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狭义地规定为“止奸之禁”，只要懂得不利于硫治阶级的所谓“奸邪正
法”，就是审是非察治乱的圣人了；但文学歌，其结果正相反，“今杀人老
生，剽攻窃盗者富”，刑律便宜了官商富豪，在刺复篇更说，“■急之臣进，
见知之法起，贵显者以峻文鹰隼得权势”。文学又说到止奸等于造奸的道理：
“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马，行则顿之，止则击之，身创于棰，
吻伤于衔，求其无失，何可得乎？乾溪之役，土崩梁氏，内溃不能
禁，峻法不能止，故罢马不畏鞭棰，罢民不畏刑法。”（诏圣）
“方今律命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
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
民犯禁也。？？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刑德）
反之，大夫眼中的儒者，在上面已经讲过，是“诵死人之语”的说教者，
只知道“重怀古道，枕藉诗书”，而不知今世当务之急，这在监铁论中处处
可以看到的，尤其关于拒胡，他们也只能说些尧舜孔孟的德化空论。此外，
我们更耍知道，贤良文学又是阴阳五行之徒，他们推本董仲舒，“始江都董
生，推言阴阳四时相继，四时之序，圣人之所则也”，他们极言谶纬式的宗
教，例如：
“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好行恶者，天报以祸，
妖灾是也。？？日者阳，阳道明，月者阴，阴道冥，君尊臣卑之义。？？
故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螣
生，此灾异之应也。”（论灾）
大夫并不反对宗教，也承认“文学言刚柔之类，五胜相代生。易明于阴
阳，书长于五行”，他们对此，自认外行，曾要求文学解说，但毕竟怀疑文
学的宗教观，例如：
“大夫曰：‘巫祝不可与并祀，诸生不可与逐语。信往疑今，
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远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
灾异之变，夭寿之期，阴阳之化，四时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应，
鬼神之灵，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纪，曲言之故，何所本始？
不知则默，无苟乱耳！’”（论灾）
文学依据阴阳怪论，以为当时水早之灾皆由天人感应所致，他们说，“政
有德则阴阳调，星辰理，风雨时，故循行于内，声闻于外，为善于下，福应
于天”，甚至推论到国有财富的政策，还使上帝大不满意，“县官鼓铸铁器，
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以致百姓不安，上天降灾。反之，
大夫则深疑灾异天降和人事有什么关系，例如：
“禹汤圣主，后稷伊尹贤相也，而有水旱之灾。水旱天之所为，
饥穰阴阳之运也，非人力，？？天道固然。”（水旱）大夫似欲藉自
然命运之说，以支持财富国有政策的合理；文学则依其阴阳五行的
日的论，来说明这种所有制形式之有逆天道。如果我们从儒林和酷
吏的思想意识方面来分析，儒林的世界观是僧侣主义的目的论，特
别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酷吏的世界观是庸俗的命定论，特别具
有显著的附和命运来宰割人民的思想。在这样思想斗争的背后，隐
然存在着皇族和豪族的阶级内讧。他们的宗教和哲学思想，通过了
道德法制的折射而间接地反映了经济的关系，特别是财产所有的形
态。
第五节 贡禹的社会批判
贡禹（公元前一二四——四四年）是宣元之间的博士贤良，在儒林中是铁
中铮铮，他和王吉并为世所称，所谓“王阳在位，贡公弹冠”，可见他与一
班利禄之辈道不相谋。汉书王吉列傅赞说：
“汉兴将相名臣，怀禄眈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
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贡之材优于龚、鲍（指
守死善道）？？。”
贡禹虽感自己“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但并未忘草茅民间，而以
素餐尸禄为耻。史称他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但保存于汉书中的言论仅
有些片断文字，其全部思想，已不可确知。大体看来，他似是一个地主阶级
的温和的反对派，专以武帝从来的苛政为攻击对象，如他说，“高祖、孝文、
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武帝始临天下？？
自见功大威行，遂从（纵）耆（嗜）欲”。他的奏议内容见于汉书者，有下列几
点：
一、封建的滥费，造成人民的贫困。他指出这是起自武帝（其实是以武帝
为代表人物）的现象，他说：
“后世（即武帝以来）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仿）
效。？？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蜀广汉主
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
食粟将万匹。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东宫
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老是也。今民大饥而死，
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
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固当若此乎？”
二、封建的享乐，造成人民的死亡。他攻击统治者的淫乱，说：
“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从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
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减金钱财物鸟兽鱼龟牛马虎豹生禽，
几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诸侯妻妾或
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内多怨女，外多旷夫。？？
是安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复其田，以与贫民。方今天下饥馑，
可亡（不）大自捐减以救之，（而）称天意乎？？？盖为万民，非独使
自娱乐而已也！”武帝的国有财富政策，造成社会的危机。他针对
这种现实攻击的言论是大胆的，他说：
“起武帝征服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
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
卒徒攻山取铜钱，一岁功十万人已（以）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
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
