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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以教堂、市政厅和高山墙的街道，以及古老的城墙、尖塔、和城门为其哥特式的核心的成熟的古城，已被巴罗克时代成长起来的，那些更为辉煌、更为精致的贵族庭宅、宫殿和礼拜厅所环绕，开始在各个方向、以无形式的堆积四处泛滥，并以成倍增加的兵营式的公寓和实用建筑蚕食着日趋衰落的乡村，还通过拆除和重建而摧毁了古老时代的高贵景观。我们若是从一个古堡上向下俯视那房屋的海洋，便可从这历史存在的僵化形象中感受到，这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它标志着有机成长时代的结束和无机的、因此漫无节制的无限堆积过程的开始。另外，如今还出现了那种人工的、数学的、完全与土地隔离的产物，即城市建筑师设计出来的城市，它们纯粹只是一种心智的满足。在所有的文明中，这些城市都同样地追求一种象征着无心灵状态的棋盘形式。整齐划一的长方形块体曾使身处巴比伦的希罗多德和身处提诺契特兰的科特兹（Cortez）惊讶不已。在古典世界中，“抽象”城市的系列始自图里城（Thurii），它是米利都的希波达摩斯（Hippodamus）在公元前441年“设计”的。随之出现的是普赖恩（Priene），它的棋盘式的构图完全忽略了地基的起伏；以及罗得斯和亚历山大里亚。它们转而又成为帝国时代无数行省城市的典范。伊斯兰的建筑师自公元762年起开始建设巴格达，一个世纪以后，另一个巨城撒马拉（Samarra）也按照计划建成。在西欧和美洲世界，1791年，华盛顿的设计是第一个此类的著名例子。毫无疑问，中国汉朝和印度孔雀王朝的世界城市也具有与此相同的几何样式。甚至在现在，西方文明的世界城市也远未达到其发展的顶峰。我认为，到公元2000年以后，为一千万到两千万的居民而设计的城市将扩展到乡村的广大地区，其建筑物将使今天最大的房屋也黯然失色，那时候，对交通和运输的考虑，我们今天的人会认为空想得近似于疯狂。
甚至在其存在的这种终极形态中，古典人的形式理想仍是有形的点（corporeal point）。我们现有的巨大城市表明，我们对于无限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偏向——我们的郊区和花园城市已侵入到广大的乡村，我们有巨大的星罗棋布的道路网，而在建筑物密集的地区，我们有受到控制的、迅捷的交通工具，遍布在又直又宽的街道上、地下及空中；可真正古典的世界城市却是力求不去扩张，而是力求变得更加稠密，街道狭窄而局促，不可能有迅捷的交通工具（尽管在罗马的主道上这方面有充分的发展），人们根本不愿意住在郊区，甚至不愿意有郊区。甚至在这个阶段，城市还是需要成为一个最严格意义上稠密而完整的σωμα（实体）。在古典早期把乡村居民逐渐吸引到城市中、因而创造了卫城类型的那种杂居运动（synoecism），到了最后又以荒诞的形式再次出现；每个人都想住在城市的中心，住在最稠密的核心地区，否则，他就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城里人。所有这些城市，都只是城内的城镇（cités）。新的杂居运动形成的不是郊区地带，而是高楼（upper floors）的世界。例如在公元74年的罗马城，虽然有庞大的人口，可其周界之小，简直令人可笑——只有19。5公里（12英里）。因此，这些城市形体一般地不再向宽度方面扩展，而是越来越高，向上发展。罗马的市区公寓，如有名的福利古拉公寓区（Insula Feliculae），街道的宽度仅及3至5米（10～17英尺），可其高度却是在西欧难得一见的，只有美国的一些城市可与之一比。在卡皮托尔神殿（the Capitol）附近，屋顶已经达到山鞍的高度。但是，宏伟的城市群总是寄寓着可悲的贫穷和堕落的习惯，那些阁楼和跃式屋顶，那些地窖和后院，正在培育着新型的莽夫——在巴格达和巴比伦，在提诺契特兰和今日的伦敦与柏林，都是一样。狄奥多鲁斯（Diodorus）说到，有一个被废黜的埃及国王，就屈驾住在罗马的一个此类破败的高层公寓中。
但是，在这类发展中出现的那些不幸、强迫甚至清晰可见的疯狂情形，都不能抵消那些恶魔式的创造物的吸引力。命运之轮必要转到它的终点；城市的诞生也就注定了它的死亡。开始与终结，农民的茅舍与公寓群，相互间的关系就犹如心灵与才智、血气与石头。但是，“时间”决非一个抽象的词语，而是一个表示不可逆性的现实的名称。在此只有向前，决不会有向后。很久很久以前，乡村孕育了村镇，并用自己最好的血液养育了它。现在，大城市把乡村吸干了，不知饱足地、无止境地需要并吞食着新鲜的人流，直到它在几乎无人居住的乡村荒地中力竭而死。全部历史的这一最后奇迹那罪恶营身之美艳一旦俘获了一个牺牲品，就决不会放他走。原始村民能使自己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到处漫游，但是，理智的游牧民永远也做不到这样。对大城市的怀恋比任何一种思乡病都更醒目。对他来说，家就是这类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但甚至最邻近的村落也成了陌生的异域。他宁可死于人行道上，也不愿“回”到乡村。甚至对于这种浮夸的厌恶、对于华灯艳射的厌倦，还有最终令许多人难以自拔的厌世感，都不能使他们走向自由。他们把城市带到山岭或海洋。他们在内心里已经失去了乡村，而且将永远不能在外面重新得到它。
