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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一件是民主。 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６８９页）
所以，反帝与反封建并举，争独立与争人权并举，而反帝和争独立居于首要地位，这就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人民争取人权斗争的基本特点。从鸦片战争起，经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和民主权利，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最终都没有取得胜利。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沉重地打击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势力，但是，政权最终落入封建军阀手中，中国并没有因此获得独立和民主，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如孙中山先生自己在临终遗嘱中指出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４０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并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和实现自己人权的历史重任的。 早在１９２２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便鲜明地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消灭军阀统治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和实行无限制普选制度，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废止肉刑，承认妇女平等权利等人权要求。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和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指出保障人民享有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等等，是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人民从内外压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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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
；号召全国人民“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积极促成国共合作，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为争取和保障人民权利从实践上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１９２２年，党领导的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的口号。 １９２３年，党领导的著名的“二。 七”
大罢工进一步明确地举起了“争自由，争人权”
的旗帜。 与此同时，党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拟定了《劳动立法大纲》，提出了包括保障劳动者集会、结社、罢工权利在内的１９条原则。１９２５年５月，党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进一步提出保障劳动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主张和要求。１９２７年，上海工人在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上海市民代表政府，公布了《上海各界之总要求》和《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政纲草案》，第一次以政策法令的形式规定了人民的各项权利。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以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和建立工农民主政府来争取和保障人民权利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开辟了一系列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颁布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保障人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政纲。 在此基础上，１９３４年，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用根本法的形式把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成果固定下来，体现了中国人民保障自己基本人权的根本愿望。《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由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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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特权。“
（董云虎：《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７８４页）
它宣布：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一切劳苦大众，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和其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维护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等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由人民当家作主保障自己权利的宪法性文献，它对鼓舞根据地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起过重要的作用。１９３１年“九。 一八”
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为此，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共同抗日”
，作出了巨大努力。１９３５年，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 一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起来抗日救国，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册，第３３页）。１９３７年２月，中国共产党通电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抗日”
和“民主”
要求。抗战爆发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２３９页）
，并及时地阐明了“抗日”
与“民主”
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抗日”
和“民主”
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
，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抗日”
和“抗日的民主”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６８９—６９０页）。
一方面，抗日是民主必须围绕的总任务；另一方面，民主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同上，第３２６页）
，“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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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就抗不下去“
（同上，第６９０页）。
为此，必须保障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战的自由“
（同上，第３２７页）
，必须“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信仰的自由权”
（同上，第７２６页）。正是在这一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深入持久地进行对敌作战，使根据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主要战场；另一方面，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府，制定、颁布和实施保障人权的政策、法令，使根据地成为争取人权和保障人权的模范地区。第一，各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纲领都明确规定了保障人权的条款。 如１９４１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董云虎：《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７８７页）。
１９４３年《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也规定：“一切抗日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及居住自由，非依政府法令及法定手续，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均不得加以逮捕、禁闭、游街及任何侮辱人格、名誉之行为，以保障人权。”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件》，第３８页）
此外，《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晋冀鲁豫边区施政纲领》、《关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等也都对保障人权作了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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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几乎所有的抗日根据地都制定了专门的保障人权的条例。 如《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１９４２年１１月）
、《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１９４０年）
、《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１９４２年２月）
、《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１９４２年１１月）
、《渤海区人权条例执行细则》（１９４３年）
等等。这些条例规定了十分广泛的人权内容。 如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宗教在法律和政治上一律平等的权利；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著作、思想、信仰和人身、行动、通讯、居住、迁徙的自由权利；生命、财产、住宅、安全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以及非依法律不受逮捕、拘留、审问、处罚、侮辱、殴打、刑审逼供和强迫自首的权利等等。为保障上述权利的实现，各根据地政府还实行了“三三制”
和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选举制度以及“精兵简政”
、“减租减息”
、“劳动保护”
等政策。抗日根据地保障人权的政策措施和模范行动，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争取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的根本愿望，提出必须“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毛主席对英记者甘贝尔十二项问题之答复》，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６册，第７页）
，以“保障人权、解救民生、完成统一”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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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参考资料》第６册，第１４３页）。但是，蒋介石政府不顾人民的意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妄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阴谋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气势磅礴时解放战争。 与此同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政府继承抗日根据地以政策法令保障人权的法制传统，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制定、颁布和实施包括“保障人权、财权、公民权”
内容的施政纲领、宪法原则和专门的人权法令。 如《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１９４６年４月）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施政要端》（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６日）
、《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１９４６年１月）
、《东北各省市（特别市）
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１９４６年８月）
、《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１９４７年４月）
、《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以及《哈尔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