之灾，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铢钱起已（以）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
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
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
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耙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
槀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
穷则起为盗贼。？？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
又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钜万，
宜免为庶人，？？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
利。？？武帝？？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
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
三、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权，镇压农民起义，设置了一套服务
于封建经济基础的机器。贡禹指出礼义孝弟的官话，其内容包含了犬彘行为，
这更是对汉代的道德教条、人伦诏旨的矛盾的揭露。请看他的名论：
“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其计
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姦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
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
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按此盖为舆论），何以孝弟
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
临官。故黥劓而髠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
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姦而得利者为
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察其所从然者，
皆从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祟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
贡禹上面的批判，把汉代封建的政治和礼法，形容成了中世纪的黑暗。
他指出汉武帝的“法度”内容，不是法律，而是“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
这已经暴露出封建制的经济外和法律外的“一切之变”，即统治阶级的政策
所表现的，是一切皆在常规的平时之外（普通叫做动员）：他的宗教信仰所表
现的，是一切皆在理性的逻辑之外（所谓任私意即独断）；他的仁义孝弟的教
条所表现的，是人类意识的一种自我掏空。这里对于宗法礼教的批判，同时
包含着对于法律政治的批判。
第六章 两汉之际的思想
第一节 两汉神学正宗的危机及二重真理观的出现
汉代统治阶级思想的宗教化，是通过了“官学”形式的复活，在政权与
教权合一、帝王而兼教皇的严格思想统制下面实现的，并由此而显示出露骨
的奴婢作用。这种神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危机的暴露，是有是期而曲折的过
程的，并通过政治法律的折射而表现出它的“圣光”的阴暗。兹据史实，分
述其历史过程于下：
（1）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五月，诏策贤良：“咸以书对，著之
于篇，朕亲覧焉。”董忡舒公孙弘等以经术进。这是经术的宗教为汉制法的
转折点。
（2）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年），武帝诏策诸儒，擢公孙弘对为第一，待
诏金马门。每期会议，弘都献媚，利用经术来缘饰一切制度。
（3）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夏六月，诏今礼宫劝学讲议洽闻，举经典
遗逸者，置博士弟子员，大合天下之书，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
子传说，皆充秘府。
（4）天汉□年，孔安国献古文经传，藏于秘府。
（5 ）武帝□□□年，河闻献王得古文经传，献于朝。
（6）武帝□□□年，第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
补廷尉史。
武帝时代正宗思想，是儒学神学化、学校寺院化、帝王教皇化的中世纪
统治阶级思想的典型。昭帝承“雄材大略”政策碰壁之余，“战战栗粟”（始
元五年六月诏语），除“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汉书儒林列传序语）而外，少
有作为。但至宣帝时代起，更大有变本加厉之势。例如：
（7）元康元年（公元前六五年），修武帝故事，议论六艺群书，诏博举明先
王之术者，以消“阴阳未时”之灾。于是，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
待诏金马门，而萧望之、粱丘贺、夏侯胜、韦元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进。
（8）甘露元年（公元前五三年）召五经名儒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榖梁
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榖梁
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引入侍郎
许广，监议者亦并引入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
以经谊对，多从榖梁。由是榖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
（9）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三月，修武帝故事，诏萧望之、刘向、韦元
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欧阳地餘诸儒，讲五经
同异于石渠，帝亲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榖梁春秋博士。学
者滋盛，弟子万余。
（10）黄龙元年（公元前四九年）增五经博士员十二人，博士弟子员倍百
人。
总观宣帝时代，其一，由亲覧贤良策到亲临决五经同异，说明思想统制
更进一步。其二，由“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到“弟子万馀”，
到“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