使世界城市的人们只能在这种人工的立足之地上生活下去的原因，是由于在他的存在中，宇宙节奏的脉动越来越微弱，而他的醒觉意识的张力却越来越危险。大家必定还记得，在一个小宇宙中，是动物性的、觉醒的方面跟着植物性的、存在的方面，而不是相反。节奏与张力、血气与才智、命运与因果，彼此间的关系就好象繁花盛开的乡村对石头堆砌的城市、自在的存在物对依赖的存在物一样。没有宇宙脉动所激活的张力，生命就不过是走向虚无的过渡。但文明不是别的，就是张力。在各种文明的所有杰出人物那里，头脑仅仅为一种极限张力的表现所支配。智慧不过是高度紧张状态中的一种理解力，而在每种文化中，这类头脑则是文化的最后人物的类型——我们只要把他们和偶然出现在大城市街道生活漩涡中的农民的头脑比较一下就明白了。还有，农民的智慧是“柔顺”，有着母性的机智和直觉，和其他动物一样，它是基于所感觉到的生命脉动，从这种智慧，经由城市精神，发展到世界都市市民的理智——这个刺耳的字眼正好透露了古老的宇宙基础的消亡——这一发展亦可描述为命运感的持续减弱和基于因果律之运作的需要的无限制的增长。理智是通过思想的运用去取代无意识的生活，这一运用固然熟练，但却缺乏生气，贫乏无力。理智的面貌在所有种族中都是一样的——而在其中不断退化的东西，正是种族本身。对存在之必然性和自明性的感觉越是微弱，“阐明”的习惯便越是发展，醒觉意识中的恐惧感便越是要通过因果方法来使其平静下来。由此，知识同可证明性合而为一了，而科学理论、因果神话就取代了宗教。由此，抽象的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纯粹因果律就与乡村的以物易物相对立，后者是节奏的脉动而不是张力的体系。
张力，当它已成为理智的时候，便对再创造的形式一无所知，而只知道世界城市所特有的形式——亦即，缓和、放松、娱乐。真正的游戏、生活的喜悦（joie de vivre）、愉快、陶醉，都是宇宙节奏的产物，其本身在本质上不再是可理解的。但是，用相反的东西——有意识的和蓄意的愚弄——去缓解繁重的和紧张的脑力劳动，用体育运动的身体紧张去缓解智力的紧张，用感觉的“愉快”追求和精神的“刺激”追求，如赌博和竞争，去缓解身体的紧张，用有意识地欣赏神秘主义去缓解日常劳作的纯粹逻辑，所有这些乃是一切文明的世界城市所共有的。电影、表现主义、通灵术、拳击比赛、黑人舞蹈、扑克和赛马——所有这一切在罗马都能找到。其实，明白人也可以把他的研究扩展到印度、中国以及阿拉伯的世界城市中去。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有人读了《爱经》（Kama…sutram），他就会懂得佛教何以也能投合人们的趣味，接着，他就会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克诺索斯宫殿中的斗牛场面。毫无疑问，作为那些场面之基础的，是一种崇拜，而在这个崇拜之中，遍布着一种风味，就像罗马大竞技场附近流行的伊西斯崇拜中遍布着一种风味一样。
所以，当存在完全地失去了根基，而觉醒的存在完全紧张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种现象突然出现在历史的亮光之中，这一现象早就秘密地酝酿成熟，只是现在才出来结束这出戏剧——这就是文明人的不育状态。这不是能够把握为一种简单的因果律那样的东西（就像现代科学十分自然地试图把握的那样）；它应被理解为一种本质上向死的形而上的转折。世界城市的最后人类不再想活下去——作为一个个体，他可能对生活还有所依恋，但作为一种类型，作为一个集合体，情形就决非这样了，因为这种集体生存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那以一种深刻的、不可言喻的恐惧来打击真正的农民的东西，那种认为家族和名号可以灭绝的看法，现在都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血缘关系在可见的世界中的延续已不再是血统的职责，而作为谱系中最后一员的命运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劫数。再也不会有孩子了，这并不是因为不能生育了，而主要地是因为处于强度之顶峰的理智再也找不到需要有孩子的理由了。读者可以试着用农民的心灵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从原始时代起就坐在自己的地盘上，他牢牢地抓住他的地盘，用他的血气坚守着它。他作为他的祖先的后代和作为未来后代的祖先，生根在土地上。他的房屋，他的财产，在这里不是意味着人与物在一短暂的时间内的暂时联系，而是意味着永恒的土地和永恒的血统的一种持久的、内在的结合。只有从这一神秘的定居信念中，循环的各个重要的转折阶段——繁殖、生和死——才会派生出形而上的惊奇因素，这种因素集中体现在一切束缚于土地的人们所具有的习俗和宗教的象征主义中。对于“最后的人”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不复返的过去。理智和不育在旧家族、旧民族和旧文化中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每个小宇宙中，那过分紧张和受到束缚的动物性因素在蚕食植物性的因素，而且也因为醒觉意识认为存在一般地要受因果律的调节。理智的人最有意义和最有