学位。他在巴里欧学院当过短期的
院长。他是最后一位重要的牛津经院学者。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不是进步的；他是个实
在论者，与其说是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毋宁说是个柏拉图主义者。他不同意某些人的主
张，而认为上帝的命令不是恣意的；现实世界并非诸可能世界中的一个，而是一个唯一
可能的世界，因为上帝是有选择最善的义务的。使他成为一个有趣人物的并不在于这些
事，同时他对这些事也似乎不大感觉兴趣。因为他竟从牛津大学引退为一个乡间教士。
在他生涯最后的十年中，他当了敕命路特渥尔兹教区的祭司，然而他却继续在牛津大学
讲学。
威克利夫的思想发展得异常缓慢，这是令人注意的。公元1372年，在他五十岁或五
十多岁的那年还信奉着正统教义；但在这个年代以后，很明显，他却变成了一个异端。
他所以信奉异端则似乎完全出于道义感的迫使——他对穷人的同情，和他对富有世俗僧
侣的嫌恶。起初，他对教廷的攻击只限于政治和道德方面而不涉及教义方面；只是由于
被迫，他才逐渐地走上了更加广泛的反抗道路。
威克利夫之脱离正统教义，始于公元1376年在牛津所作的一系列讲义“论公民统治
权”。他提出只有正义才配享有统治权与财产权；不义的僧侣是没有这些权益的；至于
一个教士应否保留其财产则必须由俗界政权来决定。他更进一步地教导说财产是罪的结
果，基督和信徒们没有财产，因此，僧侣也应该无产。这些教义触犯了托钵僧以外的所
有教士。英格兰政府却欢迎这些教义，因为教皇经常从英格兰调走巨额的贡赋，而这种
不赞成从英格兰送金钱给教皇的教义是对政府有利的。这种情况特别在教皇屈从法兰西，
而英格兰又同法兰西交战时显得更为突出。理查二世（RiohardⅡ）幼年时代的当权者，
刚特人约翰尽久地照拂了威克利夫。与此相反，格雷高里九世却谴责了威克利夫讲学论
著中存在的十八种论点，指控这些论点导源于巴都阿人马西哥利欧。威克利夫被召往一
个由主教们组成的法庭上受审，然而女皇和暴民却保护了他，同时牛津大学也拒不承认
教皇对该大学教师有司法权。（英格兰各大学甚至在那些年代中，就相信应有学术的自
由。）
公元1378—1379年间，威克利夫继续写作了一些学术性的论著，他主张国王是上帝
的代理者，而主教是应该服从国王的。及至大分裂到来以后，他更变本加厉地为教皇打
上敌基督者的烙印，又说承认·君·士·坦·丁·的·赐·予一事使得以后的历代教皇
都成为叛教者。他把拉丁文圣经译成英文；并以俗界僧众建立了“贫苦祭司”僧团。
（他因这项措施终于得罪了托钵僧。）他派遣“贫苦祭司”作巡回传道士，着重在贫民
中进行传道工作。最后，当他攻击祭司权时，他进而否认了化体说，把化体说称作一桩
欺骗和渎神的蠢事。在这一点上刚特人约翰曾下令命他缄口。
公元1381年瓦特·泰勒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使威克利夫陷入更加困难的处境。我们
虽然没有证据说明他积极地鼓动过这次起义，但他却和在类似事件中的路德有所不同，
他曾避免谴责起义。起义军中的一个领袖，约翰·鲍勒，这个社会主义的，被人剥夺了
僧职的祭司曾赞扬过威克利夫，这事曾使得威克利夫十分困窘。约翰·鲍勒早在公元13
66年遭到了破门处分，但这时威克利夫仍在信奉正统教义。因此我们可以设想约翰·鲍
勒必定是独自形成了自己的见解的。威克利夫的共产主义的见解，虽然无可置疑地受到
了“贫苦祭司”的传播，但他这些见解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一般农民是无法直接读
懂的。
令人惊讶的是威克利夫并没有因为他的见解和民主活动而遭到更多的灾难。牛津大
学尽量地保卫他抗击那些主教们。
当英国贵族院谴责他的巡回传教士的时候，众议院则拒不同意。无可置疑，假使他
活得再长些，纠纷是会要积累起来的，但截至他在公元1384年死去时为止他总算还没有
被正式判罪。他死在路特渥尔兹并埋葬在那里。直到康斯坦斯全教会议下令掘出他的骸
骨并加以焚毁时为止，他的遗体一向在这里安眠。
他的英格兰追随者们罗拉德派，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并在实际上已经完全复灭。但由
于理查二世的皇后是波希米亚人关系，他的学说得以在波希米亚流传。赫斯便是他此地
的门徒；尽管在波希米亚也有迫害，他们却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时期为止。在英格兰这
些人虽被迫转入地下但反对教廷的思想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为新教的成长准备了滋
生的土壤。
公元十五世纪中，除了教廷的衰落以外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引起了政治文化的迅速变
化。火药消灭了封建贵族而巩固了中央集权政治。在法兰西和英格兰，路易十一世和爱
德华四世各自团结了国内富裕中产阶级，这些人帮助他们平定了贵族政治的无政府状态。
意大利在公元十五世纪末年以前几乎一直未曾受到北方军队的骚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
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新文化在本质上是异教性质的，它仰慕希腊，罗马，和蔑视中世纪。
建筑和文学风格效仿着古代的典型。当君士坦丁堡，这个古代最后的残余，被土耳其人
攻陷后，逃往意大利的希腊难民曾受到人文学者的欢迎。瓦斯寇·达·伽马，和哥伦布
扩大了世界，而哥白尼扩大了天界。君士坦丁的赐予被斥为无稽之谈，受尽了学者们的
嘲笑。由于拜占庭人的协助人们逐渐直接地通晓了柏拉图，不再仅起新柏拉图主义者及
奥古斯丁的第二手资料了。人间寰宇不再是一个泪之谷，一个在朝圣途中走向彼岸世界
的处所，而是一个提供异教快乐，名誉，美丽，和冒险机会的地方了。历经数世纪之久
的禁欲主义被人遗忘于艺术，诗歌，和快乐的喧嚣中。
当真，就在意大利，中世纪也还是经历了一场斗争才死去的；
萨万纳罗拉和列奥纳都两人是于同年出生的。但在大体上来说，旧的恐怖，已吓不
得人了，精神的新的自由已显得如醉如狂。这种陶醉未能持久，但在当前它却消除了恐
惧。就在这快乐的解放时刻中，诞生了近代的世界。
第一章 总说
通常谓之“近代”的这段历史时期，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的思想见解有许多不
同。其中有两点最重要，即教会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旁的分歧和这
两点全有连带关系。近代的文化宁可说是一种世俗文化而不是僧侣文化。国家越来越代
替教会成为支配文化的统治势力。各民族的统治大权最初大都归国王掌领；后来，如同
在古希腊一样，国王逐渐被民主国家或僭主所代替。民族国家的力量，以及它所行使的
职权，在整个这时期当中稳步发展，不断扩大（一些小波折不算）；但是按大多情况讲，
国家对哲学家的见解所起的影响总比不上中世纪时的教会。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一直到
十五世纪向来能够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封建贵族，首先丧失了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后
来又失掉了经济地位。
国王联合豪商顶替了他们，这两种人在不同国家按不同的比例分享权力。豪商有并
入贵族阶级的趋势。从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以来，近代意义的民主制成了重大
的政治力量。和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民主制相反的社会主义，在1917年初次获得了
政权。这一种政治制度倘若蔓延开来，很明显一定会带来一种新的文化；但我们以后要
讲到的文化大体上是属于“自由主义的”文化，换句话说，就是和通商贸易极自然地连
在一起的那类文化。关于这点，特别在德国有若干重要的例外；举两个实例，费希特和
黑格尔的见解跟商业就毫无关系。但是这种例外人物并不代表他们那个时代。
否认教会的威信是近代的消极特色，这比它的积极特色即承认科学的威信，开始得
要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科学只占一个极微末的地位；反对教会这件事在人们
的心念里是和古代文明分不开的，仰赖的仍旧是过去，然而是比初期教会与中世纪还渺
远的过去。科学的第一次大入侵是1543年哥白尼学说的发表；不过这学说直到十七世纪
经过开普勒和伽利略着手改进，才开始得势。随后揭开了科学与教义之间的长期战斗的
序幕，这场战斗中守旧派在新知识面前打了败仗。
科学的威信是近代大多数哲学家都承认的；由于它不是统治威信，而是理智上的威
信，所以是一种和教会威信大不相同的东西。否认它的人并不遭到什么惩罚；承认它的
人也决不为从现实利益出发的任何道理所左右。它在本质上求理性裁断，全凭这点致胜。
并且，这是一种片段不全的威信；不像天主教的那套教义，设下一个完备的体系，概括
人间道德、人类的希望、以及宇宙的过去和未来的历史。它只对当时似乎已由科学判明
的事情表示意见，这在无知的茫茫大海中只不过是个小岛。另外还有一点与教会威信不
同：教会威信宣称自己的论断绝对确实，万年更改不了；科学的论断却是在盖然性的基
础上，按尝试的方式提出来的，认为随时难免要修正。这使人产生一种和中世纪教义学
者的心理气质截然不同的心理气质。
到此为止，我谈的一直是理论科学，理论科学是企图了解世界的科学。实用科学是
企图变革世界的科学，自始以来就是重要的，而且重要性还一直不断地增长，最后几乎
把理论科学从一般人的心念里驱逐了出去。科学的实际重要性，首先是从战争方面认识
到的；伽利略和雷奥纳都自称会改良大炮和筑城术，因此获得了政府职务。从那个时代
以来，科学家在战争中起的作用就愈来愈大。至于发展机器生产，让居民们先习惯使用
蒸气，后来习惯使用电力，科学家在这些方面起的作用则比较晚，而且这种作用直到十
九世纪末叶才开始有重大的政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